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共四同”互嵌式示范社区情况汇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研究
汪美林;陈锦均
【期刊名称】《传承》
【年(卷),期】2022()2【摘
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体进入城市生活和工作。在此背景下,党和国家审时度势,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治理方案。文章从学术界对互嵌式社区的相关研究入手,重点梳理了互嵌式社区的治理模式,总结了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取得的成功经验,认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在促进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总页数】7页(P40-46)
【作
者】汪美林;陈锦均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广西民族大学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63【相关文献】
1.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验、困境与优化2.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多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思考——以成都市为例3.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中的集体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视角思考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呼包鄂民族互嵌式治理机制研究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城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研究——以广西南宁市万秀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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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共四同”互嵌式示范社区情况汇报
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
作者：康家玮
来源：《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05期
摘
要：建设相嵌融合、相互包容、互惠共生的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需要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实践途径。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可从形象、工具、行动等三条路径着手。
关键词：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路径
doi：10.3969/j.issn.1009-0339.2021.05.011[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339（2021）05-0064-04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重要社会条件。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能够促进各族群众交流、培养和融洽感情，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建设相嵌融合、相互包容、互惠共生的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需要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实践途径。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之上，创新发展民族理论的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在民族工作领域的集中体现，是维护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因此，探究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对新时代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相关研究综述
目前，以“城市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研究成果鲜见。笔者将查阅范围扩展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相关成果比较丰硕，成果形式主要有著作、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检索查询，截至2021年9月30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1779篇，其中学术期刊论文1112篇、学位论文114篇、会议论文2篇、报纸理论文章491篇。从论文发表数量看，从2017年至2021年9月间，年均论文发表数量呈逐年增多趋势，这与2017年10月党的十八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界高度关注和研究该问题有着较大关系。
从细分研究主题分布看，排名前五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疫情防控”“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体意识”，分别是667篇、354篇、171篇、114篇和52篇，依次占到相关论文总篇数的37.49%、19.9%、9.61%、6.41%和2.92%，约占全部研究细分主题篇数的2/3以上。
从涉及研究学科领域看，“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高等教育”“文化”“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发表论文数量排列前五名，分别占总篇数的63.99%、9.66%、4.52%、4.18%、2.55%，表明学界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以上学科领域，其他学科领域研究尚有很大空间。
目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中，涉及“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有五方面。一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溯源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演化和不断强化、深化的过程是一个从“自觉”达到一种“更大的自觉”的逻辑过程[1]，其历史根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国传统历史脉络的批判性继承[2]。二是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建构研究。学界普遍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实体的认同到中华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再到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路径为基本理论脉络。三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应立足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际，从历史和现实维度，处理好中华民族的个性与共性关系。四是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研究。有学者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五通”——心通、情通、语通、文通、政通[3];有学者认为，群际关系和谐的最佳路径是维持而不是削弱次群体认同，应努力促进次群体认同与更大范围的社会认同形成嵌套关系[4]。五是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建构研究。有学者从“期望状态”“族际互动”和“适应策略”方面考察民族情感建设，以合理的情感喚醒构建积极的民族心态秩序，促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观价值导向实现与民族心理认同有效对接[5]。
综上所述，以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成果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类会议精神而开展的研究探讨，有助于正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探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规律和特点，进一步明晰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当前，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工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过程，顺应新时代民族政策导向以及城市化进程的要求，还需要深入思考。
二、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十分必要。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日益频繁，既有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社区，也有在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多民族社区。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人口主要向省会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流动，约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居住在城市和散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超过少数民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6]。少数民族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了两个方面影响，一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城市人口结构产生了变化，如一些城市流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超过了世居少数民族数量;二是外来的少数民族人口注入了多元的文化特质，影响着城市各民族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等。此外，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还应注意防范境外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非法宗教活动等对国内城市的渗透，防止其对城市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城市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空间场域之一，应发挥国家安全桥头堡作用。
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一是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具有完备的组织架构基础。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施行的是社区制管理，社区制管理组织框架具有较强系统性、完整性，涉及基层党委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议事协商组织等。二是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社区工作可直接获取基层各族群众民生诉求，能够快速反映给上级有关部门，妥善解决问题，在保障公共利益前提下维护个体利益。在此过程中，各民族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目的性、自主性和主动性得到增强，城市社区治理的活力进一步激发。三是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拥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城市社区形象也是城市文化的一种外在具象，表现为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现代文化的传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是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干部队伍建设较为规范。社区干部参与到社区群众日常生活之中，对社区各族群众情况熟悉了解，交流交往更为频繁，对有效解决社区民生事务起到了关键作用。网格员大部分由基层干部和“五老”人员（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
、老教师和老劳模）、志愿者、部分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兼任，充分调动了社会资源。
三、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内容是客观的，形式是主观的。意识依赖于物质的同时，又承认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意识的能动作用是意识对物质的相对独立性的最好体现[7]。正确的意识能够推动事物发展，但不能直接推动事物发展，必须通过人们
的实践活动，以某一种物质的东西作用于另一种物质的东西才能引起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即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同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需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物质实践来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对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而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从形象、工具、行动三方面着手。
（一）形象路径
从“形象”本意看，指的是能够引起人的思想（情感活动）的具体形态或者姿态。“形象”衍生至文化维度，可以将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归结为一个社会空间，一切与之关联的人或事物有机连接在一起，是一种贯穿于整个过程的心理机制。通过文化维度，城市社区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不仅仅表现为一种集体性，还是一种共同表达。“形象”也可表达为隐喻、模型、目标、愿景、预设、信念等，它们不仅与具体问题相关，更关系到基本的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通常在价值或知识体系等方面具有系统性[8]。社会相互作用通过符号交换、共同认识和自由选择的实践得以推进，促使个体之间合作和竞争，使得每个人的操守集体性表现出一致性，成为一种道德秩序。也就是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正确看待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优化提升各民族物质利益、精神诉求的共同基础系统，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提供社会价值规范的导向。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呈现出中华文化特色和独特品质，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渗入各民族群众的特殊情感，其结果是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从一个纯粹的、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点，转化为各民族团结互助、邻里和睦的街区，成为一个富有情感、传统、历史、文化意义上的社会空间。
（二）工具路径
工具路径，指的是政策工具的借用，就是通过使用制度、政策等方式，促使达成更多目标。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可借用政策工具，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制度、政策设计，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从各民族共同历史记忆、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方面激励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群众参與;在建立相互信任基础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互为认可、互为依存的共同体理念，巩固共同的价值基础（共有精神家园、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心理认同）;通过循环往复，找到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策工具的规律性，不断提升政策工具的实效性（如下图所示）。
（三）行动路径
行动路径是相关制度、政策的实行环节，通常是较为机械、繁杂的日常工作事务。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在开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动时，应考虑到行动准备环节、行动实施环节和行动评估环节的相互应证。行动准备环节需要对关键任务、政策法规、技术策略、实施路线、路径顺序、物资人力等方面做出合理安排，满足行动执行的要求。行动实施环节需要执行制度、政策的组织者在行动者内部开展动员，就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进行宣传，说明制度、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落实意义，使行动者理解所执行制度、政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实质。行动部门
内部应进行沟通，保障行动体系运转有效，与外部、部门之间进行协调，行动部门、行动者之间应开展合作分工、实现有机衔接。行动评估环节应对制度、政策执行的进展情况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总结，重点是对行动执行的效果评价。行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会存在不确定因素，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预期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行动评估机制，对行动者的行为和行动效果，行动执行计划与目标，整体绩效等进行客观评价。要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纠正，防止行动者在执行过程中偏离制度、政策设计初衷。另外，行动路径也可能是以陌生的、未知的方向来动员其他客体，需要探索具体的行动方法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塑造可信的、社会认可程度高的形象，形成有效的社会政治意愿或力量支持，激发各类行动主体与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之间的互动性。
四、结语
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是参与和促进社会整合的过程。从外部环境看，需要有开放性、包容性、战略性的思维。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实践路径应适应基层外部环境发展变化，用统一战线策略广泛吸纳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到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从功能定位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有系统性设计，其组织架构应是把顶层设计落实到基层实践的重要传导结构，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应在这个结构中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权益及社会群体权益。从组织建构看，城市基层党委政府处于主导地位，是推动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前进的重要力量。不同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民族情况、社会环境等情况有所不同，应采用不同的方法策略，采用差异化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制度保障看，应借助统一战线挖掘相应的社会资源确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政策、法律执行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1]詹进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进路与生成逻辑[J].广西民族研究，2019（3）.[2]平维彬.历史、当下与未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J].贵州民族研究，2019（9）.[3]纳日碧力戈，陶染春.“五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西北民族研究，2020（1）.[4]郝亚明.社会认同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J].西北民族研究，2020（1）.[5]龙金菊，高鹏怀.民族心态秩序构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心理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2）.[6]朱维群.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重在交融[J].民族论坛，2016（12）.
