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第1篇等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想法1956年，中共政治上的调整，直接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然而，等领导人关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新想法的产生，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派出所主题党日【五篇】（2023年）,供大家参考。
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第1篇
等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新想法
1956年，中共政治上的调整，直接目的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实现国家工业化战略目标。然而，等领导人关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新想法的产生，则直接与苏共二十大有关。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特别是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错误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苏联的教训中，中共领导人觉察到了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弊端，希望通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来防范这些弊端。多次谈到制度问题。他说：“集权集得多也有好处，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搞起来了。但是，也有毛病，也带来了阴暗的一面，就是容易缺乏民主，忽视民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很容易生长出严重的，把旧社会残留下来的东西保留下来，甚至更浓厚起来。我们的制度要求我们不仅不能扩大和怂恿这种事情，而且要防止这类事情。”“忘记了民主，结果是滥用权力，强迫命令，。”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7月8日，他在接见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时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实现，已使国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现在可以扩大民主了。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正在从事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体制问题，以防过分集中所带来的缺点和阴暗面，也就是。另一方面，也将便于我们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系统地说明了他关于“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观点。他说：“我们处在国际紧张局势肯定地趋向和缓的时期中”，“世界战争推迟的可能性加大，便于我们争取时机加速进行经济建设”。同时，“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余地越来越小了，也就是说的威力把反革命打垮了。现在，虽然反革命残余分子还存在，今后也还会新产生一些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但是比起解放初期的情况来是大大不同了。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估计，必须认识到我们人民民主的巩固性”。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他指出，的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苏、美比较中，等人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兴趣。据邓小平说，对于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类似的话不止说过一次。据薄一波回忆，在《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中有一段话，谈到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不只是，、刘少奇等人都谈到过这个问题。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文献来发现问题。”刘少奇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所采用的一些民主比我们现在的一些民主办法甚至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他甚至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功成身退为例，说：“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呢？”可见，、刘少奇、等人认真考虑过借鉴西方民主制度的某些形式的问题。当然，他们是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某些民主形式严格加以区别的。
派还需要存在吗
扩大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出共产党与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的派与中共有长期合作关系。建国之时，中共把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纳入新政权，形成了“联合政府”。第一届中央政府，6个副主席，派有3个；
56个委员中有23个派人士。派的组织也有所发展，吸收了一批文化界和工商界的中上层代表人物。1951年1月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专门讨论派的组织发展问题。在听取汇报时说：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中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所有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中共中央提出《协助各派发展党员的建议》要求各大中城市在1951年协助派发展成员一至二倍。1950年底，登记的各派成员总计不到1．3万人，到1952年初，派在国内成员的总数为3．2万余人，比1950年底翻了一番多。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派的前途成了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在1953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出，党内出现了想利用普选的机会来排斥派的“错误倾向”。他不得不在会上明确：“我们要把资产阶级、派、民主人士等一直引导到社会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派在国家政权机构中仍占有一席之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选出13位副委员长，民主人士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达赖喇嘛・等人。36位国务院部委部长、主任，有十多位民主人士。1954年12月19日，召集参加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内外人士座谈，专门谈到政协存在的理由及其性质。他说，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成立政协。政协不能搞成国家机关，但也不仅是人民团体，而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这事实上确定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体制。
在进入社会主义以后派是否继续存在，又成了一个有待明确的问题。既然认定“派的大多数代表着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派的合作实质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作”。民族资产阶级不存在了，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后，中共党内的怀疑和抵触情绪在上升。据李回忆，党内不少人认为派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终结，说“派可有可无，寿命不长了，最多不过维持三五年也就完了”，主张要以斗争为主，“少统多战”。派内部不少人也感到派可有可无。在1955年1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派人士反映：“宣传总路线以后，派成员中对派产生可有可无的思想。宪法公布后，虽有改变，但尚未完全解决。”上海有民主人士说：“派工作干部认为自己好似锡箔店中做伙计，明知无前途，只好干。”
然而，最高决策层并没有放弃派的想法，李领导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显得更加积极。他们强调派的进步，希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派“还应当同我党一起继续存在下去，并且继续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1956年1月间，由李主持起草了《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草案）》（简称《七年方针》）。在1月28日给中央的送审稿中提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各派和工商联“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团体”。此前，在1月25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央呈报的另一件请示报告中，更明确提出：应当肯定各派和工商联“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有趣的是，在看了这个文件后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他把文件批给了邓小平：“此件看过，觉得可用，请酌办。”但在审阅《七年方针》时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些提法不妥”。中央统战部随即取消了这些提法。
