21世纪更是人类全面进入信息化社会的世纪，信息化的浪潮便以不可抵御之势席卷全世界。在信息化的社会，信息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谁能把握信息，谁就能拥有成功。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世界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小学生说明文【五篇】（全文完整）,供大家参考。
小学生说明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小学语文说明文教学；
培养搜集和处理信息能力；
把握文章主题；
激发学习兴趣
21世纪更是人类全面进入信息化社会的世纪，信息化的浪潮便以不可抵御之势席卷全世界。在信息化的社会，信息越来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谁能把握信息，谁就能拥有成功。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世界各国都十分注重培养少年儿童搜集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2001年我国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其中提出“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语文课程标准》第十条总目标中也明确提出“学会使用常用的语文工具书。初步具备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可见，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已经十分注重对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的培养。《语文课程标准》开篇就明确指出：“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具备包括阅读理解与表达交流在内的多方面的基本能力，以及运用现代技术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由此可见提高学生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驾驭信息、利用信息就显得尤其重要。
说明文作为阅读教学的一种文体，对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高是不可缺少的主要方面。此类课文的教学价值恰好为课标理念的达成提供了最好的素材。我们必须转变思维方式，把说明类的教材文本作为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素材，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感知内容，乐于探究，品味语言，习得方法。
说明文，相对于其他文体的课文来说，没有其他文体的曲折情节――吸引人，没有其他文体中的鲜活形象――影响人，也没有其他文体的浓郁情感――感染人。因此，许多老师认为此类文本内容简单，写法平实，学生一读就懂，教学过程中难以出现其他课文教学时生成的精彩，公开课少人问津，家常课也不被重视。有些老师索性让学生读读课文，了解了解内容，顶多再延伸一下――读读课外补充资料就结束教学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一方面歪解了编者的意图，弱化了学生对说明文的深入认知和阅读兴趣；
另一方面误导了学生对此类课文的关注程度，使得本该成为学生学习方法习得、学习习惯养成、科学知识熏染的过程被浅化了，影响了说明文教学的效果。因此，教会学生如何根据所学内容搜集处理信息，就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难题，较好地帮助学生学习说明文，使学习变得主动、有效、深入。
一、搜集处理信息，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文章的主题
在说明文的教学中，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资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文章的主题。例如在教学小学六年级下册的《各具特色的民居》这篇课文时，为了让学生能更好地把握@篇说明文的主题：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艺术形式上百花盛开，在民居上也是各有特色。我让学生课外搜集了许多关于我国各地各民族的民居资料。学生通过阅读课外书报，上网搜集信息，汇集整理信息资料，再分组交流信息。通过搜集和整理信息，学生们更深刻体会到：我国的民居建筑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用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在适应与改造大自然的漫长岁月中创造出来的。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各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56个民族风格与传统各异，生产和生活各具特色，建筑材料千差万别，使我国的民居建筑多姿多彩，富有创造性。其中，课文里重点介绍的被称赞为“中国古建筑奇葩”的闽西土楼。近五六年来，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慕名前往闽西永定县，参观考察被称赞为“中国古建筑奇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史蒂汉斯・安德烈先生参观了土楼后赞美道：“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模式。”永定土楼，特别是圆形住宅（土楼），以悠久的历史，宏大的，精巧的结构，独特的风格扬名于世。仅以永定县苦竹乡井头村的深远楼为例，楼里三圈，直径80米，周长250米。外圈四层，房子260间；
中圈二层，房子60间；