[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27.[8]王浦劬，臧雷振.治理理论与实践——经典议题研究新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199.
责任编辑：潘宏纹
收稿日期：2021-10-01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1YB148）;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2021年度专项课题（ZXKT202115）。
作者简介：康家玮，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安宁智库联盟甘肃社会主义学院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政策。
篇三：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共四同”互嵌式示范社区情况汇报
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总第163期）·65·民族互嵌村落共同体生成与维系机制研究*——以南方山地苗村为例卢晓【摘要】民族互嵌社区建设和流动背景下村落共同体终结的判断在“共同体”维度上呈现悖反。以“村落共同体生成机制”为核心的微观村落民族志或许可以回答这一难题。南方山地苗村个案展示“互助共生”是村落共同体形成的内在动力机制，权益均衡、力量平衡、公私利益协调是共同体得以生成的基本条件。法治与自治的“互嵌配合”是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现代保持韧性的关键。【关键词】苗村；村落共同体；生成与维系机制【作者】卢晓，广西大学行健文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广西南宁，530004。【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4-454X（2022）01-0065-0008【中图分类号】D902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社会学的“共同体”概念最早由滕尼斯提出，认为共同体（Gemeinschaft）是建立在本质意志基础上“自然而然”形成的人群结合体，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信仰、风俗及信任而形成一种亲［1］53～57密无间、守望相助、默认一致的人际关系。村落是共同体的典范。共同体如何“自然而然”形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磨合出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形成凝聚、稳定、和谐的共同体？这一问题在学界显然被当作不证自明的问题，故而长期被忽略。在对现代化反思之际，“共同体”概念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而探究“共同体”生成的要素、机制自然是题中之义。美国社会学家G.A.希勒里（G.A.Hillery）统计发现所有“共同体”概念至少具有三个要素：区域、共同纽带和社会［2］41～45互动。中国村落是否为共同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基于“满铁”调査资料展开了“戒能一平野论争”。平野派认为“连带互助、生命的协同、整体的亲和以及共同规范”等特征都使中国村落具有共同体特性。戒能派认为中国村落缺失明晰地理边界和共同财产，村落阶层分化严重、村干部［3］与村民利益疏离等都不可能形成共同体。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村落共同体争论主要聚焦于对不同区域、不同时期村落关系网络性质的判断。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的基层社区单位便是聚族而居的村落。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是因在一起生长而生发的社会，是礼俗社会，是一个（Gemein?［4］319schaft）共同体”。随着现代乡村人口频繁流动，传统礼俗社会是否断裂？有学者从“乡村集体行［5］［6］动困难、村干部成为赢利性经纪人”，“村民民主自治萎缩”，乡村社会的人口结构、家庭结［7］［8］构、生计结构、价值观念和行为体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动，村落呈现出“空心化”“原子化”*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共同体视域下黔桂交界区域寨际林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20FMZ014）。
·66·［9］等现象，判定“村落终结”。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总第163期）生成与维系中国村落共同体的机制是什么？村落共同体在现代国家、市场面前是否具有自身的韧性？对这一问题的探索，既可以为新时代乡村基层治理找到着力点、落脚点，也能为建设城市互嵌社区提供启发。本文拟以南方山地多民族、多姓氏共居的苗村为例，用村落民族志透视中国南方形成多民族互嵌生存格局的内在逻辑以及民族互嵌村落共同体生成、维系的内在机制。二、互助共生：民族互嵌共居的内在动力机制本文源于对都柳江流域黔桂交界区域长期的田野调查及与清水江流域雷公山苗村田野调查的比较与梳理，发现林村①具有南方山地多民族互嵌村落的典型性和普遍性特征。林村位于雷公山北麓，村寨的房、田、林均分布在海拔1000—1500米的高山地带，属典型亚热带季风气候。因海拔高、气温低，农耕（水田稻作与旱地种植）产量均低，山林狩猎、溪涧捕捞、林下采集是重要的食物补充，山林种植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或就近做小本生意成为当地家庭的主要现金来源。复合型生计方式对村落共同体认同与维系具有重要意义。林村有297户，1200余人。有杨、李、张、毛四姓，全部为苗族。林村分为上林、下林两个部分。毛家住上林；杨家、李家、张家三姓住下林。学术界通常将地理边界、精神文化边界、利益边［10］界的重合作为判断村落共同体的标志。这一判断对于林村来说却显得复杂。从地理边界、集体财产边界来看，上林、下林是两个独立的自然村落。在历次（1949～2014）的国家行政规划调整中，上林和下林都被划分为两个独立的生产大队或行政村。从节日祭祀组织、伦理规范、联姻等实践来看，上林、下林又属同一个精神文化单元。建寨数百年来，上林、下林都同属一个节日祭祀圈、议榔组织单位，这种文化和组织的融合力量使它们在现代行政规划下也“分而难离”。林村四姓人为何聚集共居？林村如何形成一个稳定和谐的生活共同体？据对村寨多位不同姓氏老人的访谈，林村首先由杨家开寨。“苗族先民迁徙至榕江的‘方先长羊’处，因人口众多，分芦笙、分铜鼓12份，各找地方做吃，其中一支到了雷公山居住。一天雷公山上杨家三兄弟顺着‘翁你河’打猎，转悠一天一无所获，非常沮丧。这时猎狗浑身沾满了‘满江红’浮萍回来，据苗人经验，有这种浮萍的地方是可以种五谷生养人的。三兄弟非常惊喜，跟着猎狗找到了水塘，三兄弟决定回去召集族人过来居住。走到半山回头一看，此地真是块风水宝地：翁你河穿过两边高山，水南边，山坡平缓，一个个小丘陵似鹅蛋被母鹅怀抱其中，在这建房定能发人；水北边，山险峻挺拔神似公鹅，开荒种田定能养人。我们祖公就从雷公山搬到这里住了。”②毛家，原说汉话，居西江，因遭清兵屯田驱赶，逃难途经林村时发现这里山高林深可以避难，便请求杨家收留。在人多地少、灾祸不断的情境下，杨家为何会留下毛家共居呢？据笔者在都柳江流域数百个村寨的调研发现，当地各族群村寨都有“先来的不发”的观念。杨家也不例外，虽然最先居于林村，但人口不发，且老虎、狗熊、野猪时常骚扰村寨。出于“互助共生”与“满足外婚制”的需要，杨家答应把翁你河上游距下林1里处那片杂树林无偿给毛家垦辟安居。毛家为感恩杨家，把这片开出的田取名为“养公受”（养，苗语“田”音，“公受”即杨家开寨始祖的苗名），毛家建寨上林。毛家在上林“种粮得粮、人丁兴旺”。随后，原居距离林村25公里的李家，因无力上交粮赋而遭清兵烧寨，李家被迫向各地逃散，其中一支连夜向深山逃难，途经林村，请求杨家收留。