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乡村振兴的历程民国
中华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概况（1927年—1937年）
国民政府时期的“黄金十年”或十年建国是指1927年－1937年这段由中国国民党一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动荡中求发展并一统中华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华民国在政治、经济、基建、文化、教育、社会政策、边疆民族政策、外交、军事等施政各方面皆取得了一定成就，整体环境为1840年以来中国最高水平。但是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得1930年代前几年以及蒋中正和中华民国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努力成为泡沫，所有建设成果几乎完全消失，亦从根本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根基。
历史追溯
在政治方面，一方面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竞逐争斗，并让中原大战与国共内战等战事于中国山东、江西等地持续爆发。但在中国其他地区，以军事强人蒋中正为首的中国国民党逐步于中国建立起相对稳定、巩固的统治机器，于安定中，同时开启了中国政治、经济等发展的新进程。惟年代中末期之1937年开始，邻国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却发动了全面性的侵华战争，陆续增兵入侵中国，使得十年间的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一、经济振兴……………………………………………………02二、政治进程……………………………………………………07三、基础建设……………………………………………………13四、教育投资……………………………………………………1一、经济振兴
在所谓黄金十年建国初期，国民政府所遇的困难极大，除了财政方面收入少支出大，在政治层面，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掌握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几省，其他省表面上服从中央，收入却不上交。占总收入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关、盐、统三大税收，也因晚清及北洋政府向外举债而早被当作抵押。战事频仍，导致军费开支庞大且要偿还前清政府所定条约债务。当时国民政府财政上面对的困局是中央丧失田赋收入及地方上存在着税收混乱。加上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各国不敢向外投资。1920年代与1930年代之交，国民政府可谓处境恶劣。
①工商业发展
1934年中国学生代表团参观德国工业设施，1930年－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已经达到7.7%以上，社会经济状况也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相较于其他现代化国家的经济大萧条，中国工农业产值达到了清朝末期、民国肇建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最显著的工业成长分别为中国电力工业、煤炭工业及钢铁工业。除此以外，就农业方面，以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为三大主体的乡村建设，提供广大的原物料与食物，并开始享受到市场整合的现代经济制度。此阶段中国经济虽在国有化及私有资本化的历程颇有弊端，然而在中央掌控金融主导权与轻工业逐渐成形鼓舞下，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的起端，并以官僚资本及引进新组织新技术等方式，彻底改善中国既有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经济成果。
大陆学者黄汉民通过对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值发展趋势的分析，指出虽然1930年代前期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中国工业生产的总趋势却仍在跌宕起伏中继续有所发展，并在1936年达到了近代历史上最好水平，例如发轫于1920年代的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工业都有长足发展，而且又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新兴行业又促进了工业部门结构调整。此外产品种类增多，产品结构也起著变化，部分国货产品开始替代了进口外货。其次，工业地区分布也在在扩大，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
平都有较大提高了。
十年建国时期中国重化工业建设，主要以国防工业为核心。具体工作则是由资源委员会进行的。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从此，资源委员会也担负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建设任务，这就表明以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明显地具有作为战时国防体制的一个环节的性质。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部的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奠定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
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推动，上述重工业及厂矿，有的已建成投产，有的进入筹备阶段。在冶金工业方面已建成的有中央钢铁厂、湖南茶陵铁厂、湖北灵乡铁矿、江西钨铁厂、四川彭县铜矿、湖北大冶、阳新铜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四川金矿等；在燃料工业方面，有江西高坑煤矿、天河煤矿、湖南湘潭煤矿、河南禹县煤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等；在化学工业方面，有氨气工厂及无水酒精厂等；正在筹备举办中的有中央机器制造厂、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四川长寿水电厂等等。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1926吨，锑14597吨，精铜9吨，铁砂6313吨，电讯机425具。这些厂矿的建成和投产，奠定了战时国防工业的基础。因为资源委员会设立的这些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
②农业发展
土地改革本是中国国民党立党纲领之一，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就在同盟会的纲领中列入了“平均地权”的内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复兴农业是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其目的除了发展
国民经济之外，也是为了消除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带来的影响。政府设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等一系列农业结构，任常委担任首脑。政府救济农村金融，减免部分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征税；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农业生产，开办农业推广区等。治理黄河、淮河、长江以及太湖等水利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以兴修水利工程。尽管国府为农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挽救农村经济的措施发挥的实际效用有限，政策基本上可以算是破产的。
有论者指出整个十年建国期间，中国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环境，地方的基层管治还须倚赖地主豪绅，国府并未能完全掌控农村政权，导致其施政收效甚微。其次是中国的农业经济跟欧美的农业经济根本不同，中国属于一种小农经济，由于经营规模小，透过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必须籍壮大工业并从农村大量吸取劳力，从而把农业人口控制在总人口的20%以内为前提，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做不到的。既然无法实现机械化生产，也就难以实现农产品商品化，难言把整个农业推进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实际上在今日的中国大陆也未能完全做到。193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爆发连串灾荒，以及紧接着爆发的抗战，最终把农民推向了难以生存的边缘。
总括而言，国民政府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几乎没有什么建树。但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例如在1933～1937年间，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
③金融改革
1930年代的宋子文，任中央银行总裁期间对中国金融改革贡献不少。
国民政府自成立后即厉行经济改革，统一货币，改革自清末以来金融货币
制度混乱情况。国府早于1927年北伐之后，在英美的支持下使用白银为抵押，开始筹备统一货币。但因经济落后，中国货币在英镑集团与美元集团之间左右徘徊，日本又极力扰乱中国金融，使得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崩溃。
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银本位币制造条例，实行废两改元。具体办法规定1元银币为一切交易的本位币，每银币1元（成色为0.88，总重为26.6971厘米）易银7钱1分5厘。上海的金融机构于3月10日一律改用银元，其他都市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银元。1933年7月1日起，中央造币厂的新银元开始流通。在西方大萧条初期，由于中国的币制不同于西方，在短时间内曾获得部分好处。但是随着英美先后放弃金本位制，中国经济则反而开始恶化。美国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在1934年5月通过购银法案，提高银价大量采购白银。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由是年7月至10月中旬的3个半月，出口即达2亿元之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原币制。有见及此，国府随即于1935年11月4日实施法币制度，将银本改变为外汇本位，以纸代银。央行则随即出台新的货币政策，对稳定中国货币非常成功，可以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币制改革。中国第一种全面流通的不兑现钞票法币的问世，完成了货币统一并使币值脱离银价，迈入了现代化管理通货。随之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开始加深，相对地，各地地方势力，甚至租界洋行的利益有所削弱，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新气象。民间及中外银行所存白银和银元纷纷交给政府，半年之间，达国币8亿元。另一方面，纸币则逐渐代银元而为通货。银元的流通量在1933年3月约14亿元，自1935年11月法币开始流通，半年之间达9亿余元，到1937年6月达14亿余元。辅币方面上，中央银行于1936年2月开始发行20分、10分、5分镍质辅币及1分、半分之铜质辅币，以完成十进新制，解决当时辅币混乱的状况。但可惜的是这种良好势头被日本于1937年的全面侵华战争所破坏，使得法币政策的后续实施成为了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
④财政整顿
财政税收方面，国民政府在此时期建立起统一的税务机构。以金融措施针对各地税务机构重叠、税关林立、滥收税政、擅自留中央税款弊病全
面整顿，改革税政，统一征收机关,使各项税皆归统税机关征收。1930年更裁撤全国厘金而征收货物统税。在实行关税上力争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后和外国政府多次谈判，通过四次关税改革，使海关关税大为提高，显著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国初期财政紧绌的劣势。不过在收入提高的同时，开支也随着增加。主要原因在于国防军事与及各项建设开支大增缘故。赤字的弥补主要靠借债，1927年至1937年间，政府所借各种内债共达35亿6,700万元。偿债及军费支出占整个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偿债支出占25%到20%，1927年至1935年间，共偿还债款31亿1,000余万元，包括内债22亿1,000余万元，外债6亿3,000万余元，赔款2亿8,000万余元。不过这种情况下，政府仍常以贷款和公营企业收入投入建设，在1927年至1936年间，电力增9.4%，交通增8.4%至17.1%，工业增5.6%
国民政府在整理财政的过程中，还建立预算度、推行直接税、废除苛捐杂税和废除厘金。废除厘金方面，1927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但因时局动荡，延至1931年1月1日实行。至1931年6月，各种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税捐，一律取消，使国内货物得以畅通无阻。在废除苛捐杂税方面，国府1934年7月通饬各省废除苛捐杂税，至1937年的3年间，全国25省市共废除苛杂7,100多种，废除款额达6,700多万元。在推行直接税方面，1936年7月公布“所得等暂行条例”，是年10月1日正式起征，首先开征的为公务人员薪给报酬所得，和公债存款利息所得，到1937年1月，又推及其他方面。这四点财政措施，足以纳中国财政于正轨，可惜日本侵华步伐加快，以致实行未能彻底，影响效果。