2月16日至3月3日，中央统战部主持召开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2月28日，李在会上就“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作发言。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方针》和《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帮助派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这两个文件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党。这次会议关于派的政策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为派的政治角色重新定位。李的发言没有再提“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但指出“派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政治团体”。会议着重批评了统一战线工作存在的“关门倾向”和“右倾保守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对派和派人士发生的很大变化估计不足，没有给以应有的信任。第二，把教育工作提到“中心工作”的位置。认为统一战线内部仍将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但是今后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有可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处理，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把教育工作作为“中心工作”。为了落实以教育为中心的精神，中共中央决定，仿照中央高级党校的办法，设立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派、民主人士的“高级党校”。3月27日，社会主义学院以全国政协常委会名义决定成立，亲自为学院命名。第三，有条件地支持派发展组织。从1953年下半年起，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兴起以后，各派在组织上就“很少发展甚至没有发展”。到1955年，各派成员比1952年只增加几千人，总数为3．9万人。各派对这种状况不满，都有发展组织的要求。据李说，“这成了他们的一个共同性的要求，不是少数上层人物的希望。他们的会员代表和地方组织都提出意见，我们要替国家作一点事，我们要有一点本钱，要增加一点本钱”。对此，李的态度是，“应该赞成他们，让他们去发展”。“七年工作方针”的文件则说：“各派有可能发展党员的，应该加以赞助。”第四，要让派人士有事可做。发挥政协、派和人民团体的作用，有计划地进行政治协商工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和协助调整内部关系，共同组织政治学习，经过他们加强联系和教育散在社会上的数量不少的旧中上层分子，要求中共基层组织争取派成员成为自己的助手，等等。
可见，李主持的这次会议，其意义在于明确在社会主义高潮出现以后派为什么继续存在下去，以及如何帮助派存在下去。至于“互相监督”，特别是让派监督共产党的思想还没有十分明确。
从“两个万岁”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除了李提出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的提法没有得到高层认可，派将长期存在，这在中共最高决策层并不成问题。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两个万岁”的说法，把它进一步明确了。、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是从两方面来看待派继续存在的作用的：一是它在知识界的影响力；
一是它对执政党的咨询价值和对的监督作用。各派的成员中包括一大批拥有现代科学技术的专家学者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据1955年统计，全国教授、副教授7499人，其中派成员2110人，占28％；
在全国高等学校正副校长、系主任以上的领导人员中，派成员占1／3左右。而且，派成员具有各种社会影响，尤其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各界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派无疑是未来建设必不可少的智力资源。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派的中介作用不可替代。
对于派，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就是要使共产党的干部“有所顾忌”，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这个想法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明确起来的。1956年4月19日，在听取汇报时说：“少奇说过：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派万岁。”4月25日，的《论十大关系》报告，讲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再次说：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在公开出版的《文集》中，对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作了修改，删去了两个“万岁”的话，加进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字眼。据李回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字句并没有出现在这次讲话中，是“后来概括”的。）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很少能听到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在我们国内是派林立，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5月3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传达讲话中，把“两个万岁”的思想提到政党体制的高度。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缺点，就是单一政党体制，它使民主少了，集中多了，不容易听到不同意见，这本身就包含着它的阴暗面。“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
6月25日，李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言。这篇发言事先经、邓小平审阅同意。在这个发言中，李把关于“两个万岁”的思想，第一次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李说：“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和各派长期共同存在，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是一个重大的方针。”他说，“宣告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是共产党的一条‘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引用的是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中说过的话。李再次强调了尊重派政治自由和独立性的问题。他说：“必须严格地尊重各派和人民团体在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性，任何党派和团体对其他党派和团体的这种自由和独立都没有权力加以干涉。”在9月召开的中共会议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得到进一步明确。与李在6月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发言相比，更加强调了“互相监督”的意义。邓小平在《关于修改的报告》中说：“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
派的响应和诉求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不久，全国政协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根据这个方针开展工作。会议建议常务委员会增加会议次数，充实会议内容，除进行政治协商外，并可听取国家有关部门、派、人民团体和本会各单位的工作报告。会议还决定设立地方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地方政协工作的调查研究和经验推广。民革等各派中央及其地方组织分别召开座谈会，交换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意见。主要媒体加强了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宣传，仅《人民日报》就先后发表了多位派人士的文章。
为了改进党同非党人士的关系，中共统战部门从3月开始，对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检查。3月到5月，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秘书处党组首先进行内部检查，随后发动派、民主人士视察和检查统战工作，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5月21日，中央统战部发出文件，要求全国各级统战部门组织和推动派、民主人士检查统战工作。邀请派和民主人士共同检查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揭发和批评”共产党员的缺点和毛病，这已经有了对共产党实行监督的意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以后，检查进入第二阶段。7月和10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两次派高层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各省市中共统战部也相开座谈会。
根据李的回忆，这两个阶段的检查中，从派方面听到的意见有相当大的区别。在前一段的检查中，党外人士提出意见最多的是，民主人士“坐冷板凳”和“不受尊重”之类的问题。然而，在6月以后，“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民主活跃的局面”，派提出的意见就越来越尖锐了。
派高层并不满意自己的政治陪衬的角色。“1949年后的派应该做什么？这是新政权下民主人士思考议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章诒和说：“父亲（章伯钧）在民盟中央的一次讨论会上就主张政治监督，坚决反对把政治学习和教育改造作为民盟工作的重心。他说：‘那样的话，我们民盟就要变成教条主义者。’”1956年的政治形势似乎为章伯钧等派高层人士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提供了一次机会。朱正说：“苏共二十大之后，提出十大关系和‘双百方针’，章伯钧、罗隆基感到政治格局可能有所变化，颇觉兴奋。”反右中，罗隆基在民盟中央作的交代中说：“在中共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章伯钧对我说，现在我们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