杨家也担心清兵搜山到林村，留下李家人多力量大。且有李姓做伴，日后还能和毛家平衡。于是杨家把祖屋左下山地让给李家建房。之后，据说另有两支同姓不同宗的杨家逃难到林村，请求与开寨杨家结为兄弟而得以留居。张家定居林村较晚，是随母改嫁至李家而定居繁衍，至今仅有三代、五户人。①②按照人类学惯例，本文所用的村名、人名均已做技术化处理。趣的是杨家、李家、毛家都私下认为这是自己祖公发现风水宝地的故事，可见“开寨始祖”在当地意义重大。来自2019年6月对林村杨姓、毛姓、李姓多位老人的访谈整理。虽然这一开寨故事具体情节在各姓氏老人口中大同小异，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栏·67·从林村形成杨、毛、李、张四姓多族互嵌共居格局的历程来看，“互助共生”是其最大的内在动力机制。其一，除开寨杨姓外，其他姓氏皆因逃难求生而汇聚林村。林村深居密林之中，野兽、匪乱侵扰，清兵烧寨催粮，自然灾害频发。渐次接纳他姓共居的重要目的就是提升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其二，高寒山地，气候恶劣、资源有限，每一次接纳外来人群，既是吸纳新鲜血液、也是有机会接触和掌握新技术的过程。村民回忆，上林毛家的汉人带来了土豆和玉米种子，杨家兄弟带来了稻田养鱼技术，李家高超的狩猎技能使林村历史上猎获了很多大型猛兽。正是不同族群互嵌共居，不同生存技艺的相互学习补充，才使林村人在高寒的雷公山能世代生存。其三，外婚制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婚姻规则。雷公山山高林深，远距离的“族内婚配”不仅不利于生产、生活，更为婚嫁路上增添危险。而多姓、多族共居，为近距离联姻提供了宝贵资源。调研发现同寨内婚和邻村开亲是都柳江和清水江流域普遍的联姻原则。三、合作与平衡：族际权益均衡机制村落具有明晰的财产权属边界和成员边界，村落成员的财产、权益都在村落共同体内部进行分配。成员间权益协调、公平分配是维系村落稳定、族际关系和谐的关键要素。武福直认为华北数姓［11］497共居的多宗族村落“在水平面上受到族化的分离”的影响，宗族间竞争难以形成村落共同体。尽管“竞争”不可避免，然而共居必将磨合出协调各姓氏宗族权益的均衡机制。（一）天鼓与地鼓：鼓藏节仪式权威均衡南方民族大都有“开寨始祖崇拜”信仰，开寨始祖及其子孙后代具有仪式的优先权。在林村最重要的集体仪式是每隔12年（十二地支轮回）举行一次的“鼓藏节”，传统的鼓藏节“源于苗族血［12］缘家族、宗族的祭祀祖先仪式”。不过林村的鼓藏节从建寨以来都是多姓氏多宗族地缘村落共享的节日，上林与下林四姓一直共享一个“鼓藏坪”，共有一个“踩鼓场”、共过“鼓藏节”。鼓藏节仪式严格遵循“开寨始祖”秩序，“醒鼓、换鼓、埋鼓”仪式①的主持和启动都须是开寨始祖杨家子孙（仪式主持人基本遵循长子继承制）。村寨中其他姓氏，包括与杨家结拜兄弟的后来的杨家都不能僭越此优先权，否则将受到上天或祖先惩罚。村寨对冒犯优先权的惩罚，笃信不疑。②村民都清晰地记得在一次“醒鼓”仪式上，李家因不耐烦等待杨家来主持仪式，擅做主张开启了仪式，第二天他家一个18岁的儿子毫无征兆地死去；还有一次鼓藏节，村寨有人提议鼓藏坪地方小，踩鼓不热闹，将仪式移到距离鼓藏坪300米的小学操场举行，结果当月村寨发生火灾，将全寨84户烧得只剩下4户。③违规严惩无一例外、无一逃脱，使得林村更加笃信、严格遵守开寨始祖绝对优先权的权威。杨家拥有开寨始祖优先权，而其他姓氏也渐次从生活中寻找到权益均衡的方式和理由。据杨家老人说最初鼓藏节所有仪式主持都由开寨杨家担任，可开寨杨家始终单传，人口不发。村寨大鬼师占卜说这是神担心杨家枝繁叶茂后独大而特意安排。此后林村鼓藏节就逐渐“分权”，呈现出“两个构件成对出现”的特征：有为敬祖而埋于地下的“地鼓”④，也有用于歌舞娱乐而敲打的“天鼓”（铜鼓）；有主持仪式的开寨始祖，也有祭鼓的寨老团队。地鼓的启鼓仪式只能由开寨杨家主持，地鼓祭鼓则需全村各房族推举一名德高望重老人组成寨老团主持；开寨杨家是“地鼓”鼓主，“天鼓”的正、副鼓头则由毛家和李家轮流担任。鼓主获得了主持仪式的荣耀，但地鼓鼓主需肩负贡献6头大猪祭祖义务，天鼓鼓头则要肩负起招待外来散客食宿的义务。①②③④鼓藏节一般持续3年，从第10年开始醒鼓、第11年换鼓、第12年埋鼓。每一年的节日持续3~7天，踩鼓、吹芦笙，接待亲朋违背鼓藏节秩序而受罚的故事，大都是村民主动讲述，且所述细节、因果关系完全一致。可见这一信仰与禁忌，村民至今笃好友。其中埋鼓仪式最为隆重，接待亲戚花费最大，需送每一个舅舅一条大猪腿。信不疑。访谈对象：毛姓村民，男，52岁；访谈地点：林村；访谈时间：2019年6月9日。覆盖一个圆形杉木薄板，在经过洞口的南北相距八尺的地方各钉一个木桩，在木桩上捆紧一根长一丈左右的薄竹片，竹片和木板之间用一根木钉卡紧。鼓藏头手持两个木棰，敲打薄木板而发出“吧啦吧啦砰”的击鼓响声，当地称之为“地鼓”。所谓的“地鼓”，实际上就是在鼓藏坪中心位置挖下一个上口直径八寸、洞底直径一尺二，上下两尺深的垂直土洞。在洞口上
·68·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总第163期）信仰与禁忌确保了秩序规约的绝对权威，以对称性的节日构件均衡不同姓氏的仪式权威，以大量物质财富的付出作为获得精神性权威的代价，从而消弭因物质财富差异而导致阶层分化的危险。（二）联宗与联姻：各姓氏力量制衡林村目前呈现为杨、毛、李、张四姓共居，实为“联宗”整合的结果。据访谈，林村成员原初姓氏比现在的四姓多，为达成与他姓力量均衡，“联宗”是林村最常用的整合机制。人类学“联宗”［13］2是指“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同姓或异姓之间形成的功能性地缘组织”。林村的联宗主要有“改姓联宗”“同姓联宗”“联姻联宗”三种形式。上林毛姓采用了“改姓联宗”策略，将多姓整合为单姓。据上林老人讲，毛姓祖公定居上林之后，次第有说汉话的潘、王、贺三姓及说苗话的杨、李两姓共五姓散落家户逃难、寻亲陆续至此。为壮大势力，毛姓将翁你河北边高山脚下的小块坡地让出，给这五姓人居住。但无偿留居的条件就是“改毛姓、说苗话、习苗俗、做兄弟”。改姓结为兄弟，是都柳江、清水江流域“后来人群”或“零散人群”获得村寨“入住权”的普遍途径。“姓氏在某种情境下，成为人群合法居住的身份［14］符号”。下林杨家，则悄然使用了“同姓联宗”策略壮大力量。开寨杨家人口繁衍缓慢，在毛家势力逼近甚至超越杨家之际，开寨杨家规定，下林杨家既然最初以兄弟相称而被接纳，须遵守“同姓不婚”。从最初的“同宗不婚”扩展为“同姓不婚”，这是南方山地少数民族“同姓联宗”常用策略。下林张家和李家虽为两个姓氏，但张姓是随母再嫁而带入李家，因此张、李两姓亦为“兄弟”。两姓在日常红白喜事、劳力互助和生产管理上都归为一宗，实为“联姻联宗”。联宗目的是“建构”一个对外高度统合的“血缘”宗族（或姓氏）共同体。毛姓的改姓联宗、杨家的同姓联宗、张李的联姻联宗，都是为壮大自己姓氏，从而与他姓达成均衡之势。不过联宗内部却有清晰的区分，血缘房族并没有因为联宗而混乱。林村的房屋空间分布格局形象地表达了联宗事实，因联宗整合进来的群体与原群体也保持着明显的居住分隔，改姓为毛姓的多姓群体也是单成一个房族。联宗策略多用在村落形成早期，随着村落姓氏群体的稳定，“联姻”则成了各姓氏之间竞争与平衡的重要策略。依2019年林村村委会提供的村寨人口信息统计数据以及普遍访谈核实，发现林村的婚姻圈呈现出与都柳江流域苗侗民族婚姻圈一致的特征：即“寨内联姻”和“邻村联姻”是最理［15］想的婚姻形态。据笔者统计，林村本寨内婚共有226例，占婚嫁总数的64.9%；本乡邻村婚嫁82例，占23.6%；县内婚嫁20例，县外婚嫁20例，各占5.7%。访谈发现各年龄段的村民都崇尚“本寨内婚”。“稳定与便利”是近距离婚姻的最大优势。“打工要去江浙广东上海远的地方，娶老婆还是要回家娶，最好不远过凯里。”“我们村娶外省媳妇的也有七八个，现在只剩两个安心过日子。”①“本村结婚极少离婚再婚，因为婚前彼此知根知底。婚后出现矛盾，父母兄弟都能帮着调解。因打工认识而结婚的媳妇往往一不顺心就跑了。有本事的男人都要在村里找，再不济也要到邻近的登村、红村去娶。”②在寨内联姻中，毛姓和李姓通婚最为频繁，共有89例婚嫁；其次是杨姓与李姓通婚，共有52例婚嫁；再次是杨姓与毛姓，共有49例婚嫁。除去人口数量差异因素外，在村寨内婚中，各姓氏是否有婚嫁偏好呢？杨家和李家同住下林，房、田紧邻，且两姓氏的“游方坡”③都在下林，交往密切、“游方”便利，杨家、李家联姻自然密切。毛家虽然离下林稍远，但毛家人口、经济发展都比下林快，据李家老人讲，李家自觉积极与毛家结亲，一来二去，毛家、李家姻亲密织，关系亲密。杨家为扭转毛家、李家联合的趋势，有意与毛家结亲，并将下林南边的一处山坡作为陪嫁地给了毛家。