里圈一层，房子8间。共有房子328间，里头住毒害80户500人。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偌大一座城堡式的高大建筑，不用一根钢筋，一包水泥，一块砖石，全以一担担黄土堆积而成，自明清迄今，始终完好如新。土楼格局的恢宏，令人为之肃然起敬。客家人世代相传，朝夕相处，团结友爱，和睦共居的大家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淳朴敦厚，和善好客，刻苦耐劳的民风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课文中还介绍了独具特色的傣家竹楼。古人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算得上是最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常年居住在“竹”楼里，幢幢造型独特，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地理特征的傣家竹楼，飘浮在袅袅炊烟和潺潺流水的画卷里，掩映在茂林修竹和香蕉柚子织成的绿色帷幕中。斑斓多姿的傣族寨子，随着天地间的长风流水，与自然和为一体。通过搜集处理信息，学生能更好地把握这篇说明文的主题：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艺术形式上百花盛开，在民居上也是各有特色。
二、搜集处理信息，形式多样的信息交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小学生说明文范文第2篇
摘要“艳情小说”作为明清一类小说的类型名称,早已诞生并有流行的趋势。对“艳情小说”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科学界定,至今尚未见到。将其称为“猥亵小说”似更加合理:其中的性爱描写,既不具备文学的个体价值,也不具备文学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艳情小说 命名 性爱描写 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通过叙述小说类型的演进,来把握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开创的研究模式,这个模式沿用至今。鲁迅之后的学者们,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思路。近年来,学界对“艳情小说”的命名及探讨,亦是沿此思路而展开的。
《中国小说史略》奠定的研究格局,主要优点是非常有助于对小说史的综合性、整体性的把握,但也有其不足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
“‘讲史小说’、‘神魔小说’或‘人情小说’之类的概念术语,既未被认真清理和界定;而小说的类型理论的内在发展,也缺乏必要的描述和分析。因此,鲁迅的这一理论思路,远未充分展开。”
上引这段话,用来说明“艳情小说”的研究状况也同样合适。有感于此,笔者想对“艳情小说”的命名谈一点浅见,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艳情小说”被当作一种术语用来命名明清小说中的一种类型,并在一定范围内被采纳和运用,大约是近二十年的事。这一命名出现较早、影响较大的,当属80年代中期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18辑“艳情小说专辑”,接着国内某些出版社亦有踵武者。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学者认可并采纳了这一命名,或者用来进行实际操作,如萧相恺先生的《珍本禁毁小说大观》;或者进行理论研讨,如石昌渝先生的《中国小说源流论》。
种种迹象表明:“艳情小说”作为明清一类小说的类型名称,早已悄然诞生,并有风行的趋势。一大批明清小说被归于“艳情小说”的名目之下,比如《痴婆子传》、《如意君传》、《绣榻野史》、《浪史》、《昭阳趣史》、《肉蒲团》、《弁而钗》、《宜春香质》、《浓情快史》、《巫山艳史》、《株林野史》、《春灯迷史》、《僧尼孽海》、《灯草和尚》、《杏花天》、《空空幻》、《灯月缘》、《桃花缘》、《载阳堂意外缘》、《三续金瓶梅》、《欢喜冤家》、《载花船》、《醉春风》等等。流传至今的,超过了四十种。尽管如此,时至今日,笔者尚未见到对“艳情小说”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严谨缜密的界定和清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将“艳情小说”作为明清小说中一种类型的名称,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未见采用。在鲁迅之前,1914年《礼拜六》杂志创刊后,曾经使用过“艳情小说”的名目,但那是用来指称当时的小说创作的,与明清小说类型的命名完全无涉。在鲁迅之后国内出版的比较重要的中国文学史、小说史著作,也均未出现这个名目。有的学者对此已有说明:
“考诸小说史研究文献,这个称谓古未有之,个别学者以‘艳’喻小说,乃指艳冶描写,与小说分类无涉。”
由此可见,要想对“艳情小说”划定疆界并做进一步的形态分析,在现有的研究文献、小说史、文学史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
“艳情小说”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如何界定呢?有的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人们习惯上将明清小说史上一些描写男女情爱比较刻露的作品称作‘艳情小说’。”这个界定显然很不严密。且不说人们对“艳情小说”这个名称习惯不习惯,也不说人们的习惯能否作为界定一个学术概念的依据,就拿界定本身来说,“比较刻露”这种伸缩性极大的标尺,究竟应该如何使用呢?因此,这个定义难免“宽泛和含混”,并没有解决“艳情小说”概念的界定问题。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概念都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内涵、外延。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总和。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概括的思维对象的数量或范围。要对“绝情小说”的概念做出界定,笔者认为,不妨先考察一下这个概念的外延。当代学者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进行说明。