根据李《回忆与研究》记载，在7月、10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以章伯钧、章乃器为代表，向中共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章乃器对中央统战部1952年提出的以“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团结中小、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对过去协议的各派重点分工范围，章伯钧一再表示不满。他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人提出，中共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是“对九三学社的威胁”。从增强派实力出发，有人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大党。可见，派希望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更大的发言权。
党与非党关系的不平等，是派批评的另一个重点。罗隆基、章乃器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反映最普遍的是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章乃器说，他当粮食部长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对中共同资产阶级的关系也提出了批评。章乃器尖锐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批评部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工作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要求重新审查“三反”、“五反”的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说“现在工商界只抬了半个头”，号召工商业者不要自卑，要敢于起来斗争。章乃器的这些观点在民主人士、资本家中受到欢迎。
章伯钧等人更加看重“互相监督”主要是对共产党实行监督这一条。他们提出，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派向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
派可以在人大中设立类似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党团”，每个“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
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派提出的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应付。当然，也有人持谨慎态度。在民建中央常委会上，对如何实行监督的问题上意见各异。孙晓村说，互相监督不能离开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原则，不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
互相监督不能理解为“互相对立，分庭抗礼”。对孙晓村的说法，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章元善等人就认为，不应该怕相互监督就会变成“分庭抗礼”，今后也不要提“分庭抗礼”这个意思，因为这样会妨碍对这一方针的正确理解，并妨碍各派大胆地对共产党进行监督。许多人不满意把安排民主人士当政协委员看作是政治待遇，不满意政协“开会轰轰烈烈，闭会冷冷清清”，“政协成了座谈的组织、举手的机构”的状况。章伯钧主张中国应实行“两院制”，使政协变成上议院，他提议各派领导人成立政治讨论会，定期讨论国家大事，向党和政府提出政策方针的建议。
可以看出，6月以后派的批评，已经不只是涉及中共党员同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广泛的问题，甚至涉及政治结构。如章伯钧提出的建立“两院制”、“议会党团”、“政治讨论会”的建议和“质询权”的要求，有引进“议会民主”的味道。章的主张给李的印象很深刻，以至他在20世纪80年的《回忆与研究》中，仍然认为当时派“有些人表露出向我们争取更多政治权利的倾向”。章伯钧的主张是否在民盟和农工高层酝酿过，不得而知，但在公开场合并没有得到呼应。李说，章伯钧关于“两院制”的主张“因高级民主人士反映冷淡而作罢”。
被搁置下来的制度安排
1956年，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因章伯钧等人提出的一些政治主张而感到不安，中央统战部把北京和各地派的批评和意见汇集成7款48条，对派和民主人士提出的绝大多数的意见，给予了正面回应，并提到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讨论。这次会议在10月16日至11月8日召开，主题是进一步研究改进中共同派关系问题。
这次会议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是在说服中共党内大多数人接受“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事实上，在关于“两个万岁”的说法传达下去后，党内就有许多人表示“不理解”。6月，全国人大明确提出并且公开宣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党内外都有人表示怀疑，“怀疑在资产阶级消灭以后，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派为什么还能继续存在，怀疑这些党派继续存在下去究竟还有什么作用”。还有一些人，“害怕派对我们实行监督，担心这样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会不会惹出更多的麻烦，不好办事”。中共党内更有人表示不服气。他们说：“派有什么必要和我们长期共存呢？派有什么资格对我们进行监督呢？”非党人士也有人对这个方针能否贯彻表示怀疑，说“共产党里面有人不重视派，派里面也有人不重视派”，“长期共存没有必要，互相监督没有可能”。因此，会议认为，“还有必要依据文件向党内外作反复的阐释”。在中央统战部的“指示”中，从理论上对为什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三条依据：一是承认派的历史作用和政治上的进步，“没有理由不让它继续存在下去”；
二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逐渐向劳动人民转化以后，派还有它的社会基础，就是“劳动人民的右翼”，“各派将成为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的政党”；
三是党的工作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我们当然首先依靠党内自我批评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同时还要借助派和民主人士的批评和监督。李引用的话说：“共产党同派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以此表达长期共存、合作的诚意。
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中央统战部起草了一份《关于派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作为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征求意见。在这份文件中，对于派的作用问题，共产党同派的关系问题，派发展组织问题，在派中吸收共产党员问题以及派的编制、经费、干部调动、生活待遇和物质设备等问题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在中共同派的关系问题上，更加明确地规定了要尊重派的组织独立性，强调中共同派是“平等的友党关系”。指出党对派的政治领导必须保持和加强，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党有超越它们之上的权力，决不意味着可以把它们当作附属的团体，决不意味着我们党可以去命令、干涉或者控制它们”。文件特别批评了统战部门一些人不尊重甚至不承认派的独立平等地位，常常通过它们内部少数进步分子“把持控制”它们的内部事务。如修改它们的文件草稿，干预它们的人事安排，控制它们的组织发展。派的许多事务必须取得统战部门的同意才能决定和实行等等。文件要求“彻底纠正”这种“错误做法”。
关于派的组织发展，文件规定，应“由它们自己决定方针和步骤，在它们联系的社会基础上自由发展”。统战部门尽可能地给予帮助。各派的发展是否仍然要有“重点分工”由各总部协商决定，协商的结果仍然保留重点分工，但不机械地划分范围；
不再坚持发展对象以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中上层为主，发展地区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建议”；
不再限制其在铁路系统和工矿企业中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党员。可见，与年初出台的“七年工作方针”相比，关于派发展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了。
这个“指示”草案所阐明的观点和政策措施，是希望从制度上保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实行。如果按这个文件实行，派会有一个相当的发展，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这个文件只是一个“草案”，而且只由中央统战部下发各地统战部征求意见，而不是由中共中央批转全党。它更多地反映了李及其领导的中央统战部的意见，并没有在党的高层形成广泛共识。后来由于反斗争兴起，这个“指示”草案自然被搁置起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酝酿将《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交由派主办
落实“长期共存”的一个重要举措，是酝酿把《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交回由派主办。有几个人都回忆到这件事。徐铸成回忆：大约在六七月间，副部长姚溱到刚创刊的教师报社访问，对徐铸成说：“现在中央为贯彻‘长期共存’的精神，决定把《光明日报》还给民盟，请章伯钧任社长，原总编辑常芝青同志为中共老同志，中央决定撤出来，想请你担任总编辑，让我来征求你的意见。”徐铸成以他的班底都在《教师报》为理由，未予允诺。徐说：“后来怎么请出储安平的经过，我就不知道了。”另据章诒和写道：6月的一天，李把章伯钧、罗隆基、王芸生等人请到中央统战部开会，告诉他们：中共打算重新考虑“大公”、“光明”、“文汇”三报的归属问题，请他们就三报重返民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座谈。