在联姻上，杨家、李家、毛家形成了三角形的互相联结又相互制衡的关系。联宗与联姻并用，使得林村三姓始终保持均衡发展且和谐相处。①②③访谈对象：李姓村民，男，32岁；访谈地点：林村；访谈时间：2019年6月10日。访谈对象：杨姓医生，女，45岁；访谈地点：林村；访谈时间：2019年6月9日。“游方”是黔东南苗侗等少数民族青年男女恋爱的主要方式，当地汉人称其为“摇马郎”。在多姓共居的村寨中，一般一个姓氏家族开辟一处坡地供其游方，女性青年只能在自己姓氏家族的游方坡上谈情，而男性青年则不能到自己姓氏的游方坡耍姑娘。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栏（三）架桥与修路：私利与公益的协调·69·个体性的分散生产和经济理性的私人计算是日本学者否定中国村落共同体的重要依据，不过学者张思指出：“中国农民兼有小私有经营者和村落共同体成员的双重性格，既不乏个人利益的计算，又［16］7～8遵循着互助友爱的共同体道德规范。”“私”与“公”的协调与平衡是村落稳定运行的重要机制。调查发现，传统“架桥”与现代“修路”最典型地展现了现代村民在私利与公益之间的权衡。“桥”在苗侗村寨处处可见。“桥”不仅是连通道路、河流两端的通道，更是接连人与神的重要通道。人间心愿所求大都可以通过“架桥”来实现。苗村侗寨中所架的“桥”，既有可供通行的实体性的河上桥，也有在堂屋门口或者平地道路中镶嵌一块木板或石板或者用竹片拱起等象征性的桥。不论何种“桥”，架在何处、建成什么形制、多大规模，都由鬼师占卜来确定。在当地，“架桥”与求子、保子的祈愿有关，桥、庙多共存同一空间，二月二祭桥节即如是。“桥”的“祭祀权”仅属建桥的主人家庭，只有他们能带祭品去祭祀、祈福，他人则不能参与或干扰，若有人违反规则，按照民间习惯法应予严惩。而桥的“使用权”则为集体共享。“架桥”目的就是通过搭建“公益桥”来积攒功德，从而换取“私人愿望”实现的福气。苗侗社会人人争做公益事业，架桥、修“指路碑”、修缮水井、搭建休憩石凳等，处处可见、人人乐为，公益与私愿各得其所。传统社会多架桥，现代社会重修路。“通车的公路”是连通山内外的重要通道，在某种意义上“公路”就是现代之路，致富之路，是改变生活与命运之路。因此，村集体不仅自掏腰包“以木换路”，更渴盼国家帮扶出资修路。不过修路带来的便利是集体共享，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多为个体承担。在“村村通公路”国家政策的资助下，2008年政府出资为林村修建一条连通拜村、红村和万亩草场旅游区的旅游公路和一条连通上、下林村的村级公路。国家出钱修路让村寨欢呼雀跃，然而在征地与赔偿事情上却矛盾纷争不断。在土地承包责任制下，修路占地的赔偿金直接给付个体家户。按照村民说法，当时补偿标准为“修建旅游公路每亩赔偿3000元，修建村级公路每亩赔偿300元”。同为征地，补偿价格悬殊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不平衡。更重要的是征地补偿是一次性收益，农民没了土地，生活上就失去了牢靠的保证，所以人人都不希望路经过自家田。征地规划一次次受阻，最终在村委“不给修路”和“不给一分补偿”的“恐吓”下，政府选择了从平坦田地穿过修建较为直线的路，受征农户则选择了自我安慰。“想不通也得想通啊，原来我们没钱修路，现在政府给钱修路不让修，大家没路走，世代要遭人骂啊。”①“吃亏就吃亏吧，只怪自己命不好，谁知道要从自己田里修路呢。不给修路，以后这些娃娃咋读书，咋出去？”②修路征地补偿，从经济理性来看，是个体受损、集体受益。从长远结果上看，则是“公私双赢”，没有现代公路，谁也走不出去。小我在长远利益、集体利益面前甘愿牺牲私利，正是公私权衡、远近利益协调的理性选择，村落共同体并未因现代经济理性的计较而破坏。四、村委与宗族：国家行政与村民自治互嵌清水江、都柳江流域的现代村落治理大都依赖两套系统：源于国家基层行政体制与组织制度的村委治理与源于非正式制度的民间自治，这两套系统在实践中相互配合，治理权威呈现互嵌和交叉重叠。“村委会”是维系乡村基层社会稳定有序的村民自治组织。国家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系列成文法虽然确认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强调乡镇政府“指导、支持、帮助”村委会工作，村委会“协助”乡政府工作。在实践中，村委会扮演着政府最基层行政组织的角色。调查发现，村委会普遍具有现代行政的特性：其一，村委会成员已普遍实现薪酬制，薪酬如今直接从县财政支出，成员参照基层公务员实行上下班制，上班时间一般不能因为个人家务、农事①②访谈对象：李姓村民，男，59岁；访谈地点：林村；访谈时间：2019年6月10日。访谈对象：毛姓村民，男，62岁；访谈地点：林村；访谈时间：2019年6月10日。
·70·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总第163期）和其他私事耽误岗位值守。其二，村委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村委领导的年度考评由乡镇政府规定，村委选举也多由乡镇政府监督和确认。村干部时常被村民调侃为“村里的公务员”。其三，村委领导有较为明确的任职资格，基本都需具备“党员”或“受过初高中以上的现代教育”或者“见过世面、有相当社会关系”等相应条件。［17］村委领导如何选举产生？贺雪峰认为现代行政村的村委选举基本在“半熟人社会”中进行。不过笔者调研发现，都柳江流域、清水江流域的行政村基本都与母—子裂变村寨群相吻合。母—子裂变村寨群的血缘、姻缘、地缘关系密织重叠，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彼此知根知底，品行、才干、关系网络等基本都是明摆着的。谁适合做村委领导，谁“办事公正”“敢说话做事”“有能耐”，是否廉政等问题，村中的成年人基本上人人都有一本明白账，村民往往会明里暗里交流信息、传达意向。随着村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在选举村委的过程中，村民要么因为各种原因消极抵制而干脆拒不参与，要么就根据自己的本意，一定要将自己的一票投给自己信任、能秉公办事的候选人。无论选举环境如何，村委会按理说都是依据村委会组织法的相关授权和乡镇政府的工作要求，协助基层政府治理乡村、建设乡村，为村民们排忧解难的。除了村委，在都柳江清水江流域，还有另一个民间自治系统在发挥着明显效力。村民在自主组织和安排日常生产生活的过程中，往往依循“家户—房支—房族—宗族—村落”传统分层自治管理模式，每一个层次的成员都有约定俗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每一个层次的民间组织也都有相应的传统权威结构来统帅集体决策与行动，如房有房长、族有族长、寨有寨老，这些往往是相应层次成员中辈分较高、年龄较大、资历丰富、素有威望、能力出众、肯为众人服务者，负责牵头组织；而每个层次的民间组织中的成年男性或者各家户长，又作为相应层次的议事、表决主体，参与决策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民间自治分层体系主要解决婚丧嫁娶、盖房修屋、生儿育女等红白喜事的协力互助。这一系统在功能上既是村委会所不能替代、又是村民有序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因而与村委会是一种互补性的存在，反映了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刚需。官方的村民自治组织即村委会与民间的村民互助体系之间，除了上述的功能互补以外，还有没有其他重要关联？田野调查发现二者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其一，自然村落与姓氏单元相对应。林村的上林和下林两个自然村寨的区分实际上是毛姓与李、杨两姓居住地的区分。其二，生产小组或村民小组划分则与房族划分完全对应。村委工作实施通常都要分包到各个村民小组去具体落实。目前上林、下林均有三个生产小组。生产小组如何划分？“现在的村民小组划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土地承包到户时划分的，基本是住在一起的划分为一个村民小组”。①村民小组依居住空间格局而划定，通过村落航拍图和实证调查发现，整个林村房屋空间布局明显地以姓氏为单元呈团状分布，在每一个团状聚集区域，又以房族为单位呈现带状分布（见图1）②。由此，生产小组完全与房族单元吻合。其三，村委领导与房族长常是一身兼两任。