例一:萧相恺先生的《珍本禁毁小说大观》一书,对所介绍的小说进行了分类,其中有一类为“艳情类”,此类与“世情类”、“才子佳人类”小说并列,其实就是“艳情小说”的别称。作者列入此目类下的明清小说有三十余种,如《如意君传》、《绣榻野史》、《巫山艳史》等。如果我们将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猥亵”类小说的篇目与萧相恺先生“艳情类”所列小说篇目对照一下便可看出:二者所列举的篇目几乎完全相同,只有个别作品有出入。据此,我们可以说:萧相恺先生所说的“艳情类”小说,即等同于孙楷第先生所说的“猥亵”类小说,二者的外延基本相同。
例二:石昌渝先生在谈论“艳情小说”时曾指出:
“但是这清初的几十年间,艳情小说却承袭明季之风,不因改朝换代而稍减。《肉蒲团》、《杏花天》、《浓情块史》、《春灯闹奇遇艳史》、《株林野史》、《桃花影》等等,不断花样翻新,版行天下。”
石昌渝先生此处所列举的“艳情小说”,无一例外地均包含在孙楷第先生所谓的“猥亵”类小说篇目之中。石昌渝先生虽未将“艳情小说”所有的篇目都列举出来,但仅从其已列举出来的篇目所透露的信息来看,石先生也认为“艳情小说”与孙楷第先生所谓的“猥亵”类小说在外延上一致。这一认识,与萧相恺先生不谋而合。据此,我们为“艳情小说”的外延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参照系,这就是孙楷第先生所谓“猥亵”类小说的篇目。
既然“艳情小说”的外延有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那么,“艳情小说”的内涵也就容易界定了。我们知道,“猥亵”类小说主要写淫乱的、过分的、超常的、非时非地的、乱伦的男女性事,其特点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每叙床第之事”,“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意欲语,故未能文,乃作小书,刊布于世”。鲁迅先生的概括,既准确地点明了“猥亵”类小说的特点,又可以用来说明“艳情小说”的内涵,据此,我们借用鲁迅先生的以上观点来界定“艳情小说”的内涵。
“艳情小说”与其它小说类型的区别是比较显著的。下面,我们来分别辨析一下。“艳情小说”主要人物多为性欲强烈、性行为随便的男女,所写两性关系多是超越常情常理的私通、苟合、乱伦等,充斥着兽欲发泄、性力崇拜、性虐待、性变态,在情欲叙事和“黄色”描写方面比《金瓶梅》走得更远,却根本不具备《金瓶梅》那样的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因此,便与鲁迅先生所说的“不过这类的书名字,仍多袭《金瓶梅》式,往往摘取书中人物的姓名来做书名;但内容却不是淫夫荡妇,而变了才子佳人了。所谓才子者,大抵能作些诗,才子和佳人之遇合,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这似乎是很有悖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的“才子佳人”类小说划清了界限。“艳情小说”因为没有或极少写离合悲欢、发迹败落等等世态人情,从而与鲁迅先生划分的“世情书”即世情类小说划清了界限。至于“艳情小说”与讲史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玄学小说的分野,就更显而易见了,不必多费笔墨一一辨析。
概而言之,笔者认为,“艳情小说”不过是“猥亵小说”的现代包装,而且是一个广告味很浓、颇有溢美之嫌的命名。如果从名实相符的角度考虑,笔者以为,应该采用孙楷第先生最先提出的观点,径直称之为“猥亵小说”。也许有的学者认为此名不够“雅驯”,然而我们却不能为了照顾“雅驯”而使用一个名实不符、含义不明的学术范畴,须知“猥亵小说”本身就不配有雅驯的命名。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艳情小说”的文学价值。
我们首先要明确:文学作品并不是不可以写性,而是应该怎样去写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
“性既然是人类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因此性描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亦是不足为怪的现象,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研究中,不存在一般地、抽象地讨论应不应该描写性的问题,只有一个应该怎样去描写性的问题以及对已经存在的性描写如何进行分析、解剖的问题。”
其次,我们还要特别指出,性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有着积极的、消极的两方面。很多学者曾一再指出过这一点,如费孝通先生曾说:
“人类必须依赖两性行为的生理和心理机能来得到种族的绵延。社会结构的正常运行、以及社会的发展,但又害怕两性行为在男女心理上所发生的吸引力破坏已形成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不得不对个人的性行为加以限制。这就是社会对男女关系态度的二重性。”
又如:
“人类的情欲同人类的其他欲望一样,有着积极和消极这两个方面的作用。并且其积极的一面是人类的其他欲望不可相比的,可以说正是由于人类情欲的存在,才使人类能够组织起来家庭和社会,才使人类能够不断繁衍和发展,这是决定人之为人和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情欲。但是人类情欲的消极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当人类情欲失去人性控制以后就是纯粹的动物性,而其破坏性又是任何一种动物所不能达到的。”