徐铸成没有答应主持《光明日报》，却没有推辞出任复刊的《文汇报》总编辑。《文汇报》是一些爱国报人于1938年1月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创办起来的。1956年4月“自动宣布停刊”。这张联系了相当数量知识分子作者和读者的报纸为什么突然宣布停刊呢？公开宣布的理由，是教育部仿照苏联要办一张《教师报》，《文汇报》的全部人员北调北京参加《教师报》的工作。实际上是《文汇报》有些办不下去了。据徐铸成后来说，这倒不是因为受到中共中央的压力，而是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对党外报纸“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样性质的报纸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我国也不应该有”，因此要“改造和逐步消灭”。一个时期“《文汇报》和《新民报》被压得气都透不过来”。1955年调来一位中共党员副总编辑，他对人说：“我到文汇报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他的话是有来头的，徐铸成名义上是社长兼总编辑，实际上“只是可有可无的顾问”。文汇报社内部“不仅党群有矛盾，党内也有矛盾，墙内有墙，墙外有沟，一般干部对报纸前途都没有信心，过一天算一天”。最后不得不“自动宣布停刊”。
然而，《文汇报》的停刊，有些不合时宜。正当此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推动百家争鸣，开辟发言之地，《文汇报》刚刚停刊就有人考虑它复刊的事了。《文汇报》复刊的主张，即使不是首先想到，也一定是经过同意的。7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张际春约见徐铸成、浦熙修，正式通知他们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要他们立即写出《复刊后言论方针》和《复刊计划》两份方案，迅速送中共中央审批。张际春还满足了徐铸成提出人事调动的要求。对复刊后的编辑方针，徐铸成很是踌躇，就如何宣传“双百方针”心中无底，于是向《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讨教。邓拓说：“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建立了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要首先说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徐铸成大体按照邓拓的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送给张际春。张当面详细看一遍，对徐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不久，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批文别写明“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徐铸成等人对上海主要负责人“早有些戒心”，想把《文汇报》办在北京，并由直接领导。以“没有直接领导一家报纸的先例”为由没有同意。上海是《文汇报》的发祥地，动员他们早日决定搬回上海出版。10月1日，《文汇报》在上海复刊。罗隆基负责，徐铸成任总编辑。
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第2篇
“多党合作”是80年代政治改革中最为敏感的一个问题
现行的中国政党制度，叫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项制度发源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抗日和反对为目标而结成的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随着中共建政和执政地位的确立，这个“统一战线”逐渐演变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在1949年和1950年建政初期（政务院时期），中共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针，在处理与各派的关系上，延续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中“多党合作”的政治主张，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中央政府首长和政务院各部门的行政首长，除由中共党员担任外，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占据了近半的比重。但是，为了保证中共对政府的“绝对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一个月，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关迅速而普遍地建立了党组或党委，对政府各部门实行“党的统一领导”，党的领导得到迅速“加强”。而在各级政府中担任职务的“民主人士”的职权则开始被逐渐削弱。
1954年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同纲领》的基本法地位被取代。副总理以上职务全部由中共党员包揽，各部级机构行政首长中的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所剩无几；
原来在政务院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多数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被安排到全国人大和政协。
1956年，提出了与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在阐述这一方针时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论十大关系》，《文集》第七卷，第34页）他还说：“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派，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派监督共产党？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
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个主张。此后的几年里，中共相继发动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等若干场政治运动，大量的“派”成员被打成“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多党合作由此受到严重破坏，“互相监督”开始变成共产党单方面对派的监督。各级行政首长均由清一色的中共党员担任。到了的十年，“多党”名存，“合作”实亡。
直至1976年粉碎“”和后来中共进行了“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才得以恢复。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根据总书记的意见，把“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提，作为中共与派合作的基本方针，但多党合作在此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规范。
1986年，邓小平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提出在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同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10月，邓小平指定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设立和主持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研讨和制定工作。在此后的研讨工作中，大量涉及了多党合作制度的改革问题。
1986年12月17日下午，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带领统战部的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党派局局长，与中央政改办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以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为内容的“沟通会”，笔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阎明复首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他说，从一国两制的前景看，香港回归后，将有代表参加人大；
如果台湾也统一了，也要参加政权机构。这样，在我们的政权中，除了共产党和八个派以外，将会出现一个名副其实的反对党。将来人大、政协的政治环境会发生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有反对党出现。1946年的国民参政会，我党是少数，一部分友党支持我们。将来，我党是多数，八个派还会不会支持我们，是否会被争取？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所以，从现在起就要考虑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包括其自身建设都需要研究。
阎明复说，现在派没有党纲。在人大中派所占的比例、要不要成立党团都要研究。现在党派是代表地方、个人参加会议，将来要代表本党派。我们现在是，只承认八个党派，反对组新党，对这个问题也要研究。应该考虑制定政党法来进行规范。我国的派是先天不足，没有党纲，更像政治团体。后天又失调，由我们党包办代替。耀邦同志曾经提出，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派的经济独立问题。目前我们正在搞这方面的试点。
阎明复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怎么进一步搞好党派工作。他说，从我们的角度看，统战工作主要就是八个派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我党能承受的范围内，加强派的参政、议政、监督三方面的工作。参政的形式，是通过各级人大、各级政府。我们现在省一级还可以，在四五个省市有派的副省长。但是他们不是作为党派代表参政的，而是作为非党人大代表参政的。从议政角度说，现在通过人大、政协进行，情况还可以。监督方面，国务院最近成立监察部，我们准备建议安排一两名派人员担任副部长，以提高民主形象，也有利于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我们现在的监督是自我监督，如果能充分利用起现在的体系，如政协的各个工作委员会，人大的各个委员会，监察部等形式，就可以很好地发挥派的作用。
中央政改研究室主任鲍彤在后来听取中央政改办与会人员的汇报时表示，政治体制改革要研究允许不允许派有自己的党纲。派在人大和常委会中是否可以设立党团，也要进行研究，拿出个意见。统战部可否考虑，就哪几个必须进行改革的问题自行向中央提出报告。从他们那个角度提出，可能会更顺一些。
12月24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政改办联合召开了一次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邀请了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民盟中央执行局副主任罗涵先、民盟中央常委千家驹、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民建中央委员吴大琨、农工中央执行局副主任章师明、九三学社中央执行委员赵伟之、九三学社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金开诚、无党派人士程思远等到会，听他们谈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和对多党合作问题的改革思路。在发言中，几乎每个派人士都涉及了一个要求，这就是，派要成为真正的政党，要有自己的党纲，有自己的言论机构（指媒体）。