村委领导选举中是否有“地缘”或“血缘”偏好？有学者研究发现：“村庄的选举过程中，都会因选举关系形成几个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大多以血缘关系为中心，在多姓村落，往往是同姓宗族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在单姓村落，宗［18］族内部又按房族分成几个利益集团。”笔者对林村近三届村委领导成员组成分析发现，每届村委领导成员之间、甚至届与届之间都基本呈现出毛、李、杨三姓的均衡。深究发现，担任村委领导的都曾经或者正在担任房族长或者卸任之后被推荐为房族长。村委领导与房族长呈现为二而一的关系。为避免村委领导仅为自己房族争取利益而不顾其他，各届村委领导班子都力求保持均衡，确保各房族均有成员进入村委会，从而保障村委工作得到各房族的支持、配合与认同。村委选举是村落内各集团力量在理性预期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往往达成各种力量均衡。林村两套治理系统的暗合和重叠，使其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统一意见，从而保障村落整体利益，维系共同体的稳定有序。①②访谈对象：李姓村民，男，72岁；毛姓村民，男，79岁。访谈地点：林村；访谈时间：2019年6月9日。下林3组。开寨杨因为人口较少与第3支到来的杨姓合为下林1组，第二支到来的杨因为人口发展快划为下林2组；张姓与李姓联宗合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栏上林生产组：毛家1、2组；改姓毛3组·71·龙脊：上下林分界下林生产组：开寨杨+杨2=1组；杨3=2组；李家+张家=3组毛家1、2上林下李家林开寨杨杨2杨3张家翁改姓毛家村级你公路河旅路游公河流；2.图示：1.3.房屋；4.山脊公路图1：林村姓氏房屋、生产小组空间分布示意图五、国家法与习惯法：秩序的多重来源社会秩序是维系共同体稳定的重要机制。在南方山地民族村落，其秩序来源是多重的。［19］25“传统的规范性是惯性力量，在其支配下，社会长期保持着特定形式。”在日常的村落社会，谣言中伤、侵占地界、砍错树木、偷盗鸡鸭田鱼、买卖土地反悔等矛盾纠纷时常发生。这类矛盾纠纷通常都由房族长出面请寨老，依传统“议榔”（耶脊）或村规民约解决。“我们会让那个先挑事的人拿酒、糯米和猪肉各120斤来请全村的人吃饭，赔礼道歉。如果不愿意就只能离开我们村子，我们不欢迎不遵守我们规则的人和我们住在一起。像那些偷盗的、搞破坏的都用这些来惩罚。有了这些乡规民约，村子才能和和气气的，不然你抢我的、我偷你的。你抢我的水我挖你的田，争来抢去的怎么在这里生活？在以前想找个好的地方住下来很不容易。对于村规民约，我们四姓人都共同遵守，若有违规，惩罚绝对一视同仁。”①林村的村规民约也明确规定“凡在我村民族节日或举办各项活动期间寻衅滋事、打架斗殴、侮辱妇女等损坏我村形象的，影响社会治安、造成不良影响的将以传统规矩‘3个120’论处。情节严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追究法律责任”。②都柳江流域各民族村寨的村规民约也都有相似规范：“对于一般违规乱序行为，首选按照传统规约惩罚。但涉及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的行为均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村规民约、传统耶规在现代社会仅对村落的“微事件”“轻行为”进行规范、惩戒，它是对国家法制的辅助和补充。在“迎法下乡”的现代社会，对于违法和违规，犯罪和纠纷，村民区分得十分清楚。对于超越民间民俗的事件，特别是与政府相关事务，村民通常都要“找政府、靠政府解决”。“村领导贪污公款、假公济私”，“村修路挖坏屋基”这样“与政府有关、与政府人有关的事情”当然还是得靠“国家、政府管着”，“上告”是村民认为解决难题的重要途径。而像杀人、偷牛、盗树等重大的刑事案件和经济犯罪，村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报案、诉讼，完全交由公安、司法机关处理。林村人相信国家法对这些犯罪惩戒更有力、更权威、更公正，当然“公安处理”也避免引发村际矛盾。应对不同乱序，林村总是依据“村里—村外、规约—法制、成本—效益”等因素等灵活选择，以民间规约适时补充国家法治，降低治理成本、修复共同体秩序。①②访谈对象：李姓村民，男，61岁；访谈地点：下林；访谈时间：2019年6月9日。来自2019年7月在林村搜集到的村规民约第五章治安管理第一条规约。
·72·广西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总第163期）结语南方山地苗村个案，展现“互助共生”是村落共同体生成之前提，“权益均衡、力量平衡、公私协调”是村落共同体生成与维系的基本条件，法治与自治的“互嵌配合”是村落共同体保持韧性、不断修复的关键。南方苗村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机制对城市互嵌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同样提供了地方智慧和历史经验。参考文献：［1］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BellC，NewbyH.Thesociologyofcommunity：aselectionofreadings［M］.London：Cass，1974.［3］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J］.社会学研究，2005（6）.［4］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5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5］贺雪峰.论人口流动对村级治理的影响［J］.学海，2002（1）.［6］王久高.村民流动对村级党支部组织建设的影响及对策［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5）.［7］卢成仁.流动中村落共同体何以维系：中缅边境村落的流动与互惠行为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5（1）.［8］田毅鹏，吕方.社会原子化：理论谱系及其问题表达［J］.天津社会科学，2010（5）.［9］李培林.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J］.江苏社会科学，2004（1）.［10］王茂美.多民族社区自治：互嵌式族际关系构建的实践场域——基于云南农村多民族社区的实证分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1］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福武直著作集：第9卷［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12］杨正文.鼓藏节仪式与苗族社会组织［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13］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4］张银锋，张应强.姓氏符号、家谱与宗族的建构逻辑：对黔东南一个侗族村寨的田野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31（6）.［15］卢晓.多民族区域共同体生成机制研究：以都柳江流域大苗山为例［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9.［16］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7］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J］.政治学研究，2000（3）.［18］朱康对，黄卫堂，任晓.宗族文化与村民自治：浙江省苍南县钱库镇村级民主选举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00（4）.