就在中国迈向工业现代化之际的1937年起，日本发动了中日战争，并陆续大量增兵入侵中国。据统计，1930年代末期－1940年代中期的中国，因为此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至少6000亿美元，而后果就是让中国现代化进程至少延宕20年。
二、政治进程
政治方面，中国1930年代的主权政府为以国民政府为主体的中华民国政府。国民政府前身为孙中山于广州成立之护法政府或军政府等机构，但是因其主权治权未及全部中华民国领土，直到北伐期间，建都南京、统一各省、平定北平、张学良决定率东三省服膺国民政府行动后，才获得如英国、美国、西班牙、德国、法国、日本等大国承认。自此，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才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1930年代前期的国民政府特色为委员制。政府的运作主要决策者为中国国民党党内机构遴选出之国民政府委员所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而除了国民政府委员会之外，国民政府也有许多行政机构取委员制。而这种体制即使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仍继续施行。依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委员定额早期为12－16人，1930年代之后增为24－36人，而凡其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监察院长、考试院长、司法院长及其副院长等政务要职均由该委员会推选。
如再就职权细分，1930年代的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政府元首，与国民委员会共同负责外交与军事及中国国家统治权，内政则由行政院负责。而国民政府从1930年蒋介石内阁开始，于1930年代中间，国民政府共在中国大陆组阁过十数次。另外，中国因为抗日战争，于1938年宣布实施战时政府制度，军事权由国民政府主席转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就总的来看，1930年代的政治中枢之国民政府一直是以蒋介石为主、其他国民党中心干部为辅的党国政府。通常中央政府职权划分，都是以蒋介石量身定作。1930年代间，不论职务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直都是中国政府的权力核心。
①训政制度
1930年代，是中国由军阀割据局面逐步走向实质统一的阶段，同时间也在日趋严重的外患阴影下重建国家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现代化的努力，有着实质性进展。晚清以来，中国在政治上第一次重新取得了凝聚力。
政治上，国民政府遵循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及建国大纲，实行训政和准
备宪政。在1928至1937年这一阶段，国府在中央层面逐步建立起了一个以训政为目的的管治模式。1928年10月4日，国民党中央颁布了第172次党务会议通过的《训政纲领》，此后，国民政府即依据“训政网要”实施训政，并草拟训政时期约法。训政时期约法经国民会议通过，于1931年6月1日正式颁布。
为了使训政时期约法获得更多国民的认可，政府于1931年5月5日至17日召开国民会议。国民会议代表来自各省、各市、蒙古、西藏及华侨社会，主要由下列各机关团体中选出：包括农会；工会；商会及实业团体；教育会；国立大学；教育部立案的大学及自由职业团体；及中国国民党。另外又确立了五权分立制度，1928年10月3日所草的“训政纲要”及“国民政府组织法”，都采行五权制度，此一制度也纳入1931年6月1日所颁行的“训政时期约法”中。训政时期约法第71条规定，国民政府设置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及各部会。五权分立跟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同处，在于为考试、监察二权的加入。考试院为国家甄选人才，提高公务院素质；监察院监督全国公务和公务人员，以促进政务发展。考试院曾于1931年至1937年间，考选高考及格者589人，普考及格者1,244人，特种考试及格者2,166人；监察院于同期共有纠弹案841件，涉及官员1,443人。
②法制建设
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
十年建国期间，即由1927年－1937年，可说是国民政府法统创立时期，主要标志为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完成。1932年起，国民政府法制建设日趋成熟，省、市、县参议组织陆续成立，有关参议员选举条例也日渐完备。国民政府的法规可分为宪法，民法，刑法，商法，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也有分成宪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六大类，汇编为一起，称为“六法全书”，或“六法大全”，它构成了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制订了训政纲领，确立了训政时期政治制度，1931年5月，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
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是为五五宪草。
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于次年1947年1月1日实施。
民法包括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民法典是于1929年5月至1930年12月间草拟分期公布的，主要是参照德国，瑞士，日本等国的民法条款。商法主要由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和保险法四部分构成的，都是在1929年10月至12月间公布。它是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而制订的。
国民政府在暂行新刑律和改定的第二次刑法草案基础上于1928年3月公布了刑法，通称为旧刑法。1935年公布的刑法则通称为新刑法。新刑法侧重于主观主义，强调犯罪性质，强调保全及教育机能，引进保安处分制度。保安处分是新刑法中专门一章，适用于未成年的少年犯及有犯罪及妨碍社会秩序嫌疑的人士。此外还颁布其他刑事特别法，包括1927年的《惩治盗匪暂行条例》，1928年的《暂行反革命沿罪法》，1939年的《共产党问题处理方法》等等。
民事诉讼法在1930年至1931年颁布，1935年修改后重新公布。主要特点是实行不干涉原则，以及特定案件的法院调解原则。
刑事诉讼法于1928年颁布，1935年修改后重新公布。七七事变后，又陆续颁布其他特别法规，例如《修正危害民间紧急治罪法例》、《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办法》和《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等等，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特点是采用自由心证原则，严格限制自诉权，扩大检察官权限等。
行政法规方面有组织法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五院组织法和军事参议院组织法等。薪俸，任用，和使用方面法规，有“文官官等俸表”、“公务员任用法”、“官吏服务规程”和“五院处务规程”等。
考试法在新六法全书中列为“宪法及关系法规”，但依其法规性质仍为行政法，例如考试法、考试法实施细则、公务人员升等考试法和典试法等。
国民政府的普通法院分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三级，实行三级三审制，第三审为法律审，实行公开审判制。但对有可能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案件可不公开审判。实行审检合署制，检察机关置于法院内。
此外还有特种刑事法庭和兼理军法司法法院，实行陪审及辩护制，但陪审员必须是国民党员。
1949年国民政府播迁台湾，移植六法全书，延续了中华民国法统。在中国大陆，普遍对于国民政府法制及六法全书评价甚低，认为其体现蒋介石个人独裁专政，是镇压共产党人的工具。中共建政后，六法全书被废除，之后又对六法全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引进苏联法律。不过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法学界中也有反思六法全书的呼声，并指出废除六法全书固然有其历史因素，但对中共建政后的法制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
③宪政建设
如前述国民政府是根据孙中山先生制订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步骤去建设国家，训政时期自1929年起定为6年，但1931年即爆发九一八事变，变乱频仍，训政工作不能顺利进行，但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党外人士亟欲参与国是，国民政府仍希望如期结束训政，早日成立民意机构。宪法草案于1934年2月由立法院草拟完成，于1935年11月由国民党六中全会审查通过，至1936年5月5日正式公布，是为五五宪草。
国府原欲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议定宪法，由于局势紧张，国大代表未能如期选举完竣，乃不得不继续实行训政。不过宪政建设工作仍然没有因为抗战爆发而终止。1938年7月，武汉会战刚开始，国府即已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领袖（包括中共）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于汉口组织国民参政会，该会是战时最高民意机关，主要从事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工作。国民参政会组成人员共二百名，国民党占八十名，各党派领袖占五十名，无党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国民参政会对于在战时准备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9年9月9日至9月18日，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一届四次会议时，已决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由议长蒋介石指定参政会若干组成人员，组织了宪政期成会。宪政期成会于1939年9月成立的当天，即在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已决请国民政府
早日颁布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及宪政实施之明令。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议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恢复因抗战停顿的国民代表选举工作，并决议于重庆建造“国民大会堂”。后因战事吃紧，暂时无法召开国大，但其它准备工作照常进行。抗战其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还曾合组宪政实施协进会，协调各党各派各方人士推动宪政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委会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准备就绪，方才休会。
④威权统治
十年建国期间中国政治，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建立了一个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党国体制。其一特征是建立了效忠领袖的秘密政治组织，从而加强党对政治及社会的控制。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是建国的过渡阶段，是从孙中山军政，训政建国思想而来。不过1930年代威权统治的加强，跟当时国民党派系林立，地方分离主义仍未撤底根除有密切关系。在这前提下，树立新的中央权威，从而达致国家的实质统一就成为蒋介石首要任务。由于党内存在着强大离心势力，建立秘密政治组织就成为蒋介石加强党内纪律达致有效管治的重要手段。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后改名为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标志着国民党以秘密组织形式开展统治活动的开始。到1932年，由蒋中正亲自主持，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拟定了“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纲领和“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的宗旨，要求组织的“内部团结统一”，“发扬硬干、快干、实干精神”，以“力行哲学”作为思想依据。在复兴社成立前后，还成立了更为核心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即广泛流传的“蓝衣社”），和复兴社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后来又合并为“中国革命同志会”。对于这些秘密政治组织，一直为学者所批判。
中共建政后，大陆历史研究，主流看法都是认为这些机构是专门针对屠戮共产党人及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是独裁统治的反动举措。不过有论者指出，这些机构固然坚决“反共”并对红军予以沉重打击，但事实也有其抑制党内离异力量及反抗日本侵略的作用。例如，1932年9月由国民政府军
