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兵团回忆录的感悟50字
《肖劲光回忆录》：肖劲光大将与八路军留守兵团
第一篇：《肖劲光回忆录》：肖劲光大将与八路军留守兵团
《肖劲光回忆录》：肖劲光大将与八路军留守兵团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党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同志还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西甘宁根据地，使陕甘宁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对于这个问题，会前毛泽东同志多次与我谈过，并且己经确定我留守陕甘宁根据地。毛泽东同志说，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惟一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惟一依托，党中央要在这里扎根。陕甘宁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它距离华北前线不远，指挥比较便利。从根据地现状来说，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又有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箝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我心悦诚服。
在会上，我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认为要完成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
的任务，必须要留下一支部队。后来大家统一了思想，决定从整编的各部队中抽出一部分部队留守陕甘宁根据地。以后的实践证明，洛川会议的这一决定是英明的。
建立留守兵团
洛川会议以后，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公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朱总司令、彭德怀副司令以及改编后的三个师的主要负责同志，从洛川赶回部队，踏上了奔赴抗日前线的征途。我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回延安后，我即按照洛川会议的决定着手整顿留守的部队。
开始，留守处机关只有十几个人组成，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部队除主力红军留下一部分外，还有陕北的地方部队。陕甘宁边区是十年内战以来我党我军得以保存的惟一的根据地，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八路军抗日出征的总后方，留守部队担负的任务是
很重的。东面，隔河相对的，是从华北沿平绥线进攻的日本侵略者，要随时准备抗击日寇入侵，固守千里河防。南、西、北三面，有国民党二十几个师包围。在边区当时亦是国共两个政权并存，虽然建立了统一战线，但摩擦反摩擦的斗争还时有发生。同时，边区内部大大小小的几十股土匪经常四处袭扰，严重威胁边区正常的生活秩序。1937年10月，中央军委给留守部队下达了“保卫边区，肃清士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的指示。为了加强领导和指挥，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对内改称留守兵团，并决定由我担任留守兵团的司令员，我们首先考虑并着手对留守兵团的部队进行全面整顿。
留守兵团的这部分部队，来自各个根据地，基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是不错的。大部分同志经过长征，是在残酷斗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排以上干部都经过战斗的考验，平均每人负伤两次，战士大部分有三年军龄、党员比例也比较大。这是部队好的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留下之初，部队还存在不少问题，主在表现是组织零乱、不健全，机构不统一，编制装备参差不齐；纪律涣散，军容风纪不整，游击习气浓厚，执行命令不坚决；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同级干部之间，上下级干部之间都存在一些不团结的现象；战士中开小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思想上有不少模糊认识；主力东进以后，又有一部分同志不安心后方工作??怎样在这种基础上把留守兵团建设成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正规兵团呢？这是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留守兵团建立后不久的一天，我去毛泽东那里汇报工作，当谈到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如何抓好这支队伍的建设时，毛主席亲切地对我说，要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建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他指示我们要在干部中做工作，使他们明确留在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带好部队，完成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他还要求我每天晚上到他那里，谈谈部队的情
况，汇报工作。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繁忙，却这样关心留守兵团的建设，这使我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这次会议，颁布命令取消过去各单位杂乱的番号，实行新的编制序列，配齐了政治委员，将留守部队编为：警备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钟汉华；警备二团，团长周球保，政委甘谓汉；警备三团，团长阎红彦，政委杜平；警备四团，团长陈先瑞，政委刘国桢；警备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节宗贵；警备六团，团长王兆相，政委张达志；警备七团，团长尹国赤，政委刘随春；警备八团，团长文年生，政委帅荣；七七Ｏ团，团长张才千，政委肖元礼；还有一个鄜甘独立营和一个骑兵营。另外，在绥德成立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参谋长毕占云。全部队共约一万五千余人。兵团成立了参谋处，政治部，供给处，机要处等直属工作机关。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留守兵团的正式成立大会，是个确定方向、制定措施的决策性的大会，党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都十分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林伯渠等同志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的重要。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道路。他风趣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这也表达了党中央对留守兵团这支武装力量寄予的深切希望，给留守兵团的全体干部以极大的鼓舞。留守兵团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使部队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不久，部队便投入到了紧张的剿匪、河防等战斗当中。
靖匪除暴安民
留守兵团创建之初，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秩序还很混乱。尤其是土匪蜂起，四处窜扰，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成为巩固根据地的大患。因而，留守兵团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靖匪除暴安民。
据统计，当时边区二十三县境内，共有土匪四十余股，计四千余人，两千多支枪。这些土匪大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打家劫舍、掠夺财物为主要目的的普通土匪，较大的有在延长、延川一带抢劫的陈老大股匪，有安定的刘子清股匪等；另一类则是有背景的“政治土
匪”。他们除了抢劫钱财以外，专门以摧残我地方政府机关、破坏我党和群众组织、刺杀我党、政领导和军队工作人员为目的。这些“政治土匪”中有的是在土地革命时期遭我斗争打击的恶霸地主和反动地方军阀武装（如三边的张廷芝股匪）；有的是由国民党顽固派操纵指使的著名惯匪（如盘踞在陇东一带的赵思忠股匪等）；有的是与日伪勾结的汉奸武装（如三边的薛子茂股匪）。
为了尽快肃清匪患，我和兵团几个领导干部研究，决定与地方党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通过他们广泛发动边区的群众与地方武装自卫军，都来捕捉土匪。于是有的地方组织了小分队和部队一起战斗，有的发现匪迹，暗地监视，及时报告，对军队的剿匪进行了有力配合。地方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积极改善人民生活，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使得一部分因生计所迫、铤而走险的散匪，改邪归正。