明确了这两点,我们再来看“艳情小说”所叙男女性行为是否健康、正当。世界卫生组织(WHO)对性健康所下的定义是:“通过丰富和提高人格,以人际交往和爱情的方式,达到性行为在肉体、感情、理智和社会诸方面的圆满和协调。”上文我们已经谈到,“艳情小说”多写私通、苟合、乱伦、淫乱,写男女性事不但刻意而且超越常情,充满了兽欲发泄、性力崇拜、性虐待、性变态。用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衡量,“艳情小说”的性描写几乎均为不健康、不正当的,应予排斥、否定。
文学价值学认为,文学价值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文学的个体价值,从创作者来说,表现为自我实现的需求和情感舒泄的需求;从接受者来说,表现为陶冶性情的审美价值和情感的书写与升华作用。以此为标准衡量“艳情小说”的性描写,显然是不具有文学价值的。文学的社会价值,主要表现为政治价值和伦理道德价值。因“艳情小说”的性描写均与政治无涉,所以根本谈不上有政治价值。文学的道德价值主要是“扬善惩恶”的社会功能,它反映着特定社会生活中人们普遍的道德观念,同时又反过来强化这种观念。以此标准观照“艳情小说”的性描写,显然也不具备伦理道德价值。综上所述,“艳情小说”的性描写,既不具备文学的个体价值,也不具备文学的社会价值。因此,笔者认为,以有违常情常理的性描写为文本主体的“艳情小说”,其文学价值近乎为零。
参考文献:
[1] 陈平原:《中国古代小说类型观念》,《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王星琦:《怎样看待明清艳情小说》,《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6期。
[3] 萧相恺:《珍本禁毁小说大观――稗海访书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4]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
[5]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8] 胡邦炜、冈崎由美:《古老心灵的回音: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化――心理学阐释》,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9] 霭理士,潘光旦译:《性心理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10] 李兴武:《丑陋论――美学问题的逆向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 郑思礼:《中国性文化:一个千年不解之结》,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4年版。
作者简介:
张慧强,男,1978―,河北蔚县人,北京师范大学2010级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
小学生说明文范文第3篇
大家都知道兴趣是学习的内驱力，是创造才能的催化剂。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初中教材中入选的一些说明文，多是精美的科学小品，不少写得形象生动，通俗活泼，让人读也饶有趣味。教师只要根据说明文本身的特点和学生的心理，就可以激发起学生学习说明文的兴趣。例如在《松鼠》一文中，作者先介绍松鼠“漂亮”的外形，再介绍它“驯良、乖巧”的内在习性。按照由表及里的顺序进行说明；
在《国宝―大熊猫》中，作者先告诉我们大熊猫很珍贵，然后再具体介绍它珍贵的原因。生动的文字形象的再现了说明物体的特点，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那么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如何去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树立明确的目标
初中语文说明文教学重点培养说明性文字的读写听说能力，它是由重点培养记叙性文字的读写听说能力的基础上，过渡而来的。况且，说明文是以说明为主的，说明也是常见、常用的表达方式之一。说明文同人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文学作品所无法替代的。学生的说明能力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见，学好说明文，首先要树立明确的目标，才能为以后的学习打好基础。
二、教之以情，学之以趣
“以情动情”是教育的共同规律。教师的情感对学生来说，是导体，是火种。教师首先要善于将自己对教材的感受及情感，体验传导给学生，让学生爱读说明文。如果教师自己都厌教，那么，怎么谈得上学生“学海无涯乐作舟”呢？
三、充分利用和发掘教材中的趣味因素
叶老说过，说明文“是传授知识的文字”。美国教育家布鲁纳指出：“学习的最好刺激是对所学教材的兴趣。”根据说明文具有知识性强和中学生正处于求知欲旺盛期的特点，教师只要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成教材中的趣味因素，一定会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的。例如《松鼠》一课文字活泼，生动有趣；
《沙漠里的奇怪现象》有利于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
《中国石拱桥》文情并茂，既富有知识性，又饱含强烈的爱国激情。
四、课内外结合，重视实物教学
说明文的说明性强，即实用性强。教学中，教师把学生各门学科的学习内容联系起来，课内外生活结合起来，多让学生留意自己身边的事物，显示说明文学习的指导作用，也能激发学生学习说明文的浓厚兴趣。又如学生学过《松鼠》后，仔细观察自己所喜欢的小动物的特点，摹仿课文介绍松鼠的写法，写一则200字左右的小短文，多数学生兴趣很高，写出的小文章也非常好，极大的激发了学生们的自信心。
五、借助于说明文的语言魅力