此后，中央政改办专门设立了“社会主义民主专题研讨小组”，多党合作成为其中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该小组还就此提出了一个专题研讨报告。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在报告中专门提出了要“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问题。
十三大后，为了改革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根据的提议，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中的“下”字拿掉，改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以表达共产党与其他参政各党派“平等合作”之意。认为，去掉了一“下”字，表面看差别不太大，但“领导是个政治问题，领导下就是一个组织问题”（《改革历程》第278页）。二是针对各派作为政党，但普遍没有政纲的情况，提出支持各派在社会主义总目标下和宪法的范围内，制定各自独立的政治纲领。三是加强在政府中的多党合作，吸收了若干派成员到中央和省级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四是健全和完善执政党向各派、无党派人士进行通报协商的制度。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对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事先征求各党派意见，重大事件的通报，准备提交政协协商的问题，等。
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思考
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其后实施的过程中，改革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方面的工作力度不够，具体措施仍然没有跳出以往处理共产党与派关系方式的老路。这是为什么？
在现代国家，政党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一。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党的领导”的一种体现。从形式上看，中国除中共以外，还有八个“派”存在，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八个政党却没有自己的政纲和执政目标。从这一角度说，中国离现代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能否形成一个让各种政治力量都能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实现向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如何进行多党合作制度的改革，涉及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最根本的一条：坚持党的领导。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是由共产党发动和主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则是邓小平为政治体制改革设定的一条红线，是不能碰的。碰了它，不但改革搞不成，而且会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
十三大后，主持的中共中央曾经专门研究过派在人大中开展党派活动的问题。1988年春节后，正在筹备召开七届全国人大、政协第一次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在全国人大当中如何设置党组的问题。的意见是，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党员组成的党组，党组书记是万里；
其他各派也应该允许分别成立自己的党组。书记处同意了这个意见。对此，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邓那里，他那里传话给我的秘书李勇说，邓讲发挥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绝不能在人大中间搞党派政治，邓是反对的。”（《改革历程》第279页）这样，书记处的决定被否决，在七届人大代表和常委中，仍然只有共产党可以设立党组，而其他党派不能设立党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
但是，派党组不能搞，并不等于这场改革的主持者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没有过思考。1988年在中央北戴河办公期间的7月16日，找（中办主任）、鲍彤、张岳琦（中办副主任，秘书）、龚育之（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人，谈思想政治工作改造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研究问题。当龚育之说到文化多元化，有人讲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时，说，过去反右时把“双百方针”当作策略，百家争鸣，引蛇出洞。问题是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战斗力太差，别的东西一出来，你就要靠行政手段去压了。龚育之问，“双百方针”的基础是什么？过去说是阶级分析，归根到底是两家（指所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是归根到底还是要从认识论上，归结到有不同的利益集团问题上？对这个问题，表示赞同，并说，派作用可以研究，是否起一点反对党的作用，如果让它亦步亦趋地跟着共产党，那要共产党一个党就行了，要这么多行政团体干什么，是否在某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要起点反对党的作用？如果真的搞反对党，那么拆台行不行？是成立反对党还是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这段话表明了对中国的政党制度曾经有过的思考。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他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框架。很清楚，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有限的，在政党制度方面，只能是在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修修补补。所以，十三大后他一直在考虑，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派对执政党即共产党的监督作用。
邓小平提出：多党合作要拿出方案
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的一些人利用治理整顿之机，开始大开经济改革的倒车；
政治体制改革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也进退维谷，停滞不前；
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权钱交易逐渐盛行；
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而又缺乏透明，海外港台各种流言四起，各种小道消息出口转内销，引发国内人心不稳。在此情况下，知识界一些人士认为，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因此，社会上的民主化思潮空前活跃起来。派中的许多人也在此时提出了改革多党合作制度，争取更多参政机会的政治要求。
1988年年底，中央统战部的内部刊物《零讯》第136、138、139期，连续刊登了几位派人士对于改革多党合作制度的意见。看到以后，选择其中标题为《北京市部分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对“多党合作”问题的看法和意见》的第136期，批送给了邓小平，请他“便中一阅”。1989年1月2日，邓小平在这份材料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派的），专门拟定派成员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邓小平年谱（下）》第1262页）遂于1月3日即做出批示：“小平同志批示印发常委同志。请明复同志负责总抓，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政改办参加）研究提出方案。”赵在这里所说的“政改办”是指十三大后设立，由鲍彤担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
1月7日，鲍彤在中央政改研究室的全体研究人员会议上向大家传达了邓和赵的上述批示，和的有关意见。说，这是今年的一件大事，总要搞出一点成果出来，不能不了了之。这个问题和当前社会思潮有关。今年是五四的七十周年，有人提出推进民主政治问题，多党合作制，是个很好的题目。和廉政一样，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方面工作，都会有推动。
鲍彤说，阎明复（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同志准备召集各派领导座谈，我们研究室的陈群林、陈小鲁负责，组织研讨专题。社会改革局要全力以赴，这是我们室今年的主要工作之一。
鲍彤也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十三大上提到，要坚持共产党与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发挥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问题。现在派这方面的要求很强烈，社会上的议论更多，甚至和议会政治、反对党联系到一起。如果我们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提出共产党的主张和措施，派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不正确的观点，就会扩大市场。对此中央准备研究一下，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不是改变基本格局，而是使这个格局更加充实，有内容有形式，搞得更好一点。搞好了，对于发展民主政治有好处，也有利于缩小不正确观点的市场。