事委员会政训队举办的一期“政训研究班”，复兴社刘健群为班主任，90%的结业学员被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刘健群任总队长，在华北各地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广泛宣传服从中央，服从蒋介石，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抗日救国”。这种明显的反日活动，引起了日本驻屯军的不安。在后来的华北问题中日谈判中，日本人的一个强烈要求就是停止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由这事例中，可见复兴社在抗日宣传动员，加强党内纪律及抑制腐败倾向，有一定积极作用。
⑤专才治国
十年建国，政治上另一个特点，是起用了一批非国民党的技术专家进入政府，特别是在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专家的作用较为显著。当中最著名的，是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主持者是钱昌照、翁文灏，其他委员还包括著名学者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人。19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由这些人主持的。这个机构和这些学者，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极大贡献。
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成立时，本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会址设于南京。1935年4月易名为资源委员会会后，改隶属于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改属国民政府经济部。1946年3月改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蒋介石一度兼任委员长，由正副秘书长（后改称正副主任委员）翁文灏、钱昌照负实际责任，其成员为军政、财经、工商文教各界的知名人士。它的主要任务为执掌资源的调查研究和资源的动员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工业的主管部门。
1935年初起，资源委员会负责统制全国钨、锑等战略矿产品的出口运销事宜；1936年起，在湖南、江西等地筹建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煤矿、龙溪河水电厂等二十余家重工业厂矿。抗日战争爆发后，负责主持上海等地工矿企业的内迁，并购储大量汽油等战略物资。抗战期间，在四川、甘肃、云南等地创办电厂、煤矿、油矿和机械、化工、冶炼等厂矿共一百一十九个,大量生产后方急需的汽油、电力、机器、煤炭等产品，缓和了后方物资紧缺的危机，同时向美、苏等国输出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品，换回大量军火和重要物资，并培养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为抗战作出了极大贡献。
基础建设
①交通建设
1934年年6月，国民政府派出徐庭瑶、俞飞鹏等一行21人赴欧洲考察军事、交通。1935年中国实行了币制改革，并得到了大量的外国货款，开始大力推动基础建设计划。1936年底，国民政府制定国防交通建设计划，使交通建设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单从1936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的一年半中，就建成铁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达1353公里，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间年建筑速度的6.5倍。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公路干线例如平汉，粤汉，浙赣等铁路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928年北伐完成后，国民政府特设铁道部，积极发展铁路交通，总计，在黄金十年建国期间，国民政府共修铁路3793公里(东北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计在内)，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共达1.2万公里。
公路方面1935年后，国府将原来的公路网作了加修和延长。到1936年底，各省联络公路已完成2.1万余公里。同时，国府亦积极帮助闽、粤、桂、鲁、川、滇、黔等省修建联络公路，共建成6000余公里。至1937年7月，连接各省的公路网已基本形成，总长度109,500公里。包括完成公路工程者43,521公里，未完成公路工程的道路
65,979公里。至1937年，全国共有公路营业客车1万辆、货车1.3万辆。
及时在抗战爆前建成的交通系统发挥极大效力，尤以铁路建设成效最为显著，例如抗战初期，广九铁路就从香港运输大量武器补给，再转往东南战场。可以说没有战前的交通建设，国军在抗战初期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将会大打折扣。
②建设战略大后方
国民政府计划中的战略大后方，是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四省。1935年4月，蒋介石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在四川，同年2月任命刘湘为主席，国民政府从持久战的战略出发，把抗战作战轴心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根据地，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更重要是，西南地方当局，在民族危难的大前提下，都愿意跟中央达成共识，配合中央的调度。例如龙云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就敦促国民党中央重视加强云南的交通、教育建设，开发西南资源，将云南建设成国防后方。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府把发展后方工业放在战略关键位置，提出“三分军事，七分经济”的口号。先将沿海地区大量的工矿企业和技术人员转移后方，为后方发展工业创造了物资条件和提供充足的技术人才，并且加快了发展后方工业的步伐。兴办工业企业的种类从钢铁、机械、有色金属冶炼扩大到化工、电子等方面，发展工业地区也从湖南、湖北、江西扩大到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青海等省区，很快形成了重庆、川中、广元、昆明、贵阳等11个工业区，使战前中国工业地区分布不平衡、轻重工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国民政府的措施也催生了一批新兴产业，推动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不论重工业或轻工业；军工或民用，但凡国防民生之物，差不多一应俱备。抗战期间，中国第一次建立了钢铁制造、特殊合金钢制造、电解铜、精密机床制造等新兴工业。几乎覆盖当时中国有能力生产的所有产品，形成了一个基本能够自给的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③西北大开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矛盾激化，为了国防战略需要，国民政府把目光投向遥远落后的西北地区，希望籍著加快西北地区农业，及工业近代化，促进商贸与及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改善中国战略环境，为未来的全面战争造好准备。事实上早于民国初年，孙中山先生曾发表《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提出了改善西北交通与及开发西北资源的一系列构思。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即依孙中山的建国方略，逐
步提出开发西北的计划。1930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就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府即加强国防建设，社会也发出开发西北的呼声。1934年，《开发西北》杂志创刊，蒋介石亲笔题写“开发西北”，这一时期开发西北的各种言论及计划纷纷出笼。社会上各界人士争相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察。而各大公私营银行皆到西北建立分支机构，扩展业务。可以说，由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国民政府将开发西北的构思逐步具体化，并且构想以西北作为未来的战略基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更加积极推进西北开发，加大了对西北开发的资源投入。国民政府依西北特殊地理环境，在西北的交通水利、农业开发和工业近代化的发展上，都取得不少成就。
国府开发西北，先从交通水利着手，尤其以铁路建设为重，陇海铁路1937年通车，全长1075公里大大便利西北对外交通，公路建设方面，更逞爆炸性倍增，西兰公路，甘新公路及各条新建公路及整修公路，皆于此时期完成，其中1937年通车的迪伊线迪哈公路，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抗战时大批苏联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的。
水利方面，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订的《全国水利建设五年计划大纲》。西北各省中，陕西省的水利在抗日时期发展速度最快，1930-1941年已完成的大型灌溉工程就有泾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织女渠、汉惠渠。
近代西北地区的经济主要还是以农业为支柱，但农业生产发展却停滞不前，有见及此，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933年6月制定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提出“救济西北，当以流通农村金融为首务”的西北合作事业计划。除信用合作社外，西北地区还成立了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垦荒合作社、畜牧合作社、水利生产合作社等。农村合作社的广泛建立，对缓和西北地区农民所受的高利贷剥削、发展农牧业生产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除了财政上的援助，国府又推进西北农业科研，奖励人民种植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包括1938年于甘肃成立了农业改进所，专门负责改进农村畜牧生产技术的工作。此外，因为棉花为重要的战略物资，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会同陕西省建设厅成立棉花改进所，大力发展棉户为之
基本工作。凡此种种，皆对西北的农业科技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西北工业近代化方面，抗战爆发后，国府确立了战时经济体制，采取了一些扶持后方工业的政策和举措。先是支持沿海工厂的内迁，果断地把濒临战区的工厂迁往内地，重新建立后方工业基地，作为战时经济支柱。1938年
国府组成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的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实现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迁入西北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陕西的西安、宝鸡、汉中和甘肃的天水、兰州等地。
国府在内迁工业的同时，还对后方的民营工矿企业实行奖励扶持的政策，如1938-1939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矿业奖励暂行条例》、《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战时领办煤矿办法》等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方工矿业的发展。
国府又积极发展后方重工业，整个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及所属的资源委员会、工业部、交通部、中央石油公司、各大银行，加上第二、第八、第十战区及各省地方政府，都对西北的厂矿建设进行投资，兴建了一批石油、煤炭、电力、化学、机械、电器、建材等重工业企业。由此，西北作为近代中国重工业基地初具雏形，显然，西北近代工业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国民政府的支持与投资。
总而言之，尽管西北开发仍受制于地理，资源，及人才等多方面的限制，1930年代，中国开发西北的活动随着战争步伐临近与及西北战略地位转变而不断掀起高潮。整体上，国民政府在面对艰难的条件和战争环境，为西北开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西北开发与建设，在不少方面如交通、水利、农产、工业等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巨大作用，并且也基本上改变了西北地区极其落后的面貌。
④市政建设
十年建国初期，在一批市政学家倡导，国民政府主导下，掀起了一场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历史上中国的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近代市政建设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新政”所推行的地方自治，但真正开始按照西方现代城市体制建立现代城市市制的，是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
的广州由孙科主持颁布