说明文的客观性很强，就是语言要求准确、简明和周密。教学中，教师只要抓住一些关键词句，让学生体会语言的准确性、分寸，同样可以激发起学生学习说明文的兴趣。再如，讲“石拱桥”特点时，“这种桥不但形式优美，而且结构坚固。”其中关联词表示出“形式”到“质地”的主次与递进的关系，不仅形体美，而且耐用，这足以说明石拱桥的好处了。讲“赵州桥”的特点之二时“大拱桥的两肩上，各有两个小拱”。让学生画出三幅大拱上有小拱的不同位置和数量的三座桥，进行比较，体会出说明语言的真正魅力。
小学生说明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幻小说；
刘慈欣；
“宇宙社会学”
科幻小说是一种独特的通俗文学类型。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和兴趣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科幻小说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科幻小说的繁荣与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发达与否。我国科幻小说从清末诞生到现在已经有百年的历史，期间虽然也有过几次发展的小高潮，但进十几年间优秀作品不多，直到2013年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小说出现，成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新旗帜，重新引起了出版界，实业家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这种现象对于中国科幻小说来说并不多见，因此有必要对于刘慈欣《三体》系列小说的成功原因进行探讨。
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小说包括《三体》、《三体Ⅱ：黑暗森林》、《三体Ⅲ：死神永生》。小说的初衷在于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是否应该主动与外星文明联系，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收到外星文明的信息，我们要不要回应？整个系列小说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线索，就是三体星球舰队对地球的入侵以及人类文明与三体文明之间长达几百年的恩怨情仇。同时每部小说自己内在的情节设计也很完整。如《三体》讲述的是因期间一次偶然的星际通讯引发了三体文明对地球的入侵，各国清除地球三体组织的故事；
《黑暗森林》设计了面对三体舰队即将入侵地球的危机，人类如何应对的故事。作品中最后的面壁者罗辑与三体文明展开了智慧博弈，最后利用宇宙黑暗森林”法则逼退了三体舰队并建立了对三体文明的“黑暗森林”威慑。《死神永生》是整个系列的终曲，讲述了人类和宇宙的最终命运。在“黑暗森林”威慑失效后，人类被三体文明侵略，这时人类逃离的飞船向宇宙广播了三体星球的坐标，三体星球被摧毁，三体人撤离，人类最终也在宇宙舰艇上延续了文明。
可见从情节设计上看，《三体》系列小说无论是作为每一部还是整体系列是完整的，同时也是虚幻的。比如《三体》中三体星球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正是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催生了三体文明向外移民的需要。《死亡永生》中二向箔最终灭亡了整个太阳系。在《三体》系列小说中处处展现了大量作者这样的奇思妙想和经典创意。这种奇思妙想和经典创意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些堪称经典的科幻设想给人带来了极大的阅读享受。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这些幻想不足以引起读者的广泛的关注。因为从现实来看我国民众对科学的兴趣不是很大，尤其是成人更关注自身的成功与发展，关注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也比较偏向务实的现实主义，而摒弃玄想。如果科幻小说局限在遥远的未来、外星人、星球探险等题材上，不能对这些题材进行更深的哲学思考，就容易令人产生脱离现实，无中生有的感觉，很难与读者产生共鸣，难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而且科幻小说中的虚幻情节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虚构情节不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是可以把这种情节当做是真的发生过的一样，因为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情节的社会背景是真实的，而科幻小说中的虚幻情节往往是建立在科学推理上，本身就是离普通读者比较远的，比较难以理解的，是很难让读者将此当做是真实发生的一样，因此科幻小说中的情节往往难于和读者产生共鸣。而《三体》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在于《三体》系列小说中的情节都是在一个完整的逻辑下展开的，三部小说每一部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同时三部小说又有一个比较严密的逻辑，作者的所有的天才的设想都是服从于这个逻辑的。在《三体》系列小说中所有的情节逻辑都是从一个科幻设想展开的，而这个科学设想就是这个作品的逻辑起点。这个逻辑原点是比较严密且符合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和认知的。这个科学设想就是作家在作品中探讨的“宇宙社会学”。
“宇宙社会学” 有两个公理：1、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2、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基本保持不变。从这两个公理出发引入了猜疑链和技术爆炸两个概念，从而得出了“黑暗森林”法则的重要推论，即在一个黑暗森林中，只要暴露自己，就一定会遭到更高一级文明的打击。这个“宇宙社会学”成为小说中的所有情节设计的逻辑原点。如《三体》中三体文明之所以入侵地球，就是三体星球恶劣的生存环境，基于第一个公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的原因，三体星球入侵地球。《黑暗森林》中罗辑能逼退三体舰队也是依靠“黑暗森林”法则，《死神永生》中三体文明的撤退同样是这一逻辑在起作用，可见“宇宙社会学”绝不是书中的一个简单设想，它是整部书情节设计的逻辑起点。