［19］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RESEARCHONTHEFORMATIONANDMAINTENANCEMECH?ANISMOFETHNICINTEREMBEDDEDVILLAGECOMMUNI?TIES：TakingMiaoVillageinSouthernMountainsAsAnExampleLuXiaobeddedcommunityconstructionandmobilityiscontradictoryinthedimensionof"community".Themi?cro-villageethnographywiththe"villagecommunitygenerationmechanism"asthecoremaybeabletoanswerthisproblem.ThecaseofMiaovillageinthesouthernmountainsshowsthat"mutualaidAbstract：Thejudgmentoftheendofthevillagecommunityinthecontextofanethnicinter-em?andsymbiosis"istheinternaldynamicmechanismfortheformationofthevillagecommunity.Equilib?riumofrightsandinterests,thebalanceofpower,andcoordinationofpublicandprivateinterestsareautonomyisthekeytotheresilienceofthetraditionalvillagecommunitiesinmoderntimes.Keywords:Miaovillage;villagecommunity;formationandmaintenancemechanismthebasicconditionsfortheformationofthecommunity.The"inter-embedding"oftheruleoflawand［责任编辑：黄润柏］
篇四：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共四同”互嵌式示范社区情况汇报
旅游规划TourismPlanning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发展思考孔?雪1?李思言1,2*?李?丽1?杨?琨3,4（1.大连民族大学建筑学院，辽宁大连?116600；2.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00；?3.大连民族大学党委宣传部，辽宁大连?116600；4.大连民族大学党委统战部，辽宁大连?116600）摘?要：我国民族乡村分布广泛、历史悠久、文化璀璨，在乡村旅游成为国民主流休闲时尚的当下，民族乡村旅游成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巩固民族地区脱贫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新阶段和新形态入手，阐述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的概念、形式及意义，结合民族乡村旅游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提出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并从旅游路线设计、资金与人才配置、官民相济的媒体宣传等方面提出互嵌式乡村旅游建设方法。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乡村旅游；民族互嵌；旅游线路中图分类号：F592.7；F327???文献标识码：A引言在我国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变迁的共同作用下，国民的主要旅游目的地选择经历了城市游、海外游，到如今的乡村游，体现了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民日益增多的心理需求和逐渐牢固的文化自信。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游接待人数超过30亿人次，经历一段时期的下滑后，2022年接待人数依然超过20亿
人次，农业农村部预测，2025年我国乡村休闲旅游年接待游客将超40亿人次，年营业收入预计达1.2万
亿元。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文旅项目层出不穷的时期，乡村旅游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未能全部激发出来。旅游历来是人类自发主动地寻求他者文化体验的重要活动，是人类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在旅游过程中，他者文化凝结为具象的、可体验的、超越符号式的一系列空间物质实体，让游客在短时间内形成涵盖各个方面感官认知的记忆线，从而建构文化认知。我国版图辽阔，民族众多，乡村分布广泛，地方风情与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璀璨多样，成为当下城镇居民主要的旅游目的地。民族乡村的红色历史、悠远乡愁、千百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遗迹也使乡村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极佳空间。同时，旅游建设所带来的人才流动和乡村基建也为乡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并提升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一、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的概念、形式及意义（一）概念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是以精品旅游线路为形式，以民族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为目的，经过筛选和设计由数个不同的民族社区或一个多民族社区内多个地点所组成的乡村旅游模式。根据旅游线路上乡村主体民族的异同，可以分为单一民族乡村旅游线路和多民族乡村旅游线路，单一民族乡村旅游线路主要由汉族乡村和某一民族乡村构成；多民族乡村旅游线路则除汉族乡村外，包含数个不同民族乡村，通过统一的主题，将这些乡村联系起来。2014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工作，第一次提出推动建设“民族互嵌型社区”。首先，在概念界定方面，“民族社区”的定义与学界普遍共识基本一致，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以少数民族居民为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即少数民族居民相对集中的农村社区（自然村或行政村）[1]；“多民族社区”则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居民构成的地域性社会生基金项目：2022年辽宁省统一战线研究课题（L2022JY033）；2022年度大连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课题（202202015）；2023年度辽宁省统战“百名博士献百策”课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辽宁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发展研究”。作者简介：孔雪（1999—），女，辽宁铁岭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乡村规划与实践。通信作者：李思言（1988—），男，辽宁大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民族乡村规划与建设。E-mail：404872980@qq.com。94TourismOverviewCopyright?博看网.AllRightsReserved.