首都计划实行的《广州市暂行条例》，标志著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的城市改革拉开了序幕。1928年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正式将城市纳入国家行政序列，奠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建制。市政改革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改革使城市从封建行政体系附庸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实体。至此，中国城市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至少在形式上得以完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的雏形：首先是重组了中国城市的空间，修了马路，盖了楼房，城市的外在景观开始有了现代气息。其次是建立了新的市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从而使中国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第一次出现在国家行政建制上；使中国城乡合治的传统开始改变，传统城市的功能单一性、政治地位的从属性和与乡村的同一性状态开始改变。第三是城市管理法制化的探索成为“市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步确立了现代化的城市政府体制以及确保这种体制运转的相关机制，如对政府机构及组成人员的产生、权力和义务、议事和办事规则等方面予以规定，并初步建立起制度保障机制。
不过1930年代中国的“市政改革”及城市现代化进程，却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了。再者，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比率极低，实现城市现代化变革所需要的完善的社会条件并不具备，城市基本上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乡村的包围之中，整个国家工业化发展仍未足够，大部分城市仍然还只是消费性的。加上中国传统的专制体制和专制观念仍然存在，城市独立和市民自治仍缺少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尽管受到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国民政府的市政改革影响仍然深远，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留下了许多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推行市政改革同时，国民政府亦着手起草了可谓中国近代最早的城市规划，即“首都计划”。这部规划于1929年底颁布，着眼于城市的百年大计，其后却因战事而搁置，但今时南京内城的基本格局，仍有当时规划排布的沿袭与留存。“首都计划”邀请了美国人亨利墨菲及古力治作顾问，墨菲就是清华园的规划设计者，中方主事的则是林逸民负责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
事处”。有论者指尽管以现代目光来看，“首都计划”的时代局限性十分大，但其有关城市之史地概略、空间布局、道路系统、公园安置诸方面的用心深微还是令人感叹的，可说是一部有情有心的规划。
教育投资
近代日本及西方列强的崛起，其一原因，就是义务教育的普遍化。清末起有识之士已意识到义务教育的重要性。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就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即通过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决议厉行国民义务教育。1935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24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计划拟于10年期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渐由受一二年制义务教育而达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龄儿童强迫入学暂行办法》，不过国府义务教育计划还未实行，八年抗战就爆发了。由1927年至抗战爆发这十年间，时值内忧外患，不过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仍有相当不错的建树。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2所。共有272个学院，1095个系，在校生41922人。
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则指出：“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是民国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的时期。由于社会政局相对稳定，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教育管理的渐次完善，尤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勤勉敬业，各级各类教育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国府对教育重视程度，可反映在教师的待遇上，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
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仅为15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府即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但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有困难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国府迁都重庆时，由于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提倡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召入伍，共赴国难。不过中正却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这时期，国民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蒋中正的“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政策，保证了战时教育的持续发展，影响深远。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忆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我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
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
总括而言，十年建国以至抗战期间，尽管面对内忧外患与及财政匮乏的种种困难，国府仍将可观的资源投放入教育建设及科研上。由此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知识人材，对近现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
篇二：乡村振兴的历程民国
新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历史变迁与振兴路径?柯晓兰一、研究现状中华文化的根脉在乡村。费孝通认为，“从基层
认同的重要依托，也是推动乡村治理的柔性途径。这
—空间不仅具有地理学上的空间意义，还具有社会学
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⑴一方水土养育一
方人，乡土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也
是推动乡村善治良序的重要资源。党的十九大提出实
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和归属意识。同“公共空间”是一个跨学科概念，在社会学层面
可以视为“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着的，一些具有某种公
共性且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关系和人际
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振兴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全
过程。没有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没有乡村高度的文
交往结构方式”。问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研究中,“公
__
共领域”指的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
化自信，就难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使命。基于乡村
65公共文化空间在培育乡村“公共精神、公共价值、公
共利益”以及建构乡村内部秩序中的重要作用，囚乡
村公共文化服务正在经历向文化空间建设的重心转移
事务的地带，是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公共
~~
领域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叭中国语境下的乡村，因其
历史与社会背景的差异，具有诸多不同于西方的独特
性,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公共文化空间的生态结构、过程。⑶当前，重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推进乡村
文化振兴的当务之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人际交往的主要场所、生成机制、历史与现实状况进行研究，进而对我国乡
村公共文化空间振兴作出积极思考。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⑷包括日常交往空间、传统节
事空间、文艺展演空间等多种形态。也就是说，乡村
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层面对乡村公共文化空
间进行了研究。傅才武、侯雪言借鉴场景理论的维度
公共文化空间既包括村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自发形成
的晒场、院坝、集市等内生性公共空间，也包括政府
体系和分析框架，对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进行了场
景分析和维度设计。冈耿达以云南和顺图书馆为案例
主导下规划建设的村民活动中心、文化书屋、农民夜
校等外源性公共空间。从功能上讲，乡村公共文化空
进行分析，认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经历了自发生成一
政府主导一共建共享三个阶段。凹王国华等通过调查
河南省4个不同类型的文化大院发现，乡扌寸公共文化间是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场地，是培育文化【壽舜一2020|07|08中图分类号：G24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947(2020)04-0065-08摘要：随着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向公共空间建设的重心转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乡村振
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历史维度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不同
时期的变迁历程，折射出国家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探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变迁的演进逻辑和动
力机制，对于推进当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振兴具有较好的启示意义。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历史变迁；重建路径作者简介:柯晓兰，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公共文化。(四川
成都610072)JOURNAL
OF
CHENGDU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文空间的物理空间以及物理设施对于村民互动的影响力
警较弱，公共文化空间创建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体验对村
g民互动有深刻影响。㈣房亚明等提出，公共文化空间
播
建设是乡村治理的“软实力”，在乡村社会转型的重
化中。广大乡村经历了以农补工、工业反哺农业、以
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等多个历史
阶段后，其地理样貌、社会结构、发展状况和公共空
2020.4(SKM130轄-
要历史节点，如何更好地发挥乡木寸公共文化空间的作
用，是我国乡村社会发展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问总
体来说，国内对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研究尚处
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主要从文化治理、文化场景、文化参与视角出发，对其生成机制和演进逻辑的关注
有待深入。本文以新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为切入点,