“宇宙社会学”特别是其中提到的“黑暗森林”法则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在书中这种法则是宇宙中各种文明的生存方式，但在读者看来，这种宇宙中的文明生存方式正是现实中许多人感受到的生存方式。大到国家之间的纵横捭阖，小到个人之间的你争我夺勾心斗角，都能看到“宇宙社会学”里的“黑暗森林”法则的影子。虽然现代社会不是丛林社会，人们之间有合作包容的一面，但必须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之间竞争的程度越来越激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竞争中保持有利地位。在竞争中表现出的残酷性与“黑暗森林”法则有共通之处。同时在现实社会中，激烈的社会竞争也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一种惶恐感，《三体》系列小说中的所有人在“黑暗森林”法则下，同样都有这种惶恐感。所以虽然作品描写的是与我们生活的时代遥不可及的未来发生的事情，但是读者从中体会到的审美感受却是现实的和现代的，人们基于日常生活的切身体现，就易于对《三体》系列小说产生情感共鸣。可见《三体》系列小说通过“宇宙社会学”和“黑暗森林”法则，将科幻与现实在逻辑上打通，从而使读者能够与作品产生共鸣，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小学生说明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陈翔鹤；
历史小说；
陶渊明；
嵇康；
文学批评
陈翔鹤是五四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很有成就的个性独特而命运坎坷的老作家。他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虽然他的作品不算太多，但他却以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文学宝库增添进新的东西，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他在60年代停笔多年后响应“双百方针”的号召，采用了一种有别于当时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以敏捷的才思创作了有较大影响的《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取得了成功，引发了六十年代初中国文坛上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小高潮。然而在文学“一体化”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他的小说创作因为表现出个性化历史叙述的特点，曾经招致了许多误解和曲解，甚至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广陵散》似乎也成为了陈翔鹤自身的谶语，作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似乎是《广陵散》的重演。历史的悲歌早已过去，但他的小说丰富的艺术技巧，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他的偏离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个性化叙述方式，在文学史上仍有着深刻而持久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他这两篇堪称生命绝唱的历史小说依然对当代文学、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对陈翔鹤历史小说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其题材选择的探讨和人物形象思想性格的分析；
二是对其小说的历史叙述方式进行分析；
三是简单地分析陈翔鹤历史小说受批判的原因和在六十年代的历史命运；
四是重新讨论这两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些研究很少涉及到陈翔鹤历史小说当时受到批评的文章，对批评的具体内容也很少做出客观辩证的分析。为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归纳出当时对陈翔鹤历史小说批判的焦点，深入地分析其历史小说受到批判的原因与危害，并进一步探析陈翔鹤这种个性化历史叙述的意义及其对当时作家和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的潜在影响。
一、批判陈翔鹤历史小说的焦点职称网
进入六十年代中期后，国家意志与文学叙述渐行渐进，无形中规范了文学创作要为政治服务，主体创作意识要与“时代共名”保持一致。随着文艺界政治思想斗争的日益尖锐，出现了对陈翔鹤历史小说的批判攻势。当时对陈翔鹤小说的文学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黄秋耘曾说过“陶渊明对死生的看法，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颇有些唯物主义的味儿的……他主张‘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作者所赞赏的，也正是陶渊明这些比较积极的地方。”…’余冠英显然不同意这一说法，于是他在《文学评论》上发文认为“《陶渊明写<挽歌>》不是批判地而是用同情和欣赏的态度突出了陶渊明思想中的某些消极东西，而且描写的比它的本来面貌更为消极。”‘小说描写晚年的陶渊明，拿陶渊明对于死生问题的看法作为一条贯穿全篇的线索……小说所描写出来的陶渊明是一个对生活十分厌倦的隐士。”