肃清反动的顽匪，主要是军事围剿。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在每一匪区集结相当兵力，统一指挥，一经与匪接触，即轻装尾追；一旦判明匪路，即分路堵截、合击。实践证明，这种战术是对头的、有效的。
从1937年11月开始，我们首先集中了警一团、警二团、警五团和两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地区官滩、盐池以北的八蜡梁和安边以北的仓梁一带，对张延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三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一百余人，马百余匹，缴获枪支六十余支。
翌年2月以后，我驻各地的警备团队，与地方群众武装密切配合，采取政治瓦解与武力清剿相结合办法，布下天罗地网，对大小股匪，继续穷追猛打。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海拔普遍在八九百米以上。厚厚的黄土层，经流水切割，年深日久，形成典型的塬、梁、峁、沟壑等地形，山高沟深，人烟稀少。冬春季节又长，到处是冰天雪地。在这样的地区剿匪，部队是很苦的。特别是三边一带，地接塞外荒漠，遇上大风天，风沙弥漫，天昏地暗，白天点灯都看不清人脸。大小砂石打在头上、脸上，疼痛难忍。有一次，一个战士外出执行任务，躲在一个甘草洞里避风，一阵大风刮来，竟把这个战士活活埋在里面。剿
匪同其他战斗不一样，扑空是常有的事。有时爬山越岭，跑了许多路，到达预定地点，土匪已跑得无影无踪了。条件尽管这样艰苦，战士们却毫不畏缩，特别是那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爬过雪山、越过草地的老战士们，更是以苦为荣，迎难而上。经过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各地的土匪就基本上被肃清。按当时统计，被彻底消灭的土匪有三十六股，被击溃的土匪十余股，生俘匪徒九百余人，缴获轻机枪十挺，步马枪一千七百余支，迫击炮两门，子弹二十余万发。对那些被捕获的匪首，大都由当地政府进行公审，对罪大恶极的坚决予以镇压。这年6月，在定边就公审枪决了罪恶累累的惯匪艾中福、宋闰兰；在延川，公审枪决了谋财害命的惯匪霍生福。当然，在剿匪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共计伤亡军民七百余人，其中有两个团级干部、十多个连排干部光荣牺牲。
一天晚上，已是夜深人静。我来到毛泽东同志住处。他照例还在灯下工作。我向他汇报了留守兵团的工作，当说到边区境内的土匪已基本上被肃清了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惊喜地说：“这样短的时间就把土匪基本肃清了？！”我向他详细汇报了剿匪的经过和战果，毛主席听了十分高兴，当即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通报了这一战绩，表彰了边区军民。
但是，靖匪的任务并没有到此结束。1939年冬天以后，前面所说的那类“政治土匪”，又在各地抢劫烧杀，扰乱边区，祸害群众。有的是由当时驻扎在边区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军收买和唆使，突然窜进边区境内进行袭扰、破坏的，有的则是受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和保安队支持、庇护，故意为非作歹，寻衅闹事的，其中有些人就是由保安队“哗变”为匪的。这类土匪的抢劫烧杀，实际上已成为国民党制造摩擦事件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一种变相的武装进攻。因此，从这以后的剿匪斗争，就同反摩擦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早期的剿匪斗争相比，要复杂得多：既有军事斗争，又有政治斗争；既要清剿土匪，又要同当时国民党的军政要员打交道。
清剿陇东积匪赵老五（即赵思东），就是这种复杂斗争的一个典型事例。
赵老五多年盘踞在靠近宁夏的甜水堡一带，经我军打击后，收敛了一段时间。1939年11月底，他又突然带领匪徒，攻入我环县城内，烧杀抢掠，接着又窜至河连湾一带，破坏边区治安。当时我曾致电国民党宁夏省主席马鸿逵，询问赵匪是否属他节制。马鸿逵回电说与他无关，但不久他派来个参谋，进行所谓调解，说赵匪是兰州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委派的“游击司令”。一个远近闻名的土匪头子，竟然成了国民党的“游击司令”，说奇怪也并不奇怪。在旧社会不就有“兵匪一家”的说法嘛！用这四个字来说明边区周围顽军和某些土匪的关系，是很确切的。我们当时虽然知道这名参谋说的不会没有根据，但为了促使国民党军队不要和土匪搞在一起，我们还是千方百计地给朱绍良等留面子，尽力争取他们。毛泽东同志在修改我给马鸿逵的复电时，对这件事这样写道：“诚以如此积匪，朱长官必不收编，必系该匪冒称无疑，请尊处万勿见信。”这显然是给朱绍良搭好了下台的台阶。接着我又直接给朱绍良打了几封电报，向他报告赵老五的情况，寻求共同解决赵老五的办法。他装聋作哑，不给我回电。于是，我又给他发了几封电报，在电文中说：“为维持地方治安计，拟即予以清剿。”他大概有点慌神了，这才回电说该匪已由他收编为保安队，并已饬令“严加约束”，他公然对这伙匪徒进行庇护。所谓“严加约束”，不过是一句应酬的话而已。1940年夏天以后，一连几个月，这股匪徒又窜进边区，先后在陇东的曲子、完洞等地袭扰，捣毁我区政府一所，杀死我村干部和工作人员四名，捉走我自卫军排长和政府工作人员九人。我驻军警二团官兵忍无可忍，不得不派兵进行清剿。当即击溃其一部，并捕获赵老五的两个重要帮凶缪福禄、万荣昌，经公审后判处了死刑。1941年2月，我驻军又集中了两个营的兵力，在甜水堡、河连湾一带进行围剿，经过半个月战斗，终于将这伙匪徒大部击溃，匪首赵老五腿部负伤逃出边区。我缴获步枪、机枪、手枪七十余支，子弹九百余发。
对土匪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清剿，是在清涧、绥德、米脂一带。1942年9月，当各地匪患渐次减少时候，这一带却接连出现了以阎锡年、惠富元等为头目的八股土匪，在四个多月之内，作案达四十余起。
闹得最凶的时候，平均两天要发生一次抢案。而其突出特点，又是专以抢劫捣毁我公营商店、合作社，袭击我区乡政府机关，刺杀我单独活动的军人和地方干部，抢夺枪支为主要目的。这些匪徒在几个月之内，就杀死我干部战士和地方工作人员十人，绑走和打伤十三人，抢走长短枪十七支，劫走大批财物和钱款。当时我正在参加西北局高干会议。为了迅速消灭这些匪徒，我们利用会议的间隙时间，召集当地驻军和地方干部开会，对剿匪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会后各县均采取军事进剿与地方清乡相结合的办法，集中进行了一次围歼。到1943年1月，就大体上把这几股土匪肃清了，并且坚决镇压了被我捕获的惠富元等七名土匪头子。至此，边区的靖匪斗争，才告结束。
固守千里河防
陕甘宁边区的东边是奔流不息的黄河天堑。留守兵团担负着守卫河防、阻止日军西渡的艰巨任务。防线北自府谷，南至宜川，蜿蜒一千余里。这段黄河当时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各抗日根据地的惟一通道。河防得不到巩固，不但边区不得安宁，而且势必割断中央、军委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重任在肩，怎样完成好这项任务，也就成了我经常思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日军将会在哪几种情况下威逼河防、进攻陕北呢？当时我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和有关领导同志一起研究，认为主要有三种可能：一是日军要进攻大城市西安的时候，可能以一支部队进犯河防，配合行动；二是日军要进攻整个大西北时，可能以一路兵马进攻陕北；三是日军在山西进行“扫荡”，可能侵犯河防，威胁我边区的安全。留守兵团当时只有一万五千多人，既要固守河防，还要清剿土匪，守卫两千多里边防。日军在武器装备上，又拥有强大的优势。捍卫千里河防的任务，能担当得起来么？开始少数同志显得信心有些不足。因此，我必须使全体指战员正确认识形势，树立必胜的信心。在兵团干部会议上，我给大家讲有利条件，在干部中统一思想。我说，单靠留守兵团的少数兵力，这么长的防线，当然是难以固守的。但是我们要和整个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联系起来看，在黄河东岸，无论是晋西北、晋西、还是晋东南的敌后，都有我八路军的主力和部分友军在
不断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进攻计划，牵制敌人侵犯河防的行动。我们还有地理上的优势，黄河水深流急，浪涛汹涌，人口又少，且东岸多土山，西岸多悬岩峭壁，无法架桥。这样的地形条件，显然利于守而不利于攻。日军要想逾越这道天然屏障，也并非易事。加上我们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这是远离本土、孤军深入的日本侵略军永远不能比拟的。只要我河防部队保持高度警惕，英勇顽强，加上指挥、部署得当，战术运用得法，保卫河防的任务，是完全能担当起来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1938年春，当日军兵分几路，直逼黄河东岸，并占领了一些渡口时，根据党中央的命令，八路军一二Ｏ师集中主力打击了进至晋西北的各路敌军，收复七座县城，歼敌一千五百余人；同时，驻晋西南的一一五师回师晋西，迅速控制了吕梁山地区，主力转至大宁一带作战，歼敌两千余人。