从历史维度考察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变迁逻辑，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提供恰当注解，进一步探索其振
兴路径，以便更加清晰地思考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从而对当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振兴提供有益参考。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历史变迁近代以来，中国饱受战争、科技、经济等多重因
素影响，乡土文化价值一度被严重低估。受西方工业
化发展进程影响，乡土被打上”落后”的烙印，乡村
—度成为“落后”的代名词。民国时期，晏阳初、梁
漱溟等人先后发起乡村建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
影响，但广大乡村的实际境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进入工业化初期，农业为工
业提供前期积累和支持。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重
经济建设、轻文化发展”倾向_直存在，在客观上阻
滞了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村人□加速向城市流动，“空谆于’越来越多，传统
村落急剧消失，部分传统公共文化空间逐渐失去原有
意义，乡土文化传承面临断裂危机。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大决策部署，要求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
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由此，乡村文化的价
值被重新认识。作为乡村文化起源、发展、传承的重
要载体，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对村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
状态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关乎乡村社会的道德价值和
秩序体系。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要求，最终都会在乡村公共
文化空间样态上得到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变化深度嵌入城乡关系变
间等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不同时期
的变迁历程，折射出国家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1949年一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政治色
彩浓郁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通过人民公社对农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加强对农村的社会动员。在相当长的—段时间内，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全面控制乡村社会，乡村公共文化生活呈现出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以村
庄行政化共同体、行政性集会、意识形态浓郁的乡村
文艺活动为典型的村落公共空间孕育着维持这一时期
乡村社会秩序的“捆绑式社会关联”。冋全国各地通过政治宣传、扫盲运动、移风易俗等
方式净化社会风气，样板戏、红色歌曲、坝坝电影等
成为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村民在公共文化
消费层面几乎没有选择权。乡村文化生活的行政供给
遏制了民间文化力量的发展，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主要
通过政府行为嵌入乡村,承载了思想教育、文化宣传、劳动生产等多重功能。人民公社时期，由各种政治与
社会因素聚集而形成的政治性社区，更是20世纪50至
70年代中国村落社会公共空间的最显著特征。问在多
种因素影响下，一些传统文化被定义为封建迷信遭到
批判，一些民间传统活动被禁止，乡村原有的祠堂、寺庙等传统公共空间被搁置甚至破坏。这一时期，乡村经济发展水平较慢，农民对土地
的依附性较强，乡村文化建设很少受到关注，公共空
间更多集中于集体生产生活空间。在乡村文化资源匮
乏、乡村文化生活贫瘠、村民生活方式简单雷同的情
况下，以行政供给为主的乡村文化活动和乡村公共文
化空间，虽带有浓郁的政治动员意味，形式和内容都
较为单一,但是村民依然对此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热情。(二)1978年T0Q2年：改革开放初期，基于行
政议事的公共文化空间20世纪70年代末发端于乡村的社会变革，开启
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征程。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
志，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和不断完善。以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逐步深化，不
但解放了生产力，也深刻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国家
权力的关注点逐渐转移，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政治性
公共空间逐步消解。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迅速兴起，市场经济发展,
催生了沿街店铺等新的公共空间O村民生活水平提高,
居住条件改善，但缺乏组织设计和科学规划，村民自
建房屋侵占破坏公共空间，传统熟人社会悄然变化，公共歸减少,公共场所被忽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进程加快，乡村在市场化经济浪潮中发生制度
嫗变，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就业，农村人口和社会结
构出现重大变化。民风习俗、孝贤礼仪、农耕技艺等
乡村文化根基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乡村精英人
才大量流失，乡村文化传承主体面临断裂，乡村文化
和乡村人才的“空心化”现象加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文化建设进入公共性的文化事业与市场
性的文化产业双轮驱动时期。然而，以城市为重心的发展路径没有转变，乡村被默认为城市发展的要素来
源地。无论是国家的投资重点、公共基础设施的布局，还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投入，城镇所占份额远远
超过乡村，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由于文化产品
供给城乡不平衡问题突出，乡村文化事业供给和文化
产业供给双双不到位，乡村文化建设一度处于真空状
态。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
乡村处于失序状态，城乡从二元分离走向二元对立。
乡村逐渐失去了普遍的价值认同，农耕文明在现代化
进程中隐匿褪色。与之相应，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所承
载的乡土文化特性衰落，原有的风俗习惯、节事庆典、传统技艺等不断被简化、遗忘。乡村文化的“共享性”
“公
共性”逐渐转向“圈层性”“私密性”，基于行政议事、构建秩序的议事型公共文化空间凸显。（三）2002年一2012年：城乡统筹阶段，以市场
经济为导向的公共文化空间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以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路
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开启了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的历史进程。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城乡统筹发展
战略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
分摆在“五个统筹”之首，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此后，每年的中央1号文
件都聚焦三农问题，着力改变城乡发展极不平衡的局面。经过十年的城乡统筹发展，乡村面貌发生极大改
善，乡村文化逐步回归。然而，由于城乡互补、城乡
互通的体制机制没有根本突破，城乡统筹难免陷入“以
城带乡”的窠臼，生产要素由乡到城单向流动依然突
出，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局面难以根本扭转。与此同时，乡村普遍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快速转型，乡村社会
关系构建突破了原有狭小的空间界限，传统意义上的公共文化空间逐渐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村民离土愿望
强烈，乡土文化认同和故土情怀淡化。在市场经济的强烈刺激下，乡村文化建设表现出
急功近利心态以及对于现代化的盲目追求。“文化产业”
放大了文化的经济属性，“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
多地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其实质就是以乡村
文化资源对接现代文明，培育地方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极。换言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经济的工具。乡
村文化面临新的、更为严重的冲击。村民作为主体力
量的内生动力缺失，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规划依赖于政
府的强势介入。这种规划更多是市场机制导向下的重
67构，很少顾及乡村内部的文化习俗。过去承载特定地
域文化和记忆的传统自发型公共文化空间,例如寺庙、戏台、宗祠等，受市场经济冲击逐渐消失，仅少数带
有明显文化特质的传统空间得以存留。乡村文化的自
然属性和原生性丢失，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社区文化的机械复制。（四）2012年至今：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多元
型公共文化空间呈现2012年以来，党中央将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理念，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城乡发展一
体化的体制机制”。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出台。2019年，《关于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发布。由此,
我国城乡关系全面进入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城乡统筹”
与“城乡融合”两字之差，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
重在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后者从战略层面重新规划乡
村发展，推动生产要素在城乡的合理配置和自由流动。城乡融合带来了多个层面、多个维度的制度改革,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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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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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文
乡村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人□结构等问题正在逐一
警
破解，乡村文化逐渐复苏，乡村活力逐渐回归，村民
g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悄然苏醒，为乡村公共文化空
力的影响下，农民生产生活空间相对固定和集中，在
频繁的政治教育与集体生产中进行文化教育和思想改
造，实现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的耦合。构建秩序的乡
---------------
旳-----间发展需求侧增添了新的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任务。各
地加快构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乡村文化大院、文化广场、文化院坝等公共文
化空间成为村民交流互动的主要场所。根据《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6年末，96.8%的乡
镇有图书馆、文化站，11.9%的乡镇有剧场、影剧院，16.6%的乡镇有体育场馆，70.6%的乡镇有公园及休闲
健身广场；村级层面：592%的村有体育健身场所，413%的村有农民业余文化组织。在物质需求不再刚
性增长、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的时代背景下，乡村因
其亲近自然、人居和谐，成为城市居民向往的心灵栖
息地。姗、市场、社会、村民等多方力量相互交融、共同作用，乡村公共服务体系日渐完善，乡村公共文，兼具政治性、经济性、教育性、娱乐性等多重功能的公共
文化空间开始呈现。以四川为例，近年来涌现了丹棱
县作平文化院坝、蒲江县明月书馆、荣县双石镇金台
村农民漫画馆等一批乡村文化服务载体，崇州市道明
竹艺村、蒲江县明月村、绵竹市年画村等一批乡村文