“他所说的‘乘化归尽’、‘乐夫天命’等等都是一种消极地对待人生的态度，即所谓任天委运，顺应自然，这种思想久已成为苟且偷生的人们的精神麻醉剂。”他认为小说宣扬了虚无幻灭的情调，强调而且夸张了陶渊明的消极思想“‘一旦死去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陶渊明并不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也不会有活着是一种麻烦的想法。”余文并没有充分考虑文本的具体历史语境来评价历史人物，而是从主观立场出发来任意揣测作者的创作意图，认为陶渊明的生死观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会麻醉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现实斗争。实际上作者是基于严正的现实主义立场和对历史的深刻体悟来刻画陶渊明的。他在遵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进行合情合理虚构，并没有拔高人物的思想精神。他之所以写《陶渊明写<挽歌)》，“是想表达对生死问题的一点看法。死和生是同样自然的事。现在有的老人很怕死，没有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而陶渊明的生死观是很豁达自然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也就是归返自然。因而他当然讨厌佛家对死的煞有介事，更不相信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第二是关于借古讽今的问题。黄秋耘认为：“写历史小说，其窍门倒不在于征考文献、搜集资料……更重要的是，作者要能够以今人的眼光，洞察古人的心灵，要能够跟所描写的对象‘神交’……《陶渊明写(挽歌)》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而余文则从阶级观点出发认为“‘今人的眼光’并不都一样，有无产阶级的‘眼光’，有资产阶级的‘眼光’，有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有非马克思主义的‘眼光’。陈翔鹤同志的‘眼光’究竟是哪一种呢?……这样的‘今人’，以他们的‘眼光’描写古人的情怀，或借古人的口吻表达自己的隋怀’，其结果将会是怎样?”他还说：“那位擅长于以古讽今、借古攻今的秋耘却是对这篇小说感到‘特别亲切’的，他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欣赏作者的‘眼光’。他未尝不自以为他是作者。
真正的知音和知心者，对于这种‘共鸣’，陈翔鹤同志又有什么感想?”颜默认为“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写历史、写历史人物，而是借历史人物来表现自己的那种不可言明的阴暗心理”。文戈也指责陈翔鹤的历史小说是“恶毒攻击党的庐山会议”，还把攻击矛头指向党中央。小说中对慧远和尚“极端夸张和漫画式的描绘”， “是继承了右派分子的衣钵，对全国人民无限信赖的党中央进行无耻的诽谤，别有用心地挑拨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小说“还险恶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呜冤，煽动他们起来和党抗争到底”。
第三是嵇康的“叛逆精神”问题。1965年乔象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宣扬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小说< 广陵散)》，在承认进步力量对反动腐朽力量的叛逆、反抗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的同时指出：《广陵散》的作者“完全忘记了今天的时代根本不同于嵇康的时代，这是由于他以为封建士大夫的叛逆精神是一种永远都值得赞美的精神。以至感到有必要把‘叛逆’的火种从嵇康那里接过来，借嵇康的凄惨的死和他在文学史上享有的声誉来向今天的广大读者宣扬他那种‘叛逆精神的可贵”，“所以，小说《广陵散》在今天宣扬所谓‘叛逆精神’，‘不堪流俗’的精神，如果有些人也像陈翔鹤同志一样，以为它们今天还是可贵的，还是值得仿效的话，那么就只会把他们置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和集体对立的地位，置于和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颜默在《文艺报》上发文也认为“尽管嵇埭的叛逆精神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今天也只能成为个人主义者对抗组织、藐视群众的精神武器了”。文戈在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时，明确称其所宣扬的叛逆性格是极端反动的，“鼓动牛鬼蛇神起来‘叛逆’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它只能起破坏作用”。
第四是历史背景方面。文章认为小说发表的历史背景，正是我国连遭自然灾害、国内外阶级敌人联合反华之际，而这篇小说是为“发泄自己对政治和社会的不满心怀”，“宣泄长期积压在他们心头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憎恨和厌恶的情绪”。因此是披着历史小说的外衣，射向党、社会主义现实、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支毒箭。职称网
二、分析陈翔鹤历史小说受到批评的原因与危害