当时在晋东南一带的一二九师为策应一一五师和一二Ｏ师作战，也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和削弱。这些战斗，都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巩固了黄河防线，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即使后来，一二Ｏ师、一一五师的主力，开赴冀中和山东等地作战以后，留在河东的八路军部队，继续打击和牵制敌人，对于巩固千里河防，仍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日军进占黄河东岸的一些据点后，河防紧张起来，留守兵团立即对所属部队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和紧急备战的战斗命令，命令河防部队及一切武装力量，立即动员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在兵力部署上，我们以王兆相为团长的警备六团驻神府地区，守备葭县至贺家堡沿河渡口（这个团不久被调归一二Ｏ师建制）；以文年生为团长、帅荣为政委的警备八团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至枣林沿河渡口；以阎红彦为团长、杜平为政委的警备三团驻清涧，守备河口至接近枣林坪一带的沿河渡口；以陈先瑞为团长、罗志敏为政委的警备四团驻永坪地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以白志文为团长、李宗贵为政委的警备五团驻延长，守备凉水岩至清水关沿河渡口。为了便于统一指军。还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神府（神木、府谷）和五县（绥、米、葭、吴、清）等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兵力部署大体就绪后，河防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这主要是：侦察敌情；察看地形；深入进行战斗动员；抓紧战前练兵；紧急构筑防御工事。其中构筑工事一项，任务最为繁重，也至关重要。因为我们打的是防御战，纵有黄河天险，但要抵挡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是要吃大亏的。河防部队以石头、木料、沙土等为材料，选择有利地形，不辞劳累，星夜赶修，很快构筑起一道有相当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记得当时驻西安的国民党西北行营和山西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曾先后派员前来“视察”，都赞扬这些河防工事修得好。后来河防战斗的实践也证明，正是由于重视了防御工事的构筑，才大大减少了河防部队的伤亡。
对于河防战斗，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提出了要执行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但是，这种凭险固守的战斗，究竟应该怎么打，对于我和同我一样打惯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各级指挥员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只能是边打边总结经验。
3月12日，进犯我晋西北县的一路日军两千余人，附炮二十余门，第二天到达黄河东岸。十多架飞机在我河西阵地上空来回侦察轰炸，接着敌军用大炮对我阵地轰击了约三个小时。随后，大队敌人就开始渡河。我警六团指战员沉着应战，一直等到敌人密集部队涌下河岸时，才突然集中全部机枪，一齐开火。敌人被打得懵头转向，慌乱逃窜。我事先准备好的一支部队，乘势渡过黄河，袭敌侧背，敌人支持不住，向兴县方向仓皇退去。这一仗，共计击毙日军四十余人，伤敌一百余人，缴获步枪十多支和不少军用品。我河防部队伤亡六人。
同年5月初，河东离石一带的敌人，兵力增到一个旅团，附炮三十余门，气势汹汹，企图在我宋家川附近渡河西犯。10日晚，其先头部队已进抵王老婆山，后续部队仍在源源推进。我河防部队由于侦察工作做得较好，准确掌握了敌人的行动，没等敌人到达河边，文年生团长便亲自率领一支部队，东渡黄河，乘敌人立足未稳，夜袭刚进到王老婆山的敌人一个大队。经数小时激战，歼敌二百余人，缴获步枪二十余支。敌人遭此突然打击，掉头向东退去。
第三次较大的河防战斗，是在1939年的元旦。当时，已经进至我
晋西大宁、吉县、永和一带的敌人，兵分三路，每路约千余人，附炮十余门，向河岸推进。一路向马头关，一路向凉水岩，一路向泥金滩，于元旦这天，占领这三个据点以后，立即用大炮、机枪隔河向我猛烈射击，随后又派来十多架飞机，对我阵地进行轰炸扫射，并投掷多枚毒瓦斯弹。我守备部队隐蔽待敌，毫不惊慌，直到敌步兵集结河岸，开始运动船只准备渡河时，才一齐开火射击。敌人也隔河开炮还击。相持了一天，我击毁敌人部分船只，杀伤敌人一部。随后几天，我河东友军和游击队，不断袭击敌人的辎重和增援部队。三处敌军先后退走，我河防机动部队，乘机渡河追击，与一部溃逃敌军激战约三小时，然后安然撤回河西。这次战斗共毙敌八十余人，缴获步枪十余支、马数十匹。我伤亡排长以下指战员八人，中毒的十多人。
通过几次战斗之后，各部队认真进行了总结，对于河防战斗贯彻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应该采用的战术，取得了一些实际而有效的经验。其中主要是两条：一条叫“半渡而击”，就是说，在敌人未到达我火力地带以前，要善于隐蔽，顶住敌人大炮、飞机的狂轰滥炸；待敌人进入我火网，就应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火力，大量杀伤敌人。或击敌于岸边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这一条是受我军的武器装备处于劣势这一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不等敌人到达有效射程之内就开火，只能是白白浪费弹药。另一条叫“主动出击”，就是说，不能采用单纯防御的战术，而要选择时机，于战斗前，或于敌人溃逃的时候，派出精悍得力的部队，到河东袭击敌人，以配合正面的防御部队。这一条要奏效，及时准确地获得情报是个关键。这方面，当时边区自卫军的密切配合，是起了很好作用的。他们不时派出小分队，过河去侦察敌情，与河防部队派出的侦察人员一道，形成了一个严密、有效的情报网，使我河防指挥机关基本上做到了耳聪目明，能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对于上述经验，我们在作战会议上交流过。1939年春天，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以《河防战斗的检讨》为题，撰文作了介绍，并且指出了当时还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年夏天，我带领机关参谋人员到绥（德）米（脂）地区检查战备工作时，除了
察看附近的河防工事，还同河防部队的各级指战员一起探讨，充分肯定了这些经验。
这里我要着重提一下6月上旬的宋家川河防战斗。那是在我到达绥米地区后不久，日军万余人进犯柳林、军渡一带。军渡是河东的一个重要渡口。以往日军进占这个渡口，多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配合下，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前推进。这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只派出一部分兵力，以炮兵开路，沿公路缓缓推进。其主力则分成两路，在两翼山区中轻装迂回前进。当时阎锡山的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在柳林地区驻防。他们根据过去的老经验，仍然只注意公路正面的防御，忽视了对两翼的侦察警戒，致使日军的企图得逞。阎军一部被日军包围，柳林、军渡、孟门、碛口相继失守。随后，日军又像以往一样，大炮、飞机终日对我河西阵地狂轰滥炸，直打得我阵地和附近山头硝烟弥漫，黄土变色。我河防部队由于有了以往的经验，更加沉着镇静，昼夜坚守阵地，在工事内进行有利的还击，把汹涌澎湃的黄河变成了“皇军”的葬身之地。两天以后，日军开始后撤。这时，我大批援军及时赶到，迅速渡河追击，与河东友军密切配合，打得日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这支增援部队是经我同意，连夜从边区内地调来前线的。他们一天行军百余里，连病号也没有掉队，斗志非常旺盛。跟着这支部队渡河追击的，还有当时随我一起到河防部队慰问演出的“烽火剧团”的一些文艺战士。回到延安后，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的记者采访我，要我谈谈对这次战斗的看法。我着重指出，要注意敌人战术的变化，还赞扬了我军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随后，记者又访问了“烽火剧团”的文艺战士。他们以耳闻目睹的事实，愤怒地揭露了日军惨杀无辜、蹂躏柳林地区的罪行，同时生动地讲述了我渡河部队追歼日寇的动人事迹。
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由于河防紧张，党中央决定调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陕北，加强河防守备力量。当时，正处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边区内外的顽固派正在到处寻衅闹事，制造摩擦事件。
为了不给顽固派造谣生事以任何口实，在下令调动三五九旅的同时，毛泽东同志指示我把这件事向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和驻榆
林地区的邓宝珊报告一下。我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图将电文起草好了以后，送给他审阅。毛泽东同志认为电文表达的意思不够充分，措词也不够策略，随即将电文全部改写了一遍。改写后的电文是这样的：“日寇猖狂，河防屡急，迭奉钧座电令，加强防御。近以敌占柳林，盘踞不去，窥其用意，似有西犯模样。迭以此情呈报朱彭总副司令。嗣奉电示：指派一二Ｏ师王旅布置绥吴警备区，巩固河防，并资休整。现该旅已到东岸，即日渡河布防。兵力既增，河防当可巩固。惟仍当恪遵钧谕，激励士气，不使稍有疏忽??”