化振兴典型。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演进逻辑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不同时期呈现的不同特点，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契
合了当时的国家制度安排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因此，探寻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变迁的演进逻辑和动力机制，对于当前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具有重要启示。（_）功能演进：从政治议事到多元复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文化建设深度嵌入城乡关
系的曲折变化之中。从改革开放前农村对城市的“全
面支持”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性缓和”、从21世
纪初的“城乡统筹”到新时代“城乡融合”，乡村公
共文化空间经历了从政治型到议事型、经济型到多元
型的发展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政权通过各种方式向乡村延
伸，全面管控乡村社会，组织乡村生产生活。农民深
度嵌入集体之中，成为集体劳动的_分子。在绝对权村公共空间萌芽，一些传统公共文化空间成为被改造
的对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乡村经历了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乡政村治等重大变革，“大集体的政治性
社区解体，村庄分解为原子化状态，稀缺的行政性集
会又日益与村民的利益需求脱节”
[14],原有的行政化
公共空间逐渐消解，替而代之的是乡村集市、商业店
铺、红白喜事等一系列内生型公共空间，重新构建起
乡村社会的显性关联。21世纪以来，文化建设与社会
建设交织叠加，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文化需要在一定的空间形态中生成，文化建设需要遵
循一定逻辑予以推进。问由此，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实
现了从政治议事到多元复合的功能演进。（二）
样态演进：从隐匿没落到新生复苏从城乡二元对立到城乡融合发展，与国家制度变
化相伴而生的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从单一没落、市
场失序到价值回归的发展历程。计划经济时期，乡村公共文化资源贫瘠，村民生
活方式单一，虽然行政力量主导下的乡村公共文化空
间形态较为单一，公共文化产品并不丰富，但是村民
对此形成了较为迫切的文化期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以后，分户经营的作业方式让村民从集体空间
分离出来，原有的政治型、嵌入型公共文化空间呈现
萎缩趋势。其后，村民择业方式多元化，村民参与公
共文化生活的机会越来越少，乡邻亲情的凝聚力越来
越弱，公共意识淡化，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被严重挤压，直至隐匿没落，乡村文化建设逐渐失去了必要的空间
载体。近年来，基于乡村场域的内生型乡村公共文化
空间崭露头角，公共空间互嵌性凸显，文化空间、政
治空间、教育空间、休闲空间等多功能叠加，各地打
造了一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特色空间。例如浙江省农
村文化礼堂、四川民间众筹文化做等。（三）
动能演进：从行政嵌入到多方共建由于国家政权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程度不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动能表现出明显不
同。1949年以来，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对
乡村社会形成了极强的整合能力，远远超过传统的宗
族、家族等民间权威，乡村完全依靠国家建构性秩序化空间为城乡资源的双向流动搭建起广阔平台
运转,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通过政府行为植入乡村社会，行政化色彩极其浓厚。随着人民公社体制成为历史，乡村建设中的政治力量减弱，乡村社会秩序不再完全
依赖外部的建构性秩序，而是更多依靠乡村社会内部
形成的自然性秩序。在乡村社会变迁场景中，乡村公
共文化空间发生根本变化，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一
批批乡村精英脱颖而出，成为乡村社会生活的主导力
量，此时，依靠外部行政性力量生成的行政嵌入型公
共空间逐渐淡出，由乡村内部力量自发生成的公共空
间开始显现。市场经济的冲击紧随其后，乡村精英关
注的视野越来越向乡村外部拓展。与此同时，乡村经
济发展水平提高,乡村建设缺少组织设计和科学规划，村民向城镇集中,村民流动性增大了彼此的物理距离，—些新兴的商业店铺、私人院落成为扌寸民聚集地。新
农村建设时期，政府行政力量回归，乡村建设规划自
上而下推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表现为城市化、模式化，村民主体性被忽略,且村民自身对此并不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从政府构建走向
多方博弈，政府、市场、村民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力
量介入，对于乡村文化特质、村民主体意识予以更多
关注，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初
步形成。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重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
目落地落实，文化信息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广
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乡镇综合文
化站建设工程等一系列文化惠民工程顺利推进，乡村
文化广场、文化院坝、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等基
础设施日渐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提升。
然而，调研发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正面临实然
与应然的尴尬，服务效能不高、村民主体性不强、文
化认同不_等问题依然存在。（一）文化供需对接程式化，乡村文化空间供
给失衡根据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农村地区网民占比为40.2%。
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带来村民的文化需求更加多元化、自主化，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村民文化消费的自主选择之间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往往是文化设施建
到村口，却对不上村民胃口；文化服务送到门上，却进不了百姓心上；文化产品放到网络，却得不到网民
热络。—是乡村公共文化设施闲置现象普遍存在。在一
定程度上说，由各级政府主导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仍存在管理模式相对固化、设施配置落后、文化活
动滞后、服务内容单一等问题。农家书屋、村民活动
室等公共文化场所一般是以村委会为中心呈现差序格
局状态分布，相当一部分是与村“两委”办公场所打
包建设，往往是一个活动室加挂多块牌子，形式化问
题较为突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很多文化活动场所
门庭冷落，诸多文化设施成为摆设，使用率极低，并
没有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应然功能。部分乡村公
共文化空间一建成就陷入边缘化困境，且地理位置越
边远越突出。二是地方党委政府重经济、轻文化倾向依然存在。
乡村并不缺少公共文化资源，而是缺乏使其建构和发
展的机制。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对文化建设的认知不
^―足，导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在实际工作中不受重视、旳疲于应付。对传统文化空间的现代挖掘缺乏动力自觉
和有效措施，历史欠账需要时间消化。长期自上而下
公共文化供给偏好的影响，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
设更加侧重其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片面追求空间的视觉效应，与村民实际生产生活需要严重脱节，难以
实现沟通交流、思想教化、文化传承、社会治理等功能，—些地方甚至将其建成供上级检查参观的“花架子”，理想场景中的乡愁载体无可依托。三是城市思维框架下的“送”文化倾向依然存在。
一些地方或将文化简单等同于文艺，或将文化娱乐化、庸俗化，没有充分考虑新时代乡村的发展变化和村民
生活实际，而是单向度地试图用城市思维框架下想当
然的文化去改变乡村文化，导致看似热闹、实际虚无。
—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对村民文化消费需求变化
关注不够及时，计划性业务模式与自主性文化选择之
间，出现了结构性不适应。对不同群体的公共文化需
求差异认识不够充分，对于乡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特殊群体没有予以必要关照，出现了功能
性不衔接。（二）乡村建设主体空心化，文化空间发展动能失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一大批村民尤JOURNAL
OF
CHENGDU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文其是青壮年劳动力长时间离开乡村，导致乡村建设主
警体大量流失，加之留守群体文化消费动力不足、参与
文化共同体。三是现代传媒强烈冲击。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加速
发展，网络直播平台受到青睐，各种文化活动通过网
g意愿不强及参与能力有限，削弱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播的发展动能。2020.4(SKM130轄-局限_—方面，城乡人□单向流动现状没有改变。20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常住人□城镇化率超过
60%o大量村民出于生计或个人发展的综合考虑，前
往城市工作或定居。乡村精英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已经作为一种过去式逐渐淡出甚至消失。新村民的加
入,更多是出于经济诉求，对乡村建设起至打积极作用,
但无根的漂泊感一时无法排解。另一方面，留守群体缺乏文化参与意愿。“地理
空间+社会转型”制约了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拓展，乡
村留守群体文化需求不足与乡村文化建设供需对接不
畅并存。以传统手工艺为例，宙于市场化程度不高等
因素影响，一些传统手工艺品销售渠道开拓面临较大，_些手工艺人选择另谋生路，年长者不愿干、年轻人不愿学，传统手工技艺传承出现断层，不少民
间传统技艺濒临消亡。虽然近年来国家大力扶持非遗
传承，但有耐心、有恒心、有活力的传承者依然屈指
可数。（三）乡村文化认同疏离化，公共空间社会功
能失效我国乡村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乡村空心化带来乡
土社会的巨大变化，传统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陌
生人社会转变。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乡村社会
结构、价值理念、共同体意识发生变化，适应新时代
发展需要的乡木寸文化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村民的文化认同感普遍下降。_是乡村价值共识变化。市场经济改变了乡村居
民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认知。不管是进城定居，还是返
村定居，村民文化生活的内容和方式都逐渐向城市靠
拢，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追求更现代、更主流、更便
利的城市生活。对于传统乡土文化的展示，更多是出
于旅游开发等创收目的。从根本上讲，传统乡土文化
依然深陷认同危机。二是村民关系日渐疏离。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
的开放环境下，过度追逐现代性，让乡村文化原有
的价值理念显得苍白无力。村民关系疏远，乡村公
共文化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弱化，一时难以培育
络虚拟空间就能全方位参与，信息获取方式更为便捷
多样，村民对实体空间的向往不再像以往那般强烈。
以祠堂、戏台、集市等为代表的传统乡木寸公共文化空
间逐渐走向衰败，M现代公共文化空间构建面临新挑
战。五、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振兴的路径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以基层特别是农扌寸为重点，深入实施重点文化惠民工
程，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促进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切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要充分聚焦文化的综合功能，以全局意识、融合意识、服务意识改造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传统基因，强化乡
村公共文化空间从福利到治理的思维转型、从重文到