为了贯彻邓小平和的批示，1月初，阎明复主持召开了各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党内“吹风会”，传达了邓小平和批示的精神，并在请示后，决定：第一，成立多党合作研讨小组，由各派、工商联、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中央统战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负责人参加，请任组长，阎明复任第一副组长，八个派中央主席任副组长。第二，成立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和起草文件，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宋腋涸穑ê蟾挠刹砍ぱ置鞲辞鬃愿涸穑常务副部长李定参加），党派局副局长孙楠、处长王彦君及工作人员詹清等三人常驻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统战部党派局、研究室其他人配合。办公室成员还有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秘书长陈群林、社会改革局局长陈小鲁，中央政改研究室社会局其他人员也参与工作。全国政协也派出了处长米鹤都等参加办公室的工作。第三，中共党内成立一个工作协调小组，由中组部、、国务院、中央政改研究室、中办调研室、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党组、全国政协党组等派人参加，通过党内进行协调。除了中共之外，各派内部也都组织了专门的研讨班子，开展了自己的研究工作。
1989年1月15日上午，中央政改研究室全室研究人员开会，研究下一步的工作。陈小鲁介绍了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多党合作研究情况。他说，中央统战部对这个工作比较积极，提出了许多想法。比如，是否可以设立多个国家副主席，由若干派民主人士担任？今年人大会议以后，可否安排二十到三十个国务院部委的副职？对此，中央组织部回复说，因为年龄等原因，只能考虑安排几个人。全国人大提出，做这样的安排，是否考虑要修宪？
2月16日下午，利用全国廉政制度建设座谈会开会的间隙，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召开了各省市负责政治体制改革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在这个会上，鲍彤通报了中央正在进行多党合作研讨的情况。他说，最近党中央和派在研究如何坚持、完善、充实、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问题。中央准备用一年的时间搞方案，和派取得一致意见以后再实施。许多问题需要中央和派商量。要在大方面等中央的精神。中央组织了一个小组，派要求紫阳参加，紫阳也参加了，还担任小组组长。
2月21日下午，在中央政改研究室研究人员全体会议上，陈小鲁再次通报了由中央统战部负责组织的多党合作研讨进展情况。他说，多党合作问题的研讨小组已经成立，叫作“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研讨小组”，下设了一个办公室。研究的题目是多党合作的理论、方式和立法问题。提出的具体措施有很多，比如由派成员担任政府、高检、高法两院的职务问题，人大、政协如何加强党派活动问题，国务院如何加强同党派的联系，党派办报，实体编制、财政等等。这项工作，我们室准备全力以赴。鲍彤在这次会议结束时特别强调，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我室的社会改革局下步工作的重点就是多党合作问题，岩（综合局原副局长）调过去，加强力量。
据直接参加统战部多党合作研讨的陈小鲁的几次通报，在多党合作的研讨中，各方面提出的主要是这样一些问题：
第一，各派在现阶段应该如何定位，它的社会基础、政治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是在野党、参政党还是执政党？
第二，共产党同派的关系应该如何确定？一些派人士要求突破过去的传统框框，重新定位。
第三，派同国家政权各机关的关系，有派提出应该允许派在人大、政协设立党团，开展有组织的活动。民盟已经决定，单独以民盟的名义，在今年人大上提出议案，并准备做大会发言。
第四，在人大、政协中应该开展党派活动。
第五，增加派成员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数，扩大参与的范围，并且应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加以保证。
第六，派对执政党、对政府的监督作用怎么体现，通过什么渠道，如何发挥。
第七，多党合作、互相监督要实现法律化。一是要修改宪法，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通过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二是搞结社法、政党法；
三是搞一个共产党和各派多边宣言，通过这种形式，把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制度化。据陈小鲁说，阎明复提出搞一个多党合作的“大”，阎认为，要考虑到港澳台将来回归的情况，这个“大”，要让港澳台、大陆的派都能接受。
第八，派应该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应该允许其自行办报。
第九，派的自身建设问题。特别是要允许派在全社会发展党员，不应该受到仅能在某个领域发展的限制。
第十，增加各派机构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问题。这其中的经费开支问题，极其敏感而又牵涉广泛。中共建政之后，不但由国家财政包揽了中共的全部开支，而且也包揽了各派、社会团体的全部费用，这与政党政治的原则是完全背离的。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中，曾经提到中共党费自理的问题，但根本不可能实施。那么派的增加经费、扩大编制应该如何和中共平衡处理，也是个难题。
从研讨中涉及的上述问题中可以看出，这次研讨也遵循了两年前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确定的原则，不设框框，不打棍子。在当时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参加这次研讨的中央统战部和派各方提出的意见，有很多确实打破了过去的框框，如果能得到确立，并形成法律和规范的话，有可能为未来在中国实行现代政党政治奠定一个初步的基础。
当年曾经参加过这个研讨小组办公室工作的中央统战部党派局原处长石光树，后来曾经回忆说，在那场风波之前，研究小组和办公室的工作，“主要是研讨、设计文件框架。召开了各种层次、各个方面的座谈会十多次，各派自己也研讨，然后把问题集中报办公室。办公室一共编辑十几期简报，分报领导小组成员。当时思想非常活跃，讨论十分热烈，研讨的问题也十分开放，涉及到多党合作的重大原则、派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石光树研究文集》第215页）
在“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研讨工作顺利进行的同时，以宋平为部长的中共中央组织部也有了行动，开始为将来改进多党合作后，有更多的派和无党派人士进入中央政府和其他国家机构担任负责人做准备。据时任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处长的崔武年回忆，1989年3月前后，考虑到派人士将来参政的需要，中组部领导要求该部的青年干部局扩大人员编制，增设一个“五处”，专门负责派干部及民族干部、妇女干部的选拔工作。青干局副局长任小斌、处长崔武年等人为此拟定了组建方案，并向部务会做了正式汇报。
经过几个月的研讨和磨合，到1989年4月初，中共和各派在研讨小组内部也已经就一些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按照党内程序，下一步的工作，研讨小组内中共方面的党内协调小组应该形成一个报告，向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汇报，听取中央对于整个多党合作大格局和具体做法的意见，中央统战部代拟的有关文件也在起草之中。当然，既然是政党党际之间的合作研讨，各派参加研讨的人员也需要将研讨的情况向本党领导机构报告。但就在此时，1989年4月中旬，一场突如其来的中止了这一切。
多党合作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
那场风波过去，政治形势稍稍稳定下来之后，因为这项多党合作的研讨是按照邓小平批示组织进行的，所以还需要进行下去。此时，原来主持这项工作的中共中央高层已是面目全非。因犯了“支持动乱，”的错误而被撤职；
阎明复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免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但因其在各派中尚有相当大的影响，仍被暂时保留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头衔（1990年11月被免职）；
鲍彤因“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逮捕，由他担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被明令撤销。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其他部门一样，开始在内部进行“清查清理”和党员重新登记，从部长、副部长、各局局长到普通干部几乎人人受到波及。而各派在政治高压下噤若寒蝉，不敢稍有异动。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继续进行多党合作的研讨，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研究重新开始以后，多党合作研讨小组办公室起草的这个文件，被定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并又进行了几次重要的修改，先后由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中央总书记主持了两次座谈会，征求各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的“意见”。中共中央的“意见”顺利通过。
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第3篇
一、人员调整制度。各乡镇和包村部门在确定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的人选时，原则上要把那些熟悉党建知识、热爱农村工作的年轻后备干部和已从实职岗位退居非领导职务的干部选派为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一经确定不得随意更换，对因工作调动或其它原因确需调整的，包村部门要及时同乡镇党委沟通，并报县委组织部批准。
二、驻村工作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工作与原单位脱钩，每月到村上工作时间不少于20天，离开派驻乡镇、村3天以上要向乡镇党委书面请假。条件成熟的村，可由乡镇党委任，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挂职村党支部副书记，以便于开展工作。
三、学习培训制度。派驻期间，指导员统一纳入乡镇干部学习培训规划，参加乡镇党委组织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同时，要积极指导并督促执行好所驻村建立健全“”、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等制度。
四、交流反馈制度。县委组织部每季度召开一次指导员工作例会，听取指导员工作情况汇报，相互交流经验，共同探讨和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县属涉农部门主要领导要参加县委组织部组织召开的指导员工作例会；
乡镇主要领导要参加乡镇组织召开的指导员工作例会。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每月要向所派驻乡镇党委和派出单位汇报思想、工作、生活等情况。
五、工作帮扶制度。派出单位要按照“干部作代表，单位作后盾，主要领导负总责”的要求，明确联系领导，并把指导员派驻村及乡镇作为挂钩联系点，单位主要领导每两个月至少一次到联系点进行调研、指导，并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