该电文力陈执行阎、邓多次要求加强防御的电令和日寇猖狂、屡犯河防之事实，说明调王旅是为了加强河防的需要，同时说明这一军事行动既是受制于八路军总部，又对国民党当局以充分的尊重。毛泽东同志用心之细致，思考之周密，实在令人敬佩。在电文后面，毛泽东同志还附笔提示我：“肖：此电待王旅确到河边并先头部队开始渡河时才发，不要发早，也不要发迟。”他对发报时间考虑得这样细致，是很有道理的。发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传出去，可能节外生枝；发迟了，先斩后奏，又难免阎、邓怪罪。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处理我党我军与国民党统一战线关系的一些策略思想。
正是由于电文无懈可击，时机又掌握得恰到火候，果然得到了阎、邓的认可。阎锡山给我回电说：“希饬该旅速至巩固河防为要。”邓宝珊的回电更是表示赞同：“王旅开驻绥吴，增厚兵力，极佩荩筹。”
尽管如此，边区内外的顽固分子，还是抓住这件事大作文章。一时间，谣言四起，什么“三五九旅不服从中央（指国民党党中央，下同），自由行动”呀，“三五九旅是来警备区消灭保安队的，中央不知道”呀，等等。为了驳斥顽固分子，毛泽东同志指示我，立即写了一篇文章给以驳斥。这样，在1939年12月9日《新中华报》第一版上，发表了我的《加强河防，反对造谣破坏的阴谋家》的文章。我在文章中痛斥顽固分子的无耻谰言，转述了上面提到的阎、邓回电的原文，说明调王旅是为了巩固河防，并且是按照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多次电令做的。事理俱在，那些谣言便不攻自破。
在以后的河防斗争中，三五九旅借鉴和发展两年来河防部队总结
的“半渡而击”、“主动出击”等经验，特别是大力加强了渡河作战的力量。1940年3月，当日军兵力分六路扫荡晋西北时，三五九旅更是积极主动地配合河东我军，连续作战，打击敌人。例如，3月9日，柳林敌军三百余人，进犯李家庄，与我三五九旅派往河东的游击队，激战三小时，被我击退。13日，柳林敌军派出五百余人，再次进犯李家庄，又与我游击队激战一昼夜，敌人又不得不退走。3月31日，柳林敌军一千五百余人，附炮十余门，进至军渡，向我河西阵地发炮数百发，我三五九旅迅速派出部队渡河，与河东我军配合作战，战斗一天，将敌击退。在这次持续近一个月的战役中，三五九旅表现突出。为此，朱、彭总副司令当时曾致电阎锡山、程潜等人，请对王旅予以嘉奖。随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致电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并报朱彭总副司令、叶剑英参谋长，请求给予王震以奖励。电文中说：“三五九旅接任绥德河防以来，该旅旅长王震率部督战，劳绩甚多，尤以3月战役为最激烈。当时敌占军渡、碛口，轰击河防阵地，飞机大炮猛烈异常，该员亲临督战，工事则随毁随修，官兵再接再厉。复于战事紧急之际，派兵东渡，击敌侧后，卒将顽敌击退，巩固陕北后方。”
就这样，留守兵团自成立后，在晋西北、晋西、晋西南八路军的配合下，先后对日作战达七十余次。日军的进攻，多数是在我宋家川对面的军渡、碛口一带渡口。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有公路与汾（阳）、离（石）公路紧相衔接，汽车可直达河岸附近，日军从太原调来兵力和渡河器材极为方便。从时间上来说，日军进犯最频繁也是最猖狂的时期是在1939年前后。而在1940年下半年以后，由于我120师主力又奉命回到了晋西北根据地，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加上当时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如火如荼，特别是百团大战予敌人重创，日军的力量遭到很大的削弱。这样，日军对河防的进犯虽然还没有完全终止，但已是强弩之末，对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威胁不大了。———选自《肖劲光回忆录》，傅东启供稿
第二篇：肖劲光谈为何当年没收回香港
肖劲光谈为何当年没收回香港
上世纪80年代，肖劲光大将接受采访时曾提到当年为何没收回香港。
“我在1952年2月，曾随贺龙和罗荣桓两位元帅，还有粟裕大将，一起去南方视察广州军区管辖的公安军边防口岸的具体配置与部署。我们曾去过罗湖桥和珠海的拱北边防前哨。两位元帅就向陪同我们的詹才芳中将和第10师政治委员周绍明大校，传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待台（湾）、（香）港、澳（门）的政策意见。其中，就专门讲到：毛泽东主席说的‘等待时机、和平方式’方略中，提出了两条重要思想观点：一是可以允许这些地方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也可以发展他们的资本主义经济；二是可以允许这些地方保留他们自己的军事装备及军队。这就是典型的‘一国两制’。”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当时陈赓的第四兵团，是有两个军已在广州外围的。李成芳的第14军、秦基伟任军长的第15军也到达了粤北、粤南、粤中及海边上。包括已进入广州的第43军，我军在南国两广一带正规军就有近6个军兵力。香港当时兵力也不多，许多财团老板已飞去外国了。下面部队和中央军委一些人，也要求打掉香港。会议讨论中，毛泽东主席说，暂时不打吧，留着有用的。打是可以打下来的，却会惹起麻烦：洋人有人在那里呀，还有我们是要拦住国民党西南一坨人马不要蹿去外国呀！毛主席还说，大家不必着急咯，不必担心，只要是中国版图的地方，将来都是会进入中国版图的，军事家要有长远的政治眼光咯！”
第三篇：荣获感言(肖世光)（定稿）
荣获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新时期最佳文艺创作奖·金奖”
暨“最美艺术家”获奖者肖世光致辞
离祖百载即归还，华夏怀抱倍温暖。历经沧桑重饰装，明珠亮丽紫荆香。一国两制基本法，智慧结晶放光芒。龙腾虎跃狮凤舞，炎黄子孙共芬芳。全球沟通和开放，艺术时空更辉煌。
当今艺术正在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推进。激发人类的思维升华，想象飞腾。综合多种艺术的科学原理，在立意造型中完美结合。发挥工匠精神，把艺术不断推向高雅而精深。为增强艺术
魅力，铸造艺术之魂，我决意不忘初心，为艺术奋斗终身，把心血凝聚成艺术的结晶。深思熟悟觅真谛，探索琢磨求创新，随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融通，宏观微观地高效精准地调度光色音，驾驭精气神。使艺术的空间流光溢彩，璀璨斑斓，与时俱进，令人耳目俱新，心灵振奋。力争德艺双馨，活现真善美，弘扬正气和爱心；营造科艺并茂，不断展现未来更灿烂辉煌的图景。维系世界稳定与更新，和平与光明，促进世界发展和繁荣。
荣获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新时期最佳文艺创作奖·金奖”
暨“最美艺术家”获奖者肖世光致辞
离祖百载即归还，华夏怀抱倍温暖。历经沧桑重饰装，明珠亮丽紫荆香。一国两制基本法，智慧结晶放光芒。龙腾虎跃狮凤舞，炎黄子孙共芬芳。全球沟通和开放，艺术时空更辉煌。
当今艺术正在向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网络化推进。激发人类的思维升华，想象飞腾。综合多种艺术的科学原理，在立意造型中完美结合。发挥工匠精神，把艺术不断推向高雅而精深。为增强艺术魅力，铸造艺术之魂，我决意不忘初心，为艺术奋斗终身，把心血凝聚成艺术的结晶。深思熟悟觅真谛，探索琢磨求创新，随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融通，宏观微观地高效精准地调度光色音，驾驭精气神。使艺术的空间流光溢彩，璀璨斑斓，与时俱进，令人耳目俱新，心灵振奋。力争德艺双馨，活现真善美，弘扬正气和爱心；营造科艺并茂，不断展现未来更灿烂辉煌的图景。维系世界稳定与更新，和平与光明，促进世界发展和繁荣。
第四篇：论文《浅谈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肖昱
题目：浅谈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类别：论文
姓名：肖昱
工作单位：弟兄山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联系电话：***浅谈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
【摘要】：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加快，进城务工人员不断增
多，这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由此农村留守儿童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庞大群体。由于父母不在身边，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缺失，在他们身上多出现“三多”和“三缺”问题：
隔代监护多溺爱、寄养监护多偏爱、无人监护多失爱;生活上缺人照应、行为上缺人管教、学习上缺人指导。我们该怎样呵护这群缺乏父母之爱的孩子的心灵，这是当前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首先分析了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关键词】：农村
留守
儿童
心理问题
