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美术课程是面向全体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通过对美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发展感知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形成创新精神和技术意识，促进学生个性的形成和全面发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国情教育论文【五篇】【精选推荐】,供大家参考。
国情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情感教育；
课改；
美育
初中美术课程是面向全体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通过对美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发展感知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形成创新精神和技术意识，促进学生个性的形成和全面发展。因此，学习美术对于每个初中学生来说都十分的重要。那么怎样能把美术学好呢？从教学实践中可以看出，情感教育不可忽视。
一、教师方面因素
首先，教师自身要具备丰富的情感。情感教育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一些教育专家对人的素质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情感也是人的素质，并且是最重要的素质，从现实来看，情感在人的事业及发展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良好稳定的情感是认识活动的动力和调节器。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要分析学生的心理特征，指导学生情感实践，自己必需要有丰富的情感。有专家预测：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教师传统的授业功能将逐渐减弱，而人格培养的功能将加强，这就预示着情感教育在今后的教学中越来越重要。wwW.lw881.com但在实际教学中，许多美术教师的课堂教学仍只注重知识与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情感教育，原因就是许多美术教师并未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情感教育，也就是所谓的真教育。
陶行之曾说过：“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才能打到心的深处。”由此可见，美术教师要想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你自己首先要具备真实、强烈、深刻、稳定的情感，要有利用美术教学传递情感的能力。
其次，教师在教学时要有情感目标及相关的评价方式。由于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教师要能根据美术学科的冷暖特征及具体的学习内容制定合理的情感目标及评价方式。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教师不仅要知道他自己的科学，而且还要精通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细节。”因此，教师在教学时要分析具体的教学内容、了解学生、了解学生的爱好和才能、了解学生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欢乐和忧愁，再根据这些情况制定相应的情感目标，使学生在学习美术知识和技能时接受情感教育。
再次，教师在教学时要付出情感。美术教学是师生双边互动的教学，师生心与心之间的呼应就像人们在群山之中得到回声一样，教师对着学生心灵的高山呼唤：“我尊重你，理解你，关怀你……”学生便在心灵的深处回应：“我尊重你，理解你，关怀你……”由此可见情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因此教师在教学时为了调动学生情趣，自己要感情投入，教学时精力充沛，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形象的类比、深入浅出的解释来引导学生学习和探索，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教师只有付出真实的情感，才能收获真挚的感情，才能在师生之间架起情感的桥梁，以利于情感的沟通。但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由于美术学科不是考试科目，许多美术教师常对学科歧视有情绪，上课时不够投入；
又加上教师在社会上的角色也日益丰富和多元化，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何调节自己的情感，把美术课上好，这也是我们美术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有许多美术教师做得很好，他们在上课时能忘却自己的烦恼，关注自己的课堂，关注自己的学生；
能以饱满的激情面对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使学生在教师的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产生情感激励。
二、学生方面因素
1、通过自我感悟提高美术素养。
美术教学应注重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应当遵循审美的规律，多让学生自我感悟艺术作品，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进行比较、分析。自我感悟就是要让学生学会按自己的意愿形成适应的情感、情绪，因此教师在教学时不要急于用简单的讲解代替学生的感悟和认识，要让学生自己通过体验、思考、鉴别、判断来努力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因此，教师在教学时要能放得开，给学生自由学习的空间，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让学生学会学习。
2、改变学习方式，发挥主体作用,树立自信心。
现代的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在新课程改革的内容中增加了“人文性”，强调了学生是发展中的人，是学习的主体，如何在教学中应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新课标要求学生在美术学习活动中，要改变过去的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主动参与，要让他们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去主动学习，并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投入情感，在学习中体验成功的愉悦，锻炼克服困难的意志，从而增强自信心。而自信心的树立是培养学生美术学习情感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它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