乡镇领导要同党建工作指导员保持经常性联系，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协调并指导开展农村工作，加强同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派出单位的联系和沟通。
六、约访群众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要经常走家串巷入户，做到“五必到五必访”，即：自己所驻村召开决定重大事项的村两委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必到；
村里发生重大突发性事件必到；
村里重要经济活动必到；
村里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必到；
村干部要求帮助解决问题必到和村里的困难户、示范户、党员户、村民代表户、老干部户必访，及时了解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同时，为方便联系，各指导员要将姓名、工作职责、联系方式及电话等内容在村务公开栏上公开或制成便民联系卡发放到各户，随时接受群众的约访。
七、廉洁自律制度。党建工作指导员在派驻期间伙食费用自理，在农户家搭伙用餐要按所驻乡镇的有关规定交伙食费，不得扰民。要严格做到“五个不得”，即：不得在所驻村报销应由个人负担的各种费用；
不得用公款吃请；
不得收受所驻乡镇、村发放的各种补贴、有价证券；
不得在所驻乡镇、村廉价购买物品和土特产；
不得参与有损党员干部形象的活动。要自觉服从乡镇党委的领导，自觉执行各级组织的决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服从组织安排或下村后擅自返回，经教育不改的，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视情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八、考核奖惩制度。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的考核由日常管理、年终考核和群众评议三部分组成。
日常管理。农村党建工作指导员的日常管理以乡镇为主，派出单位搞好协助，县委组织部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指导员的出勤和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检查情况及时进行通报。每位指导员一般每年要走访所驻村农户一遍，平时要详细做好工作日志或民情日记，以备检查考核。
年终考核。由乡镇党委根据党建工作指导员的职责和派驻村的实际情况制定考核细则。年度考核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县级选派的干部由县委组织部会同乡镇党委组织考核，乡镇驻村干部转为指导员的由乡镇党委负责考核。考核时，先由党建工作指导员根据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办法进行工作总结和自评，再由乡镇党委组织考核。后进村党建工作指导员工作总结、自评和乡镇党委的考核意见一并报县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对县属部门下派指导员的工作考核情况进行复核、审定。
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第4篇
2010年6月4日,与鸠山由纪夫(Hatoyama Yukio)、(Ozawa Ichiro)并称为日本“三驾马车”的菅直人(Kan Naoto)在前两位大佬相继辞去党内职务后当选党代表。当月8日,菅以执政党党首身份成为日本第94任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
菅内阁诞生当天,日本《产经新闻》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的支持率在历经数月连续下滑后终于止跌反弹,从18%回升至31%。东京街头的一些商店则挂出印有“Yes We Kan”字样的体恤衫,一语双关地表达了对“Kan”(即“菅”)的支持和对新政府的信心――“Yes We Can”(“是的,我们行”)。菅直人与其党、政班底的前景,因此显出些许亮色。
“不过,如果他(菅直人)四处临敌的境遇没有重大变化,那么日本国民就要习惯更多的辞职和更多的新首相,除非有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甚至早在6月3日就做出这样的评论。于是,人们似乎又不能对菅政权的命运过于乐观,特别是联想到内派系林立的现实,以及未来几个月内日本可能出现的政治变数。在这些现实与变数中,菅内阁几乎始终被内外的政治斗争层层围困,而这样的政治斗争,可能并不比压倒鸠山的日美关系问题或日本当前的经济困局更容易应对。
“小泽派”VS“反小泽派”
菅内阁给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使得“小泽派”与“反小泽派”的分野变得更加清晰,而内之所以存在“小泽派”与“反小泽派”的对立,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小泽派”领袖有关。
现年68岁的是日本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曾为自民党议员,1993年率亲信议员脱党另立新生党。此后十年间,小泽又先后建立新进党、自由党,并于2003年率自由党加盟。
对于主政日本尚不足一年的而言,这位刚刚去职的前干事长其实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小泽精通谋略,且颇谙选举政治之道。2007年,时任党代表的小泽率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击败自民党,并最终迫使自民党首相安倍晋三(Abe Shinzo)下台。在为争取2009年众议院大选选票的过程中,小泽更是功不可没。小泽本人信奉且时常向其追随者强调的原则是:想要拿到选票,就必须亲自走访几万户选民!据说在小泽的选区岩手县,很多选民甚至因小泽“贴近基层”而只知,不知。不过小泽的努力也确实促成了在众议院选举中的胜利。经此一役,一举赢得众议院480个议席中的308位,而小泽派的议员总数也由此猛增至150名。
尽管在2009年大选开始前,小泽因卷入政治献金丑闻被迫辞去党代表职务,但为了获得其派系的支持,继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不得不在出任首相前与小泽达成协议,即在领导的联合政府成立后,身为党首的鸠山主管政事,转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泽主管党务和国会。这样的分工使得内形成了分别以鸠山和小泽为首的两个班底,小泽则因此成为暗中左右鸠山政权的“影武者”。
小泽派实力的不断扩张,使得本就有独裁倾向的小泽获得了更多唯我独尊的资本。对此,内的非小泽派议员颇感不满,并日渐与小泽派形成对抗之势,其中实力最强且态度最坚定的当属“七奉行”。
“奉行”本是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重要官职。1980年代中后期,自民党巨头竹下登(Takeshita Noboru)手下的七员干将因个个在日本政坛呼风唤雨,故被称为“竹下派七奉行”。在这七人中,羽田孜(Hata Tsutomu)、桥本龙太郎(Hashimoto Ryutaro)和小渊惠三(Obuchi Keizo)均曾担任日本首相,而如今内最大派系的首领也是当年“竹下派七奉行”中的一员。
借用当年竹下派的“七奉行”之称指代内反小泽的七位急先锋,足见这七个人的实力与潜力不俗。事实上,包括前原诚司(Maehara Seiji)、冈田克也(Okada Katsuya)、野田佳彦(Noda Yoshihiko)、枝野幸男(Edano Yukio)、仙谷由人(Sengoku Yoshito)、玄叶光一郎(Genba Kouichiro)和渡部恒三(Watanabe Kozo)在内的“七奉行”,均曾在或鸠山政府内担任过要职,其中,前原和冈田还曾作过党首,而渡部则与小泽一样,曾是“竹下派七奉行”之一。
“‘七奉行’中的每个人都极富个性,相互关系也未见得多么融洽”,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高洪教授介绍说,“但是他们都敢于挑战小泽,并且在削弱内小泽派势力这件事上有高度共识。”
“反小泽派”的胜利
使这种共识得以转向现实的契机出现在2010年5月。
当月28日,鸠山首相因未能按其竞选时的承诺处理普田间美军基地问题招致社民党党首、内阁消费者行政、少子化对策、食品安全与男女平等事务担当大臣福岛瑞穗(FUKUSHIMA Mizuho)的不满,鸠山随即撤销了福岛的大臣职务。两天之后,社民党决定退出鸠山领导的执政联盟。在鸠山内阁与支持率一路狂跌的背景下,社民党此举无异于雪上加霜,因为社民党的离去意味着执政联盟将在参议院中失去社民党的5个议席,由与国民新党支撑的联盟残体能否在7月11日进行的参议院半数选举中继续保持多数地位,因此变得难以确定。
早已看清这一点的小泽在28日就做出了“拿下”鸠山的决定,试图以此挽救民心;而看清被“拿下”已不可避免的鸠山在6月2日辞职声明的时候,则干脆要求小泽与自己一同辞职。在遭遇“反小泽派”顺势围攻和鸠山直接挑战的情况下,因独裁作风和献金丑闻同样连累着的,最终表示将辞去干事长一职。
此时,菅直人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广泛关注。作为核心领导层成员、鸠山内阁副首相兼财务大臣,菅是最有可能继任党首和首相的人选之一。然而在内,有能力冲击相位的绝非菅一人,曾做过党首的前原和冈田就被不少人视为菅的潜在对手。
为了在这场竞争中胜出,菅在鸠山辞职后的24小时内紧急同前原、野田和冈田等实力派人物会谈。最终,前原代表党内的“反小泽派”与菅达成协议,即前原等人支持菅竞选党代表,但前提条件是菅承诺在担任党代表和首相后,脱离小泽体制,刷新内阁人事并修复日美关系。对此,菅没有拒绝的余地。
基于同“反小泽派”的妥协,6月3日,菅直人宣布将竞选党首。此间的一个插曲是,在位列“七奉行”的强人们均无意出头的情况下,仅居于第三实力梯队的小泽派议员樽床伸二(Tarutoko Shinji),突然表示将参加竞选。“这个看似突然的情况其实是的一个民主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所长高洪认为,“不过,安排小泽派人马出面竞争,显然也是给了小泽一个面子,菅借此事至少象征性地做出了一点有利于‘小泽派’的平衡。”
此后一周内,菅毫无悬念地当选为党代表并拜相组阁。作为对“反小泽派”的回报,此前已是内阁大臣的前原、冈田等人全部留任,不在内阁的野田、仙谷、玄叶等统统入阁,难以在内阁里进行安排的枝野则被菅任命为干事长,以替代小泽。至此,“小泽派”势力在及其政府内被大大削弱,“反小泽派”期待的“脱离小泽体制”和“刷新内阁”如愿以偿。“虽然菅内阁的17位大臣中只有6位是新人,但只要‘反小泽派’不喜欢的人没有进入内阁,那么刷新内阁的要求就已经实现。”高洪评价道。
派系牵连,剪不断理还乱
其实,“小泽派”与“反小泽派”的对立远非内派系斗争的全部,换句话说,实现了“去小泽化”的和菅内阁里还存在着其他大大小小的山头。
在实力最强的“小泽派”,即领导的“一新会”之外,内还有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的“实现政权更体会”、菅直人的“国家形式研究会”、前原诚司的“凌云会”、野田佳彦的“花齐会”、 羽田孜的“政权战略研究会”、横路孝弘(Yokomichi Takahiro)的“新政局恳谈会”等多个派系。
菅政权建立后,带有鲜明反小泽色彩的“前原派”和“野田派”收获最丰:属于前原派且同为“七奉行”的前原、仙谷和枝野分别担任国土交通大臣、内阁官房长官和干事长;野田派则打破了此前派内无大臣的局面,由野田、玄叶和莲舫(Renho)分任财务大臣、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和行政刷新大臣。鸠山内阁的外务大臣冈田虽不属任何派系,但鉴于其在党内有巨大影响力,而且在鸠山辞职后未对菅发起挑战,因而得以在新内阁中原职留任。此外,由于“七奉行”几乎人人都在菅内阁里有把交椅,所以也有人直接将菅内阁称为“七奉行”内阁。