陈翔鹤历史小说所受的批判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因为当时的文学批评活动强调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就要求作家的创作自觉与现实政治靠拢，自觉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这也使得批评者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来评价作品，带有更多政治批评的意味。当时对陈翔鹤历史小说的批评表面上似乎与“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有关，但深层原因是他在文学“一体化”的统制下，坚持自己个性化的历史叙述，未能与主流文学的要求保持一致，因而引起主流权力话语控制下的文学批评对其叙述方式进行排斥和压制。因为当时大多数作家已自觉地迎合了“一体化”的规范，而陈翔鹤显然对这种规范不予认同。他在创作中既没有苟同于主流话语的要求去批判陶渊明和嵇康这样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也没有突出反封建主题和古为今用，只是赞扬他们身上的宝贵精神，表达自己的看法。当然，在批评者的眼中，陈翔鹤的小说背离了主流文学的要求，无疑是一个“异类”。在写英雄人物成为最高准则的那个年代，从当时的眼光来看，陶渊明和嵇康均不是历史所认可的英雄，而陈翔鹤却对他们进行书写和刻画，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认同，这一举动本身就显得与众不同，可以看作是对主流文学写作明显的规避和疏离。正是因为陈翔鹤这种特立独行的创作，引起了有浓重“政治情结”的批评者的不满和非议，于是他们对其历史小说的批评明显地转向了政治化的批评，从不恰当的视角错位地切人了批判对象，最终导致了作者的历史小说在那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当然，这种批评活动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活动的正常范围，影响到了文学创作的正常开展。由于某些批评者带着特定的政治情结，在文学批评中习惯于用单一的政治标准去评价作品，以至于脱离艾本历史语境，做出牵强附会的评价，并由此导致对作品的“上纲上线”的批判，这样不仅妨害了对作品作全面的、深入的、细致的分析，而且由此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使一批文学家、艺术家惨遭迫害。这种背离实事求是态度的批评，只会把文学批评活动变为政治、政策的演绎。在一个共名的时代，异端的声音总是被歪曲，所以对于那些坚持艺术个性的作家来说，其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批判。显然，这时的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和审美品格早已发生变化，过多地追求创作统一的模式，反而会使文学作品的价值单一化，也导致了对文学创作这个精神生产活动的复杂性、多层次性认识不足，很难说能促进或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可以说，这种政治化的文学批评不但扭曲了文学批评的本性，而且也严重干扰了作家的创作自由，使作家丧失创作的主体性，也使文学创作日益走向单一化、模式化，不利于我们的文学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三、陈翔鹤个性化历史叙述的意义与影响
陈翔鹤在艺术上坚持忠于生活的原则，没有把人物简单化、脸谱化，而是用自己的历史叙述方式来凭吊历史人物。这对于当时盛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作者以主人公陶渊明的不堪俗流和嵇康的刚直不阿、蔑视权威，来放大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和独立人格，借助于陶渊明和嵇康这样的历史人物来曲折隐晦地表达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和精神操守，将他们因无力反抗而选择逃避、归隐的形象突显出来，不但使人洞察历史中某些久受压抑的心理情感和深层人性的内容，而且还真实表达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与话语立场。在一个文学体制和文学环境高度“一体化”的年代里，这种独特的个人声音尤为难能可贵，因为它是作家主体创作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折射，也是对“一体化”体制的反叛。
随着时代在不断地前进，历史终究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岁月拂去了强加给作品的一切泥垢，陈翔鹤及其历史小说最终得到了平反和重新评价。《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在新时期日益为批评家所重视，它的艺术成就也得到充分肯定，被誉为当代历史小说的双壁。陈翔鹤个性化历史叙述的意义正是通过重塑嵇康、陶渊明这两个在中国文学史和知识分子心灵史上很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体现的。作者“并没有刻意去迎合时代共名，将他们塑造成反抗的英雄，而是在激进政治允许的情况下，着重表现对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持不合作的精神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无力之感，表达知识分子在恶劣的文化环境中萌生的洁身自好的情愫和内心诉求”。作者的个性化叙述中渗透了更多的个人话语成分，融合了更多的个人感受。他写的虽是历史人物，但借历史人物倾吐自己胸中块垒，从中不难看出作者自身的影子。除了开创一个历史小说创作的小高潮之外，从“十七年”文学的大背景来看，陈翔鹤的个性化叙述有其独特的文学史意义，表现在他以一种“另类写作”的方式，保持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意规避和偏离，对个体心灵感受的执著，对自己文学观念的坚守，在时代共名之外，曲折地发出了知识分子的个人心声，这在“十七年”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中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性，正显示出了陈翔鹤不同寻常的意义。职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