心理健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打工，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达到2.3亿，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造成约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出现。所谓留守儿童，就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城市务工，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不能和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这些留守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期、思想成熟期，但由于远离双亲，缺乏来自父母和完整家庭的亲情呵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在思想道德、心理健康的严重缺失。从而使得农村留守儿童在思想、行为和心理上都偏离成长发育的轨道，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形成一系列“留守儿童综合症”，这种不健康的心理问题正日趋严重，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因此，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存在的心理问题
由于农村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开，基本上属于隔代抚养，而隔代抚养中由于长辈精力有限或者处于对孩子的溺爱，对小孩的管教不严，这样长此以往，就好形成性格上的缺点，而这些缺陷得不到纠正。同时，就我执教的班级来说，留守儿童基本都是离异家庭的儿童，由于缺少父母的爱，孩子感情上缺乏依靠、内心的活动很难向外倾诉，久而久之变得不愿与人交流、性格孤僻，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具体表现在缺乏自信，过度怕羞，拒绝交朋友。层层问题叠加起来，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心理问题。这些性格上的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心理上的障碍
亲情对于培养儿童良好的情感来说至关重要，在父母的关爱下，在家庭温暖的环境中，儿童从小就在心理播下爱的种子。而农村留守儿童由于感受不到父母的亲情，在留守儿童身上很难找到这个年龄孩子们应有的那种天真与活泼，被错误地认为他们懂事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父母那种不可替代的爱抚。缺少关爱和交流的留守儿童很容易造成心理上的障碍。比如有困难没地方倾诉，有焦虑、孤独倾向等问题。这些心理障碍造成农村留守儿童经常不能集中注意力来学习，经常不能够按时按要求完成作业，甚至不愿意回家。
（二）认知行为上的偏差
农村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孩子有疑问都无法得到解答，使得他们不能对事情有个正确的认识，造成认知行为上存在偏差。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往往呈现出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农村留守儿童情绪化，同时也容易造成孩子养成很多不良的习惯。
比如我们学校三年级的白鑫宇同学，她妈妈未婚生子，白鑫宇从小就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由于她母亲常年在外打工，她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养成了小偷小摸的恶习，经常偷拿同学的财物，甚至到村子里的邻居家行窃。
（三）逆反心理强
留守儿童因为缺少和大人的交流和沟通，往往缺乏安全感，只要和其他人有一点摩擦就较真，觉得别人看不起他，欺负他，故而跟人相处充满警惕甚至敌意。因此，在学校中他们容易违纪违法，迟到、逃学、不完成作业、顶撞老师，甚至与人打架斗殴等。例如，我教过的傅昊同学，由于父母都在外打工，姥姥管理他，家庭作业经常完不成，从不听姥姥的话，每天想法设法地都要制造一些矛盾，来引老师和同学的注意。每当我找他谈心时，他总是一脸无所谓，不屑一顾的样子，有时还变本加厉地打架欺负小同学来引起大家的注意。
（四）厌学、自卑心理严重
大多数“留守儿童”的行为习惯差，对学校没有兴趣，不愿参加活动、自卑心理严重，生活无聊而空虚。小学低年级留守儿童中，胆小怕事、课堂不敢回答问题的占75%以上；例如我们班的王绘茹同学，她父母离异，她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父亲重组家庭，在外打工，几乎不给王绘茹任何生活费用。她上学用的钱基本就是姑姑们给拿的，偶尔还会有学校给联系的支助项目。与其他留守儿童不同的是，她对学习有着正确的态度，但她几乎从不在课上发言，课下更是寡言，从未听过她大声说话。也基本看不到她和同学在一起玩耍，或许，她可能除了学习，再无其它事可做。“由于贫困，‘留守儿童’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辛酸和物质匮乏的压力。他们只能孤独寂寞地成长，享受不到来自父母的关爱和亲情。更现实一点儿，他们根本看不到知识将会给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学习成绩的好坏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二、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原因分析
留守儿童在社会环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存在缺失，其成因分析如下:（一）家庭原因
1.隔代教育的监护令人堪忧
目前“留守儿童”的监护情况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隔代监护，即由祖辈抚养的监护方式。只要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健在，对“留守儿童”采用这种监护的方式比较多。对于这种监护的方式，外出的父母比较放心。但这种监护方式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却有着难以克服的问题。一是由于天然的血缘、亲缘关系，监护者多采用溺爱的管教方式。较多地给予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过多的宽容放任，而较少精神、道德上的管束和引导，能过则过，只求和睦，外出的父母即使有心也无法去管。在调查中发现，在留守儿童当中，放纵溺爱型家长的比例比其他儿童要高得多。这在无形中逐渐助长了他们自私、任性、霸道、蛮横、叛逆、以自我为核心等极端性格。主要表现为：在家不听监护人或长辈的教育与劝导；在学校不尊重老师与同学，不合
群等现象。二是祖孙辈年龄差距大，观念不一样，对待许多事物的看法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代沟”明显，难以相互沟通。家庭教育作为儿童最早的启蒙教育，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良好的家庭有利于培养健康的一代，父母作为第一任教师，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留守儿童缺乏这种家庭教育，再加上老人年岁大，精力不济，健康状况欠佳，再加上有的老人监护的远不止一两个“留守小孩”，真是力不从心。以上情况说明祖辈难以承担监护教育之责。
2.亲情的缺失
亲情关系，作为一种情感因素，不能直接介入孩子（学生）的认知结构本身去直接决定学习成绩，但它对孩子的学习动机、态度、性格等产生重大的影响，成为间接影响孩子学习成绩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与父母分离，留守儿童长期缺乏亲情的安慰和关怀。大多存在着焦虑和紧张等情绪，缺乏安全感，人际交往能力差。
（二）学校原因
学校对留守儿童的重视不够，甚至有些学校根本没有留意到留守儿童的这种心理需求。学校对留守儿童关注力度不够，表现在办学条件的制约，由于学校的师资力量、硬件设备不齐全，造成教育方法缺乏针对性。有些学校心有余而力不足，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教师短缺的现状，导致教学过程中耗尽教师精力，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关注留守儿童，影响教学质量，造成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三）政府原因
政府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力度不够，并没有提供可执行的有效帮助。当下对儿童提供有效发展的机构数量不多，尤其在广大农村，更没有社区为留守儿童提供帮助。除此之外，政府部门对游戏厅、舞厅、网吧的管理并不完善，有些企业为了商业利益，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公共场所，严重影响儿童的心理健康。
（四）社会原因
留守儿童大部分生活在我国广大农村，农村的治安状况比较差，这部分儿童大都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而社会对违法打击力度远远不够，导致伤害留守儿童的案件时有发生。
社会上的不良场所也对“留守儿童”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目前农村小集镇上的一些公开的和隐蔽网吧，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为了赚钱，而大量招徕在校学生，甚至引诱学生。小学儿童自控力本身就不强，而“留守儿童”又缺乏父母的监管，网吧对他们的不利影响就更大。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对“留守儿童”的成长也带来了不良影响时下，农村的“闲人”太多，赌博风盛行。无事干的人成天就在牌桌上赌博，许多“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也参与其中，整天在牌桌上生活，很少过问孩子的情况。这种“潜移默化”对孩子带来很大的不良影响。
三、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策