TourismPlanning旅游规划活共同体，并且作为组成部分的任意一个民族，都
有一定规模的人口，能够共同参与社会生活，以本民族特色（如文化）对社区生活产生影响[2]。但在“民族互嵌”方面则有别于传统的民族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而呈现出两方面的区别，首先是互嵌主体的区别，传统意义上民族互嵌难以分清主体与客体，而是形成彼此影响的格局，只存在影响力大小的差异，但在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中，游客具有接收信息、选择信息、并对信息做出反馈的能力，从而具有主体性；而作为文化信息承载空间的乡村，则成为被反映的客体。其次，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并不需要乡村空间上或文化上的互嵌，而是通过游客在不同民族社区或聚居点间的移动，将空间或文化进行连接，连接的方式、内容由游客本身决定。（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是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发展的形式基础乡村旅游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阶段，如依托于城市的观光休闲农业、全域旅游背景下的乡村旅游、新媒体时代网红化的乡村游3个时期。2018年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推出，标志着乡村旅游发展进入新的阶段。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创建一批特色生态旅游示范村镇和精品线路，同年开始，每年农业农村部都向各地方政府征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筛选后，通过官方渠道将优质旅游目的地推介给大众。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了300条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每条路线由3个以上精品景点组成，早期的线路基本以行政区划或地区为单位。2021年开始结合节庆、民俗、历史等地域文化推介主题线路，路线也不再受一城一地约束，出现城市带、城市圈级别的路线，目前已建构成为由官方推介，媒体宣传，主题鲜明，民众自选自游的新型全域旅游形式。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正是以乡村旅游线路为形式基础，将若干不同民族社区、民族乡村进行连接，形成跨民族的旅游线路。（三）意义1.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价值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对国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在把握中国几千年历史演进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以各族群众为主体，以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根本途径，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通过团结奋斗实现共同繁荣发展，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能够给各民族人民提供广泛的交往机会。首先，在主、客体的身份之下，游客“凝视”会加深旅游地居民对本民族自身文化的认知，加强其对自我身份的表述。旅游地居民被凝视的程度越深，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识就越深刻，对本族群的族群认同意识也就越强[3]。其次，旅游带来的交往不仅限于游客与当地居民，还包括游客与游客间的交往交流，群际接触理论认为，族际接触互动能通过增进了解、缓解焦虑、产生共情等机制来改善和提高民族关系[4]。在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中，人与人之间通过交流而互相了解，然后上升为理解与共情，民族与民族间通过文化上的体验与对话形成交流，建立认同，从而形成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民族格局。2.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对乡村经济建设和整体发展的重要意义曾经旅游扶贫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策略和途径之一，相关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早在2004年贵州“乡村旅游扶贫国际论坛”上，就旅游扶贫工作已经形成了关于贫困人口就业、培训、服务，以及贫困地区税收、基建等7个方面的建设方案。我国目前脱贫攻坚战虽然取得胜利，但民族地区返贫危机依然存在。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期间特别强调，“无论是全面小康、脱贫还是现代化，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各族群众是一个大家庭，要携手并进”。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能够给予规模较小、旅游吸引力不足的民族乡村发展的可能性，通过特色旅游线路的绑定作用，形成旅游共同体分享旅游收益，由此逐渐吸引外部资金、人才，促进乡村协同发展，从而达到以先富带动后富，缩小各民族各地区间经济差异，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二、民族互嵌式旅游对建设和完善乡村旅游线路的作用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从提出至今已越发多元，各地方将零散的景点进行整合，至今形成了近千个各级别的精品线路，随着线路的激增，“精品”性却被大大弱化，出现了区域内竞争、地域文化挖掘不足等问题。民族互嵌式旅游正是针对乡村旅游线路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对建设和完善乡村旅游线路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缓解旅游线路同质化造成的区域内部竞争随着各级别精品线路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呈现趋同的态势，旅游线路的规模TourismOverviewCopyright?博看网.AllRightsReserved.
95旅游规划TourismPlanning效应使地方不得不推出大量同质化景点，文化特征
趋同、风景风光趋同、娱乐模式趋同，一方面造成同类型同主题路线整体复游率降低；另一方面，导致各市镇间由全域旅游建立起来的共创共赢体系被打破，竞争关系被放大，从而稀释了游客流量，旅游收入难以维持后续建设。民族互嵌式旅游可通过选择不同民族乡村纳入旅游线路，建立更具有差异性、辨识度的旅游方案，以此来缓解内部竞争。（二）树立旅游主、客体对民族文化的识别和认同他者文化体验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内容，在精品旅游线路推出后出现了变化，一方面由于客源来源、流量、时间难以预测，文化表达和民俗活动不得不愈加符号化、展演化，形式感过重；另一方面，路线主题的局限导致地域文化出现割裂，难以展示全貌。而民族乡村则拥有天然的文化特性和显著符号化的人文景观，当游客在不同民族乡村游览，文化特性将会被放大，使游客更易感受到民族文化内涵。另外，乡村游经营者为了体现差异性，在建设过程中更注重挖掘本民族文化特色，容易激发本民族人民自我文化认同和文化保护意识。（三）增加乡村旅游在构建“共同体”意识方面的价值目前，乡村旅游线路中大多为单一民族乡村，反而形成了游客与目的地明确的二元关系。在二元关系中，比较行为更易成为交往交流的结果，从而弱化了交融，致使构建“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成效降低。民族互嵌式旅游通过游客自主流动，柔化了地域上“中心”与“边缘”、空间上城市与乡村、民族上汉族与其他民族的边界，对“共同体”意识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三、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建设方法（一）民间推介、社会建言与政府把关共同完成线路设计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首要在于线路设计，旅游乡村的选择和连接方式应具有主题性和故事性，自媒体时代讯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新兴景点的爆发应对政府起到启示作用，在选择乡村方面，首先应充分调动人民热情、激发社会参与，由民众、景点经营者、过往游客等地方个人和组织将当地旅游特色景点、民风民俗推介给政府相关部门，同时发挥智库优势，聘请高校、协会等文化专家根据地方历史、风俗节庆、典故传说对推介景点进行考查，形成当地系统性民族文化脉络，讲好民族故事，最后96TourismOverview由地方政府，评估发展潜力，设计具有主题性、差异性的民族乡村旅游点或旅游片区，并继续向上推介。上级政府主管部门根据各地方推介材料，按主题，如民族历史沿革、红色历史印记、民俗活动体验等内容汇总分类，统筹旅游资源、论证可行性，最后编制乡村旅游路线。（二）增加资金、人才流动，创新开发管理在线路沿线景点建设方面，资金与人才是关键。当乡村纳入精品旅游线路中，相当于得到政策支持，便可进行招商引资，并通过旅游景点建设发展基建，改善村民生活环境。旅游景区由投资方和政府共同经营管理，一般是政府出面，调聘同线路其他乡村旅游经验丰富的管理人才进行轮岗或挂职，以此促进人才流动。同时，政府应结合乡村旅游及上下游产业为村民提供技能培训，以适应新的就业岗位，为乡村旅游长期发展、村民增收、外地务工村民返乡创造机会。（三）利用自媒体平台，构建官民宣传共同体虽然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具有官方媒体的权威性，但更为直观、清晰，充满情境感的自媒体短视频依然是旅游目的地决策的重要参考。民族互嵌式乡村旅游宣传应同时利用好官媒和自媒体平台，从创作端和运营端两方面入手。创作端方面，首先要保证短视频和博文创作数量来快速树立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其次，要激励当地村民和游客发布具有正向意义的自媒体作品。运营端方面，地方政府、景区、自媒体平台应积极合作，运营官方自媒体账号，通过举办结合节庆、季节等主题性自媒体作品征集活动，利用官媒流量来激发高水平作品的创作，同时与平台合作予以奖励和流量扶持，以此创造有热度有质量可信赖的官民宣传共同体[5]。参考文献[1]刘旺.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以丹巴县甲居藏寨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42-147.[2]单菲菲.试析社会资本与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75-79.[3]孙九霞.旅游流动影响下的民族交融与认同凝聚：对“多元一体格局”的再思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75-86.[4]郝亚明.西方群际接触理论研究及启示[J].民族研究,2015(3):13-24.[5]李思言,孔雪,李丽,等.新媒体时代乡村产业再振兴策略研究[J].城市建筑空间,2022(10):112-114.Copyright?博看网.AllRightsReserved.