重化的方式转型，创新思路，推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建设从"有没有”走向"好不好”。通过现有的文化设施、载体建设和文化活动开展，构建乡村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化认同和价值理念，实现潜在的以文化人，夯实新
时代乡村治理的文化支撑。（一）强化以人为本，优化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伴随城市化
进程，乡村消失是村民自然选择的结果，地方政府不
宜拔苗助长。阴要结合实际，充分关注不同类型乡村
的差异性，厘清不同类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动力机
制，准确把握不同群体的真实文化需求，探索不同区
域的差异化建设模式与特色化发展路径，将乡村公共
文化空间建设与乡村公共文化活动打造同步推进。二是提高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的针对性。依托
地理空间，在不同辐射半径内打造不同类型的空间，以满足村民各年龄层次及各种类型的需求，进一步提
升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效性。通过内力的自我塑形和外
力的及时干预，培育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内在凝聚力。
例如，不少乡村的“三留守”人员数量较多，要结合
这一实际情况，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推行多样化
的供给方式，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些锦上添花，增
进村民的获得感。三是培育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特色品牌。将乡土
文化特征融入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基于传统公共空间
或重要特色元素进行场景重构，充分关注物质要素和
非物质要素在空间营造中的协"调性，提升乡土文化内
涵，尝试品牌化、差异化建设，杜绝生搬硬套和千村
—面。（二）
强化资源整合，突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有效供给如前所述，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大致包括日常交往
空间、传统节事空间、文艺展演空间，这些空间并非
泾渭分明和彼此独立，大多呈现出一种相互混杂的状
态。同时，不同的乡村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发挥作用
的程度不一。这些因素决定了乡木寸公共文化空间建设
的复杂性、多样性和艰巨性。—是尊重乡村文化在地性。不能就乡村谈乡
村、就文化谈文化，更不能简单地将城市公共文
化服务的组织化思路和模式直接移植到乡村。要
充分关注乡村文化的精神回归，加强科学施策，在保护延续乡村传统文化特色的同时，注意发挥
其集聚和辐射效应，持续优化规划设计，与乡村
居民的现代生活需求有效对接。二是加强分类建设。摸清乡村文化资源家底，盘
活存量资源，优化增量资源，增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
的综合功能，以重点公共文化空间为核心，分层次、分类别、分步骤推进，将其建设成为传播、孕育乡村
文化的重要阵地。以村级建制调整改革为契机，尝试
突破乡村行政界限，在一定范围内统筹规划乡村公共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寻求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振兴的更
优方案。三是用好数字资源。创新乡村文化服务供给方式,
拓展延伸乡村公共文化物理空间，通过互联网共享文
化资源，推广在线服务，形成传统空间与网络空间融
合发展的态势，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三）
强化村民参与，激发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的内生动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实质上就是要构建以村
民为主体的乡村文化共同体。凹要通过政府引导、市
场推动、社会支持与村民参与，协同推进乡村公共文
化空间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是增强村民参与活力。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村
民参与文化活动的载体。基层政府扮演的角色要从主
导变为引导，将部分决策权交还给村民，增强村民参
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要加强教育培训，培育
村民文化意识，提升文化自觉，探索将行政向度下的公共文化植入模式转变成需求向度下的公共文化成长
模式，通过村民个人文化资本积累，强化村民在乡村
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中的主体性，增进其文化意识和主
体意识，谋求循环累积效应。二是扶持乡村文艺团体。充分尊重乡村传统文化
习俗延续，关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大力培育
扶持本土文艺团体。通过建立乡村文化志愿服务组织
等方式，大力培育乡村文化能人、文化带头人、文化
志愿者，培养一批村级文艺骨干，开展经常性的群众
文化活动，弥补乡村文化建设人才队伍的不足，打通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最后_公里”。三是构建多元参与机制。从保障村民基本文化权
利着手，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参与的体
制机制，突破唱唱跳跳、表面热闹等运动式服务，探
索构筑邻里守望相助、凝聚向上向善力量的公共文化
服务平台。充分发挥村“两委”的作用，以合理方式
积极构建村民精神文化家园，培育乡村公共精神，优
化乡村善治根基。（四）强化支持保障，建立健全乡村公共文化空
间建设的长效机制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要坚持“建、管、用、育"相结合,
推进长效机制建设，形成优化发展的持续动力。—是加强经费保障。力D强对乡村各项建设的整合
力度，采取上级补助、乡镇投入与乡村自筹相结合的方式，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提供资金保障。二是加强市场融入。探索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
适应的乡村文化建设市场机制，以市场效能整合文化
资源，搭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平台，优化乡村公
共文化供给，形成村村有特色、村村有品牌，更好地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三是加强考核激励。力D强对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
设管理运行工作的监督考核，从场所运营、活动开展、队伍建设、群众参与、特色亮点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评，探索星级空间评定。对于运行情况良好的，每年给予
—定奖励O结语在当代城市人的诸多诗意想象中，乡村是作为故JOURNAL
OF
CHENGDU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文
乡、后方和退路而存在的。在传统乡土社会图景逐渐
警瓦解、文化观念深刻变革、利益格局不删整的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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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解释维度与场景设计[J].艺术百家，2016(6).2020.4(SKM130轄-
括传统习俗礼仪、手工技艺在内的乡村文化的当代价
值，为村民文化自信构建坚实的底部支撑，既有现实
的必要性，又有历史的迫切性。就此而言，乡村公共
文化空间建设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一项
需要持续推进的事业。要重点关注其公共性，从历史
视野中挖掘乡村文化价值，在社会变迁中盘活乡村文
化资源，在供需对接中优化乡村文化供给。振兴乡村
公共文化月艮务空间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公共性的精
神文化场所向广大村民提供优质精神养料，厚实乡村
文明底色，增强乡村社会凝聚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善治”乡村注入文化动能。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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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乡村振兴的历程民国
城乡规划·设计
2021年11月第18卷总第410期自下而上的乡村更新策略分析唐梦莹1，2，杨明2（1.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历史保护学院，纽约10025；2.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陕西西安710055）摘要：随着我国对乡村建设的重视不断增强，大量具备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以及背靠大都市圈的乡镇有所发展，乡村建设及村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但与此同时，更多不具备优势资源的乡村陷入发展瓶颈，通过对中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乡村进行走访，记录乡村建设情况以及村民对乡村建设的思考与行为。本文结合中国历史上乡村更新的经验，试图进一步认识建筑师在乡土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讨论一般性乡村更新的路径，为当下建筑师在乡村中的实践提供参考。关键词：乡村更新；建筑师职能；自下而上［中图分类号］TU982.29????［文献标识码］A????DOI：10.19892/j.cnki.csjz.2021.33.26AnalysisonRuralRenewalStrategyfrom“BottomtoTop”TangMengying1,2,YangMing2(1.SchoolofArchitecture,PlanningandPreservation,ColumbiaUniversity,NewYork10025,theU.S.A.;2.SchoolofArchitecture,Xi’anUniversityofArchitectureandTechnology,Xi’anShaanxi710055,China)Abstract:WiththeincreasingattentiontoruralconstructioninChina,alargenumberoftownswithnaturallandscape,historicalcultureandthesupportofthe
metropolitanareahavebeendeveloped,andruralconstructionsandthelivingstandardsofvillagershavebeengreatlyimproved.Butatthesametime,
morevillageswithoutsuperiorresourcesarestuckinthebottleneckofdevelopment.ByvisitingrepresentativevillagesincentralChinatorecordthesituationofruralconstructionandthethinkingandbehaviorofvillagersonruralconstruction,combinedwiththeexperiencesofruralrenewalinChinesehistory,thispaperattemptstofurtherunderstandtheroleofarchitectsinruralpractices,discussesthepathofgeneralruralrenewal,andprovidesreferencesforthecurrentpracticesofarchitectsinruralsites.Keywords:
ruralrenewal;architectfunction;bottom-up乡村更新是当今社会发展建设的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乡村发展的问题，也有资本开始向乡村涌入。近些年，大量旅游型村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吸引了许多关注。其实“乡村更新”这一议题提出至今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了，从1904年米春明最早进行翟城村治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乡村振兴政策，根据王伟强教授的梳理，整体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帝制时期（1911年以前）、民国时期（191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至今）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卢作孚实行的“北培模式”则主张尽快完成现代化，而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梁漱溟的“邹平模式”以及陶行知的“晓庄模式”有着教育平民、自下而上对乡村进行改良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十一五”规划纲要出台之后，我国的乡村更新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见图1）。现如今，中国乡村的整体水平略低于城市，乡村的经济、技术、文化都受到城市影响且仍需进步。我们可以看到，当今村落发展存在着大量严重问题，如千村一面、民居简单仿古、民居追洋求新、村镇空心化、旅游资源过度开发、传统古村落破坏、工业污染等等。在我国，不同地区的村落发展水平与发展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异，并且由于各地经济、气候、地域、历史等因素影响，发展方式呈现出异质化趋势，部分村落背靠大都市圈受益于经济发展成果，191919191919米春明﹁翟城村治﹂孙发绪﹁翟城村治﹂阎锡山﹁村治改革﹂晏阳初﹁定县实验﹂卢作孚﹁北碚实验﹂陶行知﹁晓庄实验﹂黄炎培﹁徐公桥模式﹂中国共产党﹁乡村革命运动﹂图1?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建设演变历程（图片来源：中国乡建院戴冰武）已经实现了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部分村落借助景观与历史建筑，为乡村带来可观的收益。而仍有部分村落还处在一个低水平发展的阶段，显著特征为青年外出务工，村落空心化严重，民居建设停留在初级水平。本文着眼于中原地区的第三类村庄进行探索，尝试挖掘乡村更新的方式方法。1我国乡村振兴策略目前我国乡村实践主要从三个途径进行：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乡村建设，规模化地对乡村基础设施和民居进行建造；二是企业对乡村进行投资，建设特色旅游景区或者农副产品加工厂；三是以学者高校为主导进行历史村落保护，并展开相关研究。作者简介：唐梦莹（1994-），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建筑设计及其理论方向。92UrbanismandArchitecture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281931193319461947194919531954195619641978198019841991199820032005200720092013年0415172627梁漱溟﹁邹平实验﹂中国国民党﹁乡村复兴运动﹂晏阳初﹁巴壁实验﹂晏阳初﹁华西实验﹂中互初高农加家国助级级业快庭共组农农学农联产业业大村产党合合寨发承﹁作作展包土社社的责地决任实定制验﹂文明村建设建设新农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温铁军﹁后定县实验﹂孙君﹁五山模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欧宁﹁碧山计划﹂李昌平、孙君﹁郝堂实验﹂美丽乡村建设
城乡规划·设计
2021年11月第18卷总第410期现阶段我国的乡村建设整体为自上而下的策略，即由政府主导，结合社会资本与高校对村落进行整体规划建设。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高效率大规模地对村落进行更新改造，其劣势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即大规模建设无法适应不同村落状况，不能做到建设与生产、村民生活相结合，为村落带来收益，村民生活的质量没有本质提升，内生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破坏了村落本身的文脉。由此可见，自上而下的建设模式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的乡村更新。乡村建设的内生发展，其他国家已有大量的讨论与实践。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自下而上的乡村自发实践模式，如日本的造町运动、一村一品运动等，都对我国的乡村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在这种模式下，建筑师期望能通过乡土实践为村落带来变化，改善村民生活水平，提升地区经济活力。图2?村外村内景色对比（图片来源：作者自摄）2自下而上模式的内在动力与局限根据观察，中国乡村自下而上进行更新的内在动力是很充分的，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合理的出口。实际上，我国村民对自主投资建设乡村的热情很高涨，大量进城务工人员进城的最大目标就是回村盖新房。但是目前大多数自主乡村建设还停留在一家一块地，比谁家盖得高、盖得大这种相对原始的造物阶段，尽管已经运用了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但缺乏设计，大量空间处于荒废状态，室内的采光与热工环境极差，外部形象多是裸露混凝土或是简单贴瓷砖的状态，没有真正提升人居生活品质，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并且少有村庄集体能自主认识到乡村居住环境是一个整体，为乡村道路与公共环境进行投资。这一自下而上进行建设的热情缺少专业人才和渠道与之相匹配，一方面压抑了建设欲望，另一方面已建设的房屋也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以河南省鲁山县释寺村为例，该村庄受到国家政策扶持，已经实现了道路村村通，并且正在进行天然气与自来水管线建设，村民的生活水平正在逐步提高。但是村庄的面貌依然停留在水泥平顶房的阶段，村落公共空间基本处于仅铺设硬质混凝土地面的阶段，尚无美感可言，与美丽乡村的目标相差甚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村庄外的麦田等未经建筑建设的区域，风景优美，沃野四季风景各有不同，远处南山与平原结合产生了中原特有的农业地貌景观（见图2）。根据现场走访，当地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青壮年外出务工，以及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家务农。当地村民对于建设自己家园的意愿非常强烈，外出务工人员的第一大目标就是返乡盖房，并且愿意花费大量资金建设老宅。全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院子已经建起二层到三层的小楼，建筑形式基本上为平顶贴瓷砖的方式，部分房屋加建了铁质坡屋顶作为隔热层，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村民生活质量（见图3）。但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当地民居建设缺乏相关的专业指导，审美基本上停留在墙面刷涂料或贴瓷砖、门口加罗马柱的阶段（见图4）。此外，建筑功能划分极不合理，为了凸显出自家的房屋比邻居高，新建民居层高在3.5~4.5m，造成室内空间尺度过大，难以形成怡人的居家感，部分建筑客厅进深甚至达到十余米，造成了大量的建筑材料浪费。同时由于建筑隔热性能较差，过大的空间使图3?铁质坡屋顶加建（图片来源：作者自摄）图4?当地新建民居（图片来源：作者自摄）空调在冬夏季通常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还有部分民居建筑不结合实际情况，贪大求高，建造三层。多出的房间无人使用，又由于资金限制，室内装修过于简陋，没能真正提升生活质量。通过走访，在驻马店杏花营村、板桥村，开封市陈留镇等地，都存在这些情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观察可见，当地村民的公共空间意识也在觉醒。村里的妇女儿童在公共广场停留的时间较长，尽管场地只有硬质混凝土铺地与少许室外健身器材，但村民还是自发组织晚间广场舞、健身等活动。公共空间作为村民重要的交流与娱乐的场所和村落的门户，也需要合理地规划与设计。建筑师与政府部门，需要将村民建设村庄的热情与科学合理的指导进行结合，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3自下而上的乡村更新策略乡村振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化工作，综合来看，政府财力应更多地投资在购买相应的系统化服务上，让专业的团队进行统筹，而政府负责财政管理与监督。这样的处理方式能够让专业人员从事专业工作。基于此，建筑学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专业，能发挥很好的统筹作用。建筑师在这一系统中的职能主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通过设计与交流，引导村民认识到设计的价值；二是与其他专业结合起来，培养村民专业技能，让建筑为村民服务，村民维护建筑的运转，让“人”这一环节起到作用，从而使村民自发并有UrbanismandArchitecture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93序地对乡村进行建设，逐步形成自下而上的发展体系。3.1自下而上的自发建设乡村更新的目的是为农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从而促进乡村发展。面对村落民居的现存发展问题，我们应从设计的角度去解决。在建筑师进入乡村实践的过程中，许多想法的提出不会顺利得到村民的认可，需要进行合理的沟通。面对新材料、新技术，村民还不具备完全发挥其特性的能力，因此要培养起村民对设计价值的认识。建筑师可以利用专业知识让有限的资源尽可能地创造出更适用的功能及合理的形式。当原始建造成本大于新建造成本加设计费，并且产生更好效果的时候，人们会开始接受。退一步讲，原始建造成本大致等于新建造成本加设计费，并产生更好的效果时，人们也会接受。由此可见，建筑师需要让村民逐渐认识到设计的价值，从而自发地对乡村民居进行改造提升。孟凡浩设计的东梓关回迁农居给乡村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建筑整体景观环境的塑造以及材料的选择都本着实用、经济、耐久的原则，综合考虑其成本、施工难度和建成效果，同时还尽可能地满足了村民对居住环境和使用方式的需求。东梓关回迁农居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村民各式各样的利益诉求，同时由于当地的施工管控方式也存在一定的不正规性，建筑师需要满足并解决的问题有很多。因为居住建筑中住户的使用体验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所以建筑师与当地农户进行了多次深入的交流调查，将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都纳入设计的考虑范围之内。并且在设计过程中还多次针对共识平面与功能空间，征询农民意见，优化设计方案。最终的结果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认可，也使村民参与设计变得可行。3.2自下而上的自治管理我国经过数十年的快速发展，建筑设计者和与学习者有着大量实践的机遇，给建筑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大规模的建设使得建筑师与相关从业人员没有办法沉淀下来给乡村提供因地制宜的设计，也没有办法通过培养人来为已建成的相关建筑提供维护与运营。大量乡村中建设的优秀图书馆与村民活动中心等公共建筑处于废弃的状态，其原因是村庄无法为这些建筑提供相关配套人员，建筑的功能无法为人服务，没有实质性地改善村民的生活。乡村振兴是一个动态建设的过程，配套公共建筑建设完成之后，需要工作人员长期进行维护与管理，才能实现其完整的功能。乡村建设的延伸，是建设完成后的使用。虽然建筑师不可能长居于村中不离开，但可以通过与相关专业人员配合，对留在村中的部分村民进行培训，通过地方财政给予资金补贴，使其成为维护管理建筑的工作人员，以此来达到村民为乡村服务，乡村提升村民收入并实现村民个人价值的效果。根据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张文明教授的观点，中国农民具备自治的能力，农民理性的问题从马克思到詹姆斯·斯科特都有讨论，关于乡风与乡村文明建设，我们的主流宣传不够深入人心，条幅、板报和广播等与农民所想存在距离。回顾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的观点，如何处理好乡村建设中“人”的这一环，需要引起重视。人类学94UrbanismandArchitecture城乡规划·设计
2021年11月第18卷总第410期家马塞尔·莫斯（MarcelMauss）在《礼物》一书中的观点具有指导意义，即“维系日常生活的交换与流动具有道德建构的性质”。物质的变化会引起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建筑师可以通过物质建设引导精神建设，为村庄的精神文明活动提供支持。以昆明理工大学朱文良教授在哈尼族蘑菇房的保护性改造试验为例，政府能够将管理权限交给建筑师，建筑师通过驻村对村民生活与地域条件有全面的了解，并且配合旅游策划师、摄影师、酒店管理等相关专业人才，不仅对场地与建筑进行建设，并且对村民进行培训，组织活动，通过旅游推广、新媒体推广等方式，充分激活村落活力，不仅保留了村民本来想要拆掉重建的哈尼族蘑菇房，还利用这一特点吸引了游客，为村落带来了实际的经济利益，并提升了村民生活质量。通过村民的自治管理，从底层出发引导更新建设后的乡村持续地发展下去。4结语通过对乡村更新历史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可以看出，乡村建筑不仅要在设计上围绕村民进行，也要结合多学科专业人员，与村民深度交流，对村民进行培训，使乡村公共建筑能够用起来，使村落特征能够表现出来；结合新民居的建设，维护地域特征，提升人居生活环境。建筑师在乡村建设的同时，职能上也要进行转变，尝试引导村民自下而上地对村庄进行改造与管理，要让人们认识到他们有能力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结合已有的部分成功案例，可以通过试点等方式，让村民切实感受到自发建设和自治管理的重要性与可行性。这样逐步发展、自下而上的乡村更新就可以焕发出极大的活力，推动我国乡村的全面振兴。参考文献[1]桑蓉棋．建筑师介入下的乡村建设策略研究[D]．东南大学，2018．[2]王伟强，丁国胜．中国乡村建设实践的历史演进[J]．时代建筑，2015（03）：28-31．[3]赵辰，李昌平，王磊．乡村需求与建筑师的态度[J]．建筑学报，2016（08）：46-52．[4]赵辰．建筑师所面对的当下中国乡村复兴[J]．建筑师，2016（05）：6-7．[5]孟凡浩．抽象与重构：杭州东梓关农居设计策略探索[J]．建筑师，2016（05）：57-64．[6]支文军，王斌，王轶群．建筑师陪伴式介入乡村建设：傅山村30年乡村实践的思考[J]．时代建筑，2019（01）：34-45．[7]卢峰，王凌云．建筑学介入下的乡村营造及相关思考：当代建筑师乡村实践中的启示[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6，31（02）：23-26．[8]维克多·布克利．建筑人类学[M]．潘曦，李耕，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9]李晶，李琳，梁骁．乡村振兴背景下现代乡村建筑的传承与创新[J]．城市建筑，2021，18（17）：49-52．Copyright?博看网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