（一）发挥家长的教育作用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诸多问题主要是由于父母不在身边造成的，是由于家庭的缺失造成的。目前多数农民文化程度不高，他们误以为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家长只要给钱给物当好“后勤部长”就可以了，至于孩子学习成绩、思想品德的好差，由老师们去管教。家长应该改变这些不正确的思想，树立“子不教，父之过”正确的教育责任观，明确教育子女是自己的应尽之责，家长自身文化水平的高低并不影响对子女的教育。即使在外地务工，父母也要把教育孩子的那份责任承担起来，要重视发挥家长在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心理成长中的作用，客观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恰当选择监护人，同监护人合理搭配，改善留守儿童心理状态，强化沟通交流。笔者认为，家长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教育：
1.父母应加强同孩子之间的交流，让孩子充分体会到父母对他们的关爱。尽可能地保证每天跟孩子通电话，多跟孩子谈谈心，多跟孩子沟通，对孩子的心理、情感和精神需求给予更多关注。
2.采用多种沟通方式。父母可在使用电话的同时辅以书信的方式，强化同孩子之间的交流，孩子也能通过书信的方式，将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表达出来。
3.强化同监护人的沟通。父母应该及时同孩子的监护人沟通交流，获取孩子的学习、生活、心理信息，进而采取有效沟通，对孩子的问题进行疏导解决。
4.家长要主动跟老师联系，不要等老师来主动联系你，通过跟老师的交谈来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状况，同时可以跟老师交流一下怎么教育孩子，以便能够及时地了解孩子的心理问题，了解子女的发展变化，共同商讨教育孩子的策略和方法，这样才不致于使“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方面出现盲区。尽可能调整好家长外出方式，为子女提供必要的生活和学习条件。
5.沟通内容应宽泛。沟通过程中，不应该仅仅注重孩子的生活、学习问题，也应当注重孩子的健康问题，涵盖孩子的心理发展、变化等，注重孩子的健康发展。
（二）学校加强管理，倾注关爱
完善学校教书与育人的教育，发挥其教育主导作用；增设相关课程，加强精神，心理，生理及行为方面的指导教育。学校要高度重视，不歧视留守儿童，平等地对待他们。班主任及科任老师要给留守儿童特别的关爱以感化留守儿童的内心，要特别关心留守儿童的思想状况，多给留守儿童一些热情的帮助，学校也应该为教师提供培训，提高教师对心理健康的了解，掌握儿童的心理特征，可通过心理机构培训的方式，提高教师的技能，提高心理健康的效果。
除此之外，还应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和心理咨询室。村里可以聘请离退休的老师当留守儿童的心理辅导员，负责孩子思想、情感辅导。学校应让家长充分认识到心理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家长多参加学校举办的关于心理方面的活动，通过定期培训的方式，提高监护人、家长的心理辅助能力，推广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笔者认为学校应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和成长记录袋，档案资料应全面反映“留守儿童”的各方面情况，包括“留守儿童”姓名、年龄、道德品质、行为习惯、兴趣爱好、智力水平、性格特征、学习动机和态度、学习能力和方法，与代管人的融洽程度，与打工父母的沟通情况等；监护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文化程度、性格特征，重点是监护人如何对孩子进行管教等；“留守儿童”父母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及工种、经济收入情况、对子女的希望要求、与子女联系沟通情况等。但不能让留守儿童知道，以免刺激孩子。对他们在学
习、生活等活动中的表现及健康状况进行调查登记，以实现对农村留守儿童成长道路上监护的缺位。同时在“进步之星、三好学生”的评比中向留守儿童倾斜，并且树立标兵，在留守儿童中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教学氛围。
（三）政府加大关注力度
政府应树立责任意识，尤其是乡、县，应对留守儿童多加关注。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加强学校建设，改善留守儿童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充分发挥政府职能。由于农民工子女不能享受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所以政府需要对体制进行改革，同时对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改变留守儿童的现状，让进城务工人员的孩子享受同城市孩子相同的教育。政府应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加强对基础设施、学校资金的投入，发展农村经济，解决留守儿童出现的问题。
（四）广大群众提高认识，形成合力
应加强对游戏厅、网吧等公共场所的监管，加强农村治安，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建立健全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对于大众传媒来说，应引导社会关注留守儿童问题，集合社会力量，鼓励爱心活动，关注留守儿童。进而帮助留守儿童自强、自信、自立，彻底解决留守儿童心理问题。
总之，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而且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民进城务工导致留守儿童的产生，这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客观发展的产物。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未来建设成果的重要因素，因此绝不能忽视对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他们的教育是当前我国义务教育中的一个焦点和难点，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问题不是某一方面就能完成的，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努力、共同参与，但只要大家众志成城，坚持城乡统筹原则，建立城乡统一和公平的义务教育体制，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法律，制定出优惠农民工的有关政策，消除对农民工子女的歧视，努力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创造更多有利条件，一定能逐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生存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佳，冯丽婷.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的环境因素［Ｊ］.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高亚兵.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问题的原因分析与对策研究［Ｊ］.教学管理，2010[3]《新世纪教师素养》（张行涛等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4]《21世纪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吴思娜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
第五篇：肖润光同志在全区创先争优活动主持词（模版）
肖润光同志
在全区创先争优活动动员会议上的主持词
（2010年5月4日）
同志们：
现在开会！
这次全区创先争优活动动员大会，是按照市委关于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要求，经区委研究决定召开。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是巩固和拓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的重要举措，是党的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经常性工作，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开展好这项活动，对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推动丰润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具有重要的意义。
出席今天动员大会的区领导有：区委书记曹金华同志，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张建华同志，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刘胜祥同志，区委常委、区委办主任周宝印同志。
参加今天大会的包括区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成员，各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统战委员，区直各单位行政一把手、区直党委（党工委）书记，党办主任或人事科长，创争办全体同志，区委组织部、宣传部股级以上干部。区教育局、卫生局直属各学校、医院党组织书记。
今天的大会，共有两项议程。首先，请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刘胜祥同志宣读区委《关于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意见》。