菅内阁派系矩阵中的另一层重要关系是,前原诚司、野田佳彦、玄叶光一郎和原口一博(Haraguchi Kazuhiro)四位大臣均拥有“松下政经塾”背景。
“松下政经塾”是松下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Matsshita Konosuke)于1979年创立的一所政治教育机构。学生在此研习期间,不仅要探究日本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还要学习日本传统的剑道、茶道及《论语》、《孟子》等中国传统典籍;每月需习禅打坐冥想一次;并在毕业前经历一次魔鬼式的行军训练,即在24小时内走完100公里且不分男女――曾有学生在此项训练开始前,写下严肃的诀别诗。
“松下政经塾”培养出的学生多为保守派政治家,且相互之间有较强的认同感。菅内阁里的四位“政经塾”背景大臣,虽分属不同派系,但在政治理念上多有相似之处,对于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相互策应,菅直人似乎也需防范。
事实上,菅在重用反小泽各派的同时,也在尽可能地对其加以制衡,比如任命那位曾“陪”他竞选的小泽派成员樽床为国会对策委员长,以及将小泽的另一名亲信细野豪志(HOSONO Goushi)安排在干事长的职位上,借此节制枝野。显然,菅不想让反小泽的任何一派过于强大,也不愿彻底得罪小泽,其在人事上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未来90天悬念重重
或许复杂的派系关系牵扯了菅的太多精力,以至这位新首相在阁僚的“政治体检”问题上竟出现疏忽。
6月9日,即菅内阁上任的第一天,《读卖新闻》爆出国家战略与消费者担当大臣荒井聪(ARAI Satoshi)的一则丑闻。消息称,荒井自2002年至2009年一直免费使用友人的公寓作办公室,但是几年来却从国家冒领相关开支4222万日元(约合316万元人民币)。事曝之后,宿敌自民党立即对媒体表示,荒井大臣应该辞职,菅首相亦对此事负有责任。号称清廉的菅政府因此在履新之日便遭遇当头棒喝。
荒井聪事件引发的风波尚未平息,6月11日,金融与邮政改革大臣龟井静香(Kamei Shizuka),又因邮政改革法案无法在本期议会表决通过而宣布辞职。尽管身为国民新党党首的龟井表示,个人辞职将不会影响国民新党与的政权联合,但两党的政策分歧似乎已由此显现。
“目前看来,菅内阁带有一定的过渡性质,菅究竟能走多远,还要看7月11日的参议院半数选举和9月底的党内选举。”高洪说。
曾经在2009年8月的众议院选举中大获全胜。“不过对于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已经不敢有过高的期望”。高洪认为,只要不丢席位,就算是获得了胜利;只要参议院选举胜利,菅直人就可以在9月党内选举时从容应对任何人的挑战。然而,执政联盟基础的动摇使得的前景并不乐观;此外,或菅直人的对手是否还握有王牌现在也尚未可知,“比如荒井聪事务所问题,政治对手肯定早就注意到了,但只有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才会把问题指出来。”
事实上,前原、冈田等人之所以不在6月初的选举中与菅竞争,显然也是看清了参议院选举这道难闯的关。高洪认为,“一旦在此次选举中失败,党内的诸位‘奉行’和派系首领,甚至目前沉默的小泽都有可能在9月的党内选举中对菅发起冲击。在参议院选举开始之前,一切都还难以确定。总之,未来90天里,日本政坛悬念重重。”
那些来去匆匆的身影
安倍晋三:2006年9月26日,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当选首相。2007年9月12日,安倍突然宣布辞职。在位12个月。
福田康夫:2007年9月25日,福田康夫当选首相。2008年9月1日,福田宣布辞职。在位12个月。
派出所主题党日范文第5篇
关键字：三三制 多党合作 政治协商
一、“三三制”提出的历史背景
1924年“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共进行党派合作尝试的开端。随后，由于以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从1927年起，中共致力于农村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民主政权建设，开展土地革命。当时根据地建立的政权主要是工农民主政权，将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派、团体全部排斥在政权之外。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共在《八一宣言》中首次提出多党合作的设想。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中共确立了争取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的政治路线，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代替“工农民主政权”。这是中共第一次提出关于阶级联盟、多党合作的国家政权建设主张。
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共开始在根据地内将建立阶级联盟、多党合作的国家政权付诸行动。“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起来。
二、“三三制”的主要内容
1940年3月6日，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首次明确提出“三三制”原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的政权就是“三三制”政权。“三三制”规定“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1/3。
“三三制”原则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几个民主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靠政策正确、党员模范作用和人民拥护来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在政权工作中，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积极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政权施政方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阶级利益，改良工农生活。
这些原则的提出和运用为巩固陕甘宁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一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开明绅士被选进边区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与共产党密切合作，发挥了进步的、积极的作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三三制”对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借鉴作用
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的多党合作逐步走向成熟，“三三制”原则也成为我党确立、发展、完善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和长期坚持的根本方针。其对于继续完善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仍具重要借鉴意义。
1、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同时改善党的领导
曾说:“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因此，通过“三三制”的政权形式我党早已认识到在政权建设中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认识到领导的威信要靠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实现，而不能强加于人。
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关键在于改善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曾指出:“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如何在多党合作中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三三制”原则的一些精神在今天仍适用。我党要善于领导各派，一是要求党的各种方针、政策正确，二是要求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三是要采取“说服与教育”，即民主的态度和方法。作为执政党的中共一定要时时注意这几条，才能始终保持对派的凝聚力，才能保证对各派的领导。
2、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
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其与各派合作的基本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中“互相监督”，是指共产党要监督派，派也要监督共产党。而发挥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就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和支持派与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
不过，可能是由于中共执政党地位的原因，派还是“心存芥蒂”，没有很好监督，例如，近些年来，被揭露出来的腐败官员，都是执政党揪出来的，没有派监督出来的。所以，我党今后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十六字方针，使其落到实处，使各派能够完全放下包袱，解除芥蒂，真正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3、加快关于政党制度的立法
抗日政权中，“三三制”原则不仅从形式上保证了非党人士在政权机关占多数比例，更重要的是在实际工作中保证各派、民主人士有职有权，从而增强了中共领导下的各种抗日力量团结。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今天，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必然要体现各派的诉求，因此，进一步保证派、民主人士有职有权，就成为今天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必然。而保障其基本权利的最有效途径即是尽快建立有关政党制度的法律。
综上所述，“三三制”政权形式对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的产生具有很大影响。它所创造的原则和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在今后仍将得到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并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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