篇五：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共四同”互嵌式示范社区情况汇报
社科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文化和心理互嵌研究——以广西南宁为例张 伟（南宁社会科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摘 要：近年来，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南宁市在各民族长期的互动交流中已基本形成多民族互嵌的结构，而稳固民族互嵌式社区、更好地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融入社会，仍需要在居住和经济等物质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好文化和心理方面的互嵌。关键词：民族互嵌式社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互嵌；心理互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重要基础。2014年在中央召开的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需要在特定的多民族居住空间内，各民族在相互尊重、相互团结的基础上，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社区交往等活动，它包含空间互嵌、文化互嵌、心理互嵌、经济互嵌等多个层面，空间互嵌是基本条件，经济互嵌是现实基础，文化和心理的互嵌是更深层面精神上的“互嵌”。（2）民族文化的流失与衰退。在多民族互嵌环境内的文化和心理互嵌是非常有益于各民族交往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碰撞、交流可能会出现民族文化间的兼容，甚至衰退、流失的现象。尤其各少数民族群众进入城市社区环境内，现实生活与民族文化联系减少，再加上工作生活中与其他民族的群众交往交流更多，少数民族文化如建筑、服装、语言等面临失传的可能。（3）工作机制嵌合不够。一是在南宁市社区民族工作的纵向管理模式之外，还没有形成紧密的横向联动机制，民族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协作尚有待加强，针对民族嵌入式社区的管理方式也有待完善。二是社团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有限，未能形成社区管理机构之外的有效补充。一、南宁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文化和心理互嵌情况南宁市居住着壮族、瑶族、仫佬族等50多个民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会（首府）城市。据统计，2018年末，南宁市少数民族人口448.66万人，占总人口的57.98%。南宁市大部分街道社区居民含有多种民族成分，已基本形成相互嵌入式居住空间结构。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各民族群众大量涌入城市社区生活，伴随着居住、经济等交往，各民族的文化也在相互影响、相互嵌入。民族互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微观层面进行的实践和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更是精神共同体。近年来，南宁市在完善民族互嵌式社区文化和心理互嵌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从身份认同方面来说，南宁市大到城市建设，小到社区设施设置，都将民族风情和民族元素融入其中，增强了各民族对民族身份和市民身份的认同，另外南宁市还成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员服务中心，开设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经商就业、住房租赁等6大服务，帮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快融入；在文化接纳方面，南宁市将社区作为重要平台，开展民族团结宣传，举办丰富多彩的民族活动，牢固树立了社区各民族居民“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增强了“五个认同”，社区还会组织社区内各民族居民参与壮族的“三月三”、回族的“古尔邦节”等民族节庆活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交往；从社会生活适应方面来说，长期的居住嵌入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厚感情，人们之间的交往与合作趋向于忽视民族因素，世居民族之间的通婚也很普遍。三、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民族互嵌式社区文化和心理互嵌的路径分析（1）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转化，增进文化认同。在打造全方位多层次文化和心理互嵌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体化、具体化，让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到民族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之中。通过对社区具体工作的开展，推动民族文化习俗之间相互认同、相互尊重和相互分享。（2）注重文化的双向互动。伴随着城镇化过程，各民族居民根据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和自身的需要适应或接受了当地的文化，但这种被广泛接受的文化并不是其中的单一文化，社区内还存在着多种民族文化。文化的流动不应该只是单向的过程，应关注文化流动的方向性，激发文化的双向互动，社区要重视少数民族在文化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需求，引导各民族传统习俗与现代社会文明相协调。（3）强化其他嵌入的补充作用。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需要多种方面的互嵌，空间居住互嵌、经济互嵌等为民族互嵌式社区提供了骨架结构，而文化和心理互嵌填补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精神和内涵。深化文化和心理互嵌，要科学推动各民族嵌入式居住，通过促进就业、强化服务等方式，帮助少数民族有效融入城市，使少数民族群众在城市社区能留得下来、融得进去。二、当前南宁市民族互嵌式社区文化和心理互嵌面临的问题（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体化工作有待加强。一是在南宁市在加强民族互嵌式社区文化和心理嵌入方面，多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思想意识层面和民族历史层面两个维度的分析，而对于社会层面的关注不够，在实际操作中内容也不够丰富，形式过于单一。二是对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文化变迁、文化互动的变化反应和过程关注甚少，缺乏必要的跟踪和社会心理分析。四、结语事实上，目前我国包括南宁市在内的很多民族地区，在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多层次全方位的民族互嵌结构的同时，都将重点放在了加强文化和心理互嵌的工作中。而未来将文化和心理互嵌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研究也应该成为新时代社区民族工作的基本着力点和重要切入点。参考文献：[1]张少春.互嵌式社会视域下的民族团结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9(1).作者简介：张伟（1990— ），女，汉族，山西临汾人。主要研究方向：民族社会学、城市社会学。19
篇六：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共四同”互嵌式示范社区情况汇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阈下民族互嵌式治理初探
张彦君
【期刊名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22()1【摘
要】作为一种新型的民族事务治理方式,民族互嵌式治理涵盖了空间互嵌、生活互嵌、婚姻互嵌、文化互嵌和精神互嵌5个方面。公权引导、社会助力、群众参与三者有机结合,形成了民族互嵌式治理的基本运行逻辑。形势需要、中华文化、顶层设计与族际政治整合为民族互嵌式治理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构成了民族互嵌式治理的主要推进路径。民族互嵌式治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效的实现方式。
【总页数】9页(P56-64)
【作
者】张彦君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共包头市委员会党校政治学教研室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C95【相关文献】
1.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文化和心理互嵌研究——以广西南宁为例2.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验、困境与优化3.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视角下的民族互嵌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新思路4.城市民
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5.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多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思考——以成都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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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七：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共四同”互嵌式示范社区情况汇报
作者：秦玉莹[1]作者机构：[1]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350出版物刊名：统一战线学研究页码：39-44页年卷期：2021年第6期主题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互嵌式社区;全方位嵌入摘要：民族互嵌式社区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不同地区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揭示,空间互嵌、文化互嵌、经济互嵌、社会互嵌与心理互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五个重要维度.当前,民族互嵌式社区在增进各民族成员的居住空间交融、日常文化交流、经济生活关联、社会保障服务和消减心理距离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加强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可采取推动社区空间交融、构建社区文化家园、系牢社区经济纽带、加强社区社会保障、凝聚社区心理认同等途径.
篇八：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共四同”互嵌式示范社区情况汇报
作者：马迎雪[1];刘文慧[1]作者机构：[1]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出版物刊名：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页码：63-68页年卷期：2023年第1期主题词：民族互嵌;交往交流交融;社区建设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我们从居住互嵌、经济互嵌、社会互嵌以及文化互嵌四个方面论述淄博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现状，分析淄博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构存在的问题，从互嵌式社区环境、公共服务体系、社区公共文化以及各民族群众参与意识四个方面，探讨推动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对策和建议，期望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