……
下面，请区委书记曹金华同志做动员讲话。……
刚才，胜祥部长宣传了区委《关于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实施意见》，曹书记做了动员讲话，对全区深入扎实地开展开展好创先争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下面，我就如何贯彻落实好这次动员大会精神，特别是领会好曹书记的讲话精神讲三点意见。
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这次创优争先活动，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化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的重要举措，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创争活动为动力，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等方面，引领基层党组织创建“五个好”，广大党员争当“五个模范”。同时，要进一步抓好建章立制，逐步探索完善创争活动的机制，通过制度建设，把党员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永葆党的先进性。
二是迅速行动，精心组织。今天动员大会后，各级各单位要迅速行动起来，及时召开动员部署会议，把这次会议精神，特别是曹书记的讲话精神传达到每名共产党员。要抓紧成立创争活动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安排精干力量，及早开展活动。要结合本地、本单位工作特点和党员的思想实际，着手制定符合本单位实
际的实施方案，开展形式多样的创争活动，掀起创优争先活动高潮。按照市、区委要求，基层各党委、党工委要在5月10日前成立领导小组，建立办公机构，层层召开动员会议，要由党委书记亲自做动员。各单位务于5月5日上午前将本单位领导小组名单、办公地点、人员、联系人等上报争办督导组，在召开动员会2日前将实施方案、领导讲话、召开时间、地点、参加人等相关情况上报区争办督导组。督导组联系方式为3081179、3081268。
三是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舆论引导工作，把营造氛围作为重点来抓，贯穿始终，通过制作标语、编发简报、信息，大力宣传在创优争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开展工作中取得的好经验、好做法，努力营造良好的宣传舆论氛围，引导基层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为建设新丰润，实现新跨越作出积极贡献。各单位要前5月10日前把贯彻落实这次大议精神的情况，以书面形式报送到区委办公室和组织部办公室。
散会！
篇二：兵团回忆录的感悟50字
三兵团报务员的回忆录——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前后
【编者按】旅大警备区前身是三兵团，1955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领率机关，奉命班师回国。根据中苏两国“关于苏军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接收苏军在旅大地区的防务。
正是这次神圣的接防，一座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的美丽城市--旅大，才得以完整的回到我们祖国的怀抱。
杨茂森是当时三兵团的通讯干部，今天，我们连载他的回忆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阅读三兵团军史，了解更多的历史和社会，人文、生活。
作者杨茂森1955年照片（现年87岁）
作者简历：
杨茂森，1930年11月生于河北省万全县洗马林，现年87岁，1945年10月入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农科职业学校，1946年9月随校撤退至平山县西柏坡，1947年3月入伍在冀热察军区学习无线电报务，解放战争中在冀热察辽军区独立第七师司令部电台工作，先后十四次跨越长城，参加了解放多伦、延庆、赵川、崇礼、怀来等战斗及（北）平—古（北口）路；平—绥（今呼和浩特）铁路土木段和解放新保安的阻击战。1949年4月其所在四野46军159师参加完辽沈、平津战役后，跨黄河、渡长江南下至湖南省湘潭。1950年10月调至北京总
参通信部总台工作，1951年11月至1954年11月三次出入朝鲜，先后在志愿军司令部、开城谈判代表团从事通信工作。1955年2月至1966年2月先后在大连第三兵团司令部和二炮部队工作。1966年3月转业至陕西省略阳县，先后在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做负责工作，1984年退居二线，1991年离休，1998年迁居咸阳至今。
今年
（2005年9月3日）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也是我接受革命教育六十周年及参加革命将近六十年。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前后十多年的一些往事，回忆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现在把它写出来，以了却多年来的一件心事。
第一章
入
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8月23日原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日伪蒙疆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所在地，今属河北省）回到人民手中。我的家乡万全县洗马林镇，距张家口不足百里，在过去的八年里，也遭受了日本鬼子的践踏蹂躏，也属新解放区。后随着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和晋察冀军区进驻张家口，地处张家口西山坡的“晋察冀边区农科职业学校”（建国后改成“张家口师范学校”，今市二中）很快开学。经同学介绍，并由学校派招生人员动员，我和堂弟杨耀森同时报名入学。前后入学的还有同乡同学罗法、罗宽、邢辅龙、李珍以及比我高两年级的李悌、张守箴、贾礼等。学生会主席是李悌，委员是卢德恒、景xx。
起初在校学生不足二百人，设一、二、三、三个年级。当时规定的学制是三年。我们的校长是张云萤，教师何建平、丰年、陈克（校长爱人）、朱旭、刘彬、石xx等及部分行政人员，都是从延安、晋察冀老区来的，还有一些是留用的前专业教师王高才、代洛川、王国宝等。我的同班同学有罗法、罗宽、邢辅龙、项凯、王晨山、孙如英、刘国昌、马世丹、李培元、赵仁舜、姜生、周培德等。学生结构也较复杂，除在本地区招收的以外，还有从北平、天津等地投奔到解放区的进步青年。另有几个较为特殊的同学，如班长项凯和王晨山等，他们的年龄在二十二三岁，人人酷爱学习，个个生龙活虎，他们有战斗、工作经验，也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最令我们眼馋的是他们享受“供给制”。我很快知道了他们都是从老区来的战士和干部。这部分人是我们学生的灵魂，是骨干，我很尊重他们。他们是同学，事事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他们是大哥，呵护着我们这些不谙时世的小青年。
“晋察冀边区农科职业学校”属农林性质，教学内容除农林牧专业知识外，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接受的更多的是政治、军事形势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每当班主任何建平老师讲到日寇对我实行的‘三光政策’、國民党反动派抢摘‘桃子’企图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特务暗杀闻一多、李公朴教授、殴打郭沫若等事件时，我们全班同学群情激愤，愤怒声讨反动派的罪行。每逢‘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七一’中国共產党诞生纪念日、‘八一’建军节、‘十月革命节’、‘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念日等重大节日，学校除在校内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党史教育外，还组织我们上街游行，开展宣传活动。我们还去市内的“人民影院”看了一场由陈强、王昆、田华主演的歌剧《白毛女》，剧情深刻生动地展现了旧社会这座人间地狱里劳苦大
众受尽剥削压迫和欺凌的情景。随着剧情的发展，我同全场观众时而痛哭流涕，时而振臂高呼“打倒反动派”、“打倒剥削阶级”的口号。这次观看演出，是我受到的又一次生动的阶级、阶级教育，又一次启迪了我那扇已经被震撼的心灵之窗。
在‘四八’空难烈士追悼会上，领导同志介绍了烈士们的生平事迹和遇难经过，我为叶挺、王若飞、秦邦宪、邓发以及黄齐生老先生的不幸遇难号啕恸哭，我为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捶胸顿足。在纪念中国共產党诞生二十五周年群众大会上，我有幸第一次见到了久闻大名的聂荣臻。为此，我照例激动了很久。
每逢周六上午，全市的大中院校（有“华北联合大学”、“晋察冀工科专业学校”、“农科职业学校”、“商科职业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等）一千多名师生，总要集中在“联大”礼堂听政治军事形势报告和文艺创作等方面的讲座。当代著名学者、作家、诗人成仿吾（“联大”校长）、周扬（“联大”副校长）、丁玲、肖军、何其芳、赵朴初、肖三、艾青、恽子强（恽代英之弟、工专校长）及边区教育部长刘凯丰等都亲自讲课。当时我年幼无知，虽不能完全听懂他们传授的知识，但也为那些生动的报告而欢欣雀跃。每次听报告，我都集中注意力听讲，拼命记笔记。事隔多年，我一直为我曾经有机会聆听那么多名人的报告而倍感荣幸。因为，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够享受得到的。可惜那些听课笔记本在后来的转移中都丢失了。
我校校长张云莹，三十多岁年纪，他是一位“老革命”，当年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人瘦点儿，但讲起话来一口京腔声声洪亮有力，治校办学很有一套。后来，1954年我在朝鲜抗美援朝时在《学习》杂志上又看到过他的一篇文章，是谈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经验的。这篇文章当时就勾起我在校学习的片段回忆。四五年冬天，冒着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校长和我们一起打煤坯以供同学们取暖烧用；1946年春夏，顶着呛鼻的恶臭，他又和我们一起掏厕所起粪，以供学校种菜施肥。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校长，把学校治理得生机勃勃，一改过去那种“猫与老鼠”般的师生关系，代之以尊师爱生、师生平等的新型关系。
有一些发生在我身上的小事至今无法忘怀。入学初期，我们的作文大都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之类的空洞描写，要不就是“啊”“呀”之类的无病****。后来经丰年老师点评引导，逐渐能和形势任务、学校生活、思想实际联系起来。有一次我写《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篇命题作文，开篇第一句就写了‘毛泽东是中国共產党党员’这句话，但无知幼稚的我竟不敢肯定这句话正确与否。心想，交上去让老师批改吧！老师阅后大加赞赏，拿到班上作为范文宣讲，说写得很好，只有共產党才能帮助人民翻身得解放，并鼓励我继续努力。自那以后，我写文章大胆联系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进步很快。学校校报《农校生活》‘五一’、‘五四’专刊上，一连发表了我的三篇文章，甚至还拿到街上宣传展览。
农历四月十八日，是张家口市赐儿山娘娘庙会的日子。那天我校放假，让同学们上山游览。上到赐儿山上，整个张家口市尽收眼底。山上游人攒动，有全家去庙里求神拜佛、祈求平安的，有夫妻结伴烧香乞求早生贵子的，有手牵孩子磕头还愿的，有设摊叫卖货物的，再加上大量的普通游人，把本来崎岖的山路拥挤的水泄不通，四面的叫卖声、嬉笑声吵杂一片，震耳欲聋。最为吸引人的是神秘的水、冰、风三个自然岩洞。这三个洞并列山崖，其间相距约一米。水洞里隐约可见清泉涌动，冰洞口寒气逼人，只有风洞口被大石块严严封死。据传说有人进去探险，被风卷入洞内无影无踪。这虽属传说，但它们的神奇色彩，配之以当时山上的景象，活脱脱是一幅“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绚丽图画，这正如张家口通往塞外的长城隘口“大境门”上先人留下的‘大好河山’四个大字，以不争的事实告诫人们：绚丽富饶的祖国大好河山，绝不容外敌侵犯。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报纸上看到中央介绍李鹏总理的生平简历，才知道1946年他就读于晋察冀边区工科学校。看来我们还是同时同地的学生，常在一起集会听报告，不过并不在一个学校，当然谈不上认识了。可见，张家口这座小小的城市当年孕育过许多革命的种子。不少革命同志，包括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在这个革命摇篮里得到党的哺育，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一步步成长，走进革命队伍的。
第二章
转
移
1946年8月暑假后刚刚开学，风云突变。各方面的气氛日益紧张起来，从北平起飞的敌机几乎每天都要侵入张家口上空侦察骚扰，警报声连连不断，往往是正在上课警报就响了，迅速钻防空壕，很难保证正常上课。市区东西北三面的山坡上和学校周围，经常看到我军警端着上有明晃晃刺刀的步枪警戒巡查。设在张家口的《晋察冀日报》、新华广播电台（呼号：XGNC）及各界群众，纷纷揭露國民党反动派破坏停战协定，扩大内战，进攻张家口的阴谋。尽管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组成的三人调停小组多次飞抵张垣（张家口）调停视察，但國民党反动派扩大内战的野心已定，美国又是明调停暗支持國民党。平绥（京包）路两端大同、怀来前线战事吃紧，我军受到极大压力，有寡不敌众之势。
为防不测，有关方面早已做出了非战斗单位和人员提前撤出张家口的部署。随着形势日益紧张，在9月18日下午召开师生大会，学校领导做了简短讲话，大意是：目前形势比较紧张，为了大家的安全和有一个好的教学环境，决定暂时转移，他特别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能够重新回到张家口。当晚，每人背起背包携带学习用品开到火车站，上了一列早已准备好的闷罐车，黑洞洞地什么也看不清，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什么地方开。
凭感觉好像是往西，一路上走走停停，一晚上走了不到二百里，天亮了终于到了目的地，下车后远见一座城门上两个大字———阳高。大家动手，卸下随车带出来的大批教学生活物资，码了几大堆。这才知道几个月前学校在张家口时抓紧购进运出物资的原因，原来是早有准备。阳高离大同前线很近，为防不测，饭后顾不上休息就马上出发，雇了许多毛驴和骡马大车驮运物资，人流物流连绵数里向南山缓慢行进。往哪儿走？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敢打听。头几天，每天只能走二三十里，掉队的有收容队负责帮助照料，不少人脚上打了水泡行走困难，有经验的人介绍，宿营后先用热水烫脚，挑破血泡滴入煤油或用纸捻塞入伤口可治愈，这个土偏方还真灵，走起路来轻松多了。走了五六天到了广灵县城西十多里的一个小村庄。村内有一财主庄园挺大的，吃、住、上课比较集中。我们睡地铺，坐土坯，木板当课桌，照常上课。从张家口撤出来的学校都住在这一地区。我们又一次得到机会到广灵县城看了由原班底演出的《白毛女》，不过布景简单灯光暗淡多了，但演员和观众的情绪还是蛮高的。
提起广灵，在我的记忆中并不陌生，四十年代初，曾有大批广灵、灵丘难民因不堪忍受连年旱灾和日寇的扫荡蹂躏，拖儿带女经过我的家乡北上，到坝上（张家口以北地区）逃难。我还记得，大人们背地里议论起八路军来，常常是悄悄地伸出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八’字，说上一句：“南山（指蔚县、广灵、灵丘、涞源一带）有这个。”到了这里我才知道，当年的平型关大捷、火烧日寇阳明堡机场、打死日寇阿部规秀中将就发生在这一地区。
在广灵住了不到一个月，情况又突然紧张起来，后方机关、学校
迅速启程向南转移。天空不时有敌机轰炸扫射，地面人流涌动。队伍中穿什么衣服的都有，有男女老少，有一家一户，也有骑驴马坐大车的，大部分是步行，有的老人妇女随意找一根树枝当拐杖坚持跟进，走散了的四处打听自己的单位。事后听说所以如此紧张，是傅作义十月上旬从北部偷袭、侵占张家口后，气焰十分嚣张地继续南犯广灵、蔚县。这是我们开始转移后最为紧张的一段行军，敌人就在我们屁股后面紧追，但他也只能望尘莫及。我们一直在这一带山区和敌人周旋，不仅身子骨日益硬朗、脚掌不再打泡，思想意志也坚强起来。
1950年，我在湘潭159师时，听同在一个部队的老乡说过，他和著名歌唱家郭兰英遇险的过程，他们原来都在张家口晋剧团，是最后一批撤出张家口的，刚离开不久敌人就追了上来，很多人都跑散了，他连拉带拖郭兰英，可她怎么也跑不快，眼看敌人就到跟前，他们两人也跑散了，至今不知道她的下落，是不是发生了意外？
我说：“你放心人家好着呢，她先到了晋察冀根据地，以后又转到延安去了。”“你咋知道的？”我说：“几年前陕北广播电台就报道了，还放了她唱的山西梆子和歌儿啦。”我小时候就知道有个郭兰英，同在张家口，可惜一直没有看到她唱的戏，作为一个晋剧爱好者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我们在灵丘休整数日后兼程南下，进入高山林立的太行山腹地，一座叫十八道盘的山岭上下七八十里，全是羊肠山路，整整走了一天才翻过去，这是平型关东南有名的长城—下关，这是我第一次翻越长城。从灵丘起逐渐进入老根据地，越往南走群众条件越好，军民、军政关系非同一般。阜平这座在抗日战争时期唯一没有被日寇占领的晋察冀边区县城，更是勃勃生机，秩序井然，看不出有发生战争的迹象。
沿途目睹了晋察冀边区司令部所在地，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坟墓，消灭过日寇精锐部队的著名战地—陈庄。
数日后我们到了冀西山区滹沱河畔的建屏县（今平山县）。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被称为子弟兵的母亲、拥军模范—戎冠秀的故乡。我们住在离西柏坡西面十多里的一个小山村。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这里主产小麦、玉米、棉花，还有香甜可口的黑枣、红枣、柿子、核桃。老乡们习惯端着大碗蹲在自家门口吃饭，一面吃一面聊天。大人们喜欢用自织的白羊肚子毛巾从前向后围在头上，年轻姑娘们内穿红色棉袄，外套一件小一点的蓝色大襟罩衣，有意外露一点衣襟袖口，显得十分精神好看。民房都是白灰平顶的，我问房东老大爷有什么好处？他说:你不懂，下雨不漏，夏天乘凉睡觉，秋天晒粮食果品。怪不得家家屋顶硕果累累。
在阜平、建屏一带，可以说人人善纺，户户能织。房东大娘大嫂每天拂晓开始纺织，点着微弱的棉籽油灯，线纺得粗细一般，一尺多宽的布平平展展，真是硬功夫。在街道两旁有的梳理细纱，有的把浆洗好的布匹高挂晾晒，布匹的颜色多以灰色、土色为主，都是为支援前线做军装用的。我们学生吃饭在露天土台上，每人发两个焊上把的牛奶罐头（国际救济总署发放的）桶子，一个装饭一个装菜。伙食以小米为主，蔬菜多是土豆，一日两餐还能吃饱。
小米营养丰富，个个面色红润个子都长高了，陈老师就曾指着我说：“看你杨茂森吃胖了，个子长得最快。”的确如此，半年前我还是中等个现在拔尖了。冬天取暖动员学生到几十里外的洪子店背煤，发给几个晋察冀边区出的票子（简称边币）以示鼓励。打造地炉谁也不会，我自告奋勇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刚刚完毕，张校长一检查说我犯了主观主义，炉道、炕道一样齐，烟火根本吸不进去。请老乡来看就是有问题，帮助推倒重垒，一试果不然吸的嗡咙响。看来什么事都不能冒失，都得好好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