国情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地域分布、管理体制、教育形式和水平层次诸方面形成了宏观性教育结构体系,在教材建设、理论研究和适应社会需求方面也取得成效。但怎样根据培养人才的智能结构来确定图书馆学教育中的核心学科层次,提高教师素质办出本专业特色,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培养其创造能力等,均为今后需加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结束,迎来科学的春天,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二十年。其间,随着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也在这一阶段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1宏观性教育结构体系形成
1.1全日制专业教育呈分布广、多层次格局。1978年以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专业仅有北大图书馆学系和武大图书馆学系两个办学点,1978年恢复高校统一招生后,图书馆学办学点迅速增加,并很快步入图书情报一体化,全国各省市55所普通高校的大专、本科图书馆学系大部分更名为图书情报学院、系或文献信息管理、文献情报科学院、系。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八十年代后期,我国全日制图书情报学专业共有本科教学点37个、大专点18个、中专点23个。从四类不同的管理体制结构看,其中分别隶属国家教委(教育部)的教育点有25个;中央部、委、院的教育点12个;省、市教委(教育厅、局)31个;省、市文化厅、局的教育点10个。另外,在台湾地区则有台湾大学、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世界新闻学院等共5个系开设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
1978年,中央做出恢复研究生教育的决定,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南京大学图书馆率先招收了建国后首届“目录学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其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相继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1月,国家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同年11月,北大和武大最早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了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七次学位授权审核,至90年代末,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育,已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3个图书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同时在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联办)、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办)设立情报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还有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南开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南京大学文献情报科学系等单位设立的13个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8个情报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南京大学文献情报系还招收双学位学生。据统计,自1981至1998年的十八年内,我国已培养出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生1,465名、博士生43名,他们大都成为业内骨干力量或学科带头人。
1.2成人在职业余教育发展迅速,形式多样,效果显著。我国图书馆学成人教育从80年代初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90年代进入稳步发展时期。据统计,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成人教育点共50个,其中分别隶属国家教委(教育部)的教育点有15个;中央部、委、院的教育点9个;省、市教委(教育厅、局)的教育点17个;省、市文化厅、局的教育点9个。
图书馆学成人教育的形式有:进修班、训练班、研讨班、专业证书班、研究生班、函授教育、职工业余大学、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成人自学考试。这些不同方式均是对正规图书馆学教育的有力补充。
图书馆学函授教育分为高等函授教育和中等函授教育两种,这是对图书馆在职干部进行不同层次和多种规格学历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高等函授教育的学制有大学三年制专科和再续修二年毕业的五年制本科。学员在修完各种规定课程,经考试合格后可取得大专或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成绩优秀者可授予学士学位,全国共有三十多所大学开设了这样的函授班。与此类同,中等函授教育是培养图书馆在职人员中等专业水平的一种教育形式,学习期限一般是二至三年。学习期满经过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图书馆学中专毕业证书。如山西、辽宁、吉林、浙江、四川、山东等省都兴办了图书馆业务函授学校,为本省各级图书馆和情报部门培养了大批初级专门人才。
图书馆职工业余大学和夜大学是国家承认大专学历的图书馆学职业教育学校,学制一般为三年,学员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如北京图书馆职工业余大学、北京大学图书情报系夜大学、黑龙江大学图书情报学系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夜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等三十余所学校。南师大图书馆学专修科自1981年成立以来,十余年间为社会培养了860名大专层次的图书情报专业人员。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设的图书馆学专业,更是一种量大面广开放式的教育形式,方法是经全国统一考试录取,学习三年,考试合格后发毕业证书,该专业首届就招生2万人。图书馆学专业自学考试主要依靠自学,按正规高校课程标准考试,考生报考的每一门课程,成绩达到相应学历单科知识水平者,发给单科合格证书,累积单科合格证书达到规定的本科要求时,发给本科毕业证书。1985年湖南省率先开办该形式教育,全国各省也随之相继开办。
专业证书班的功能有二:一是帮助不具备规定学历的工作人员申请职称;二是使非图书馆专业人员能较快适应和胜任本职工作。如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自1993年以来,与有关部门合作,连年举办全省中小学图书馆学专业证书班,已有千余名学员结业。
2教材建设与理论研究相辅相成
2.1教材建设系统配套。从建国后至结束的近三十年内,我国公开出版的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寥寥无几。自1978年国家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后,图书情报专业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1985~1990年)的有60多种。另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全国各高等院校自编的教材和教学资料。这些教材和教学资料有着较鲜明的特点:首先,教材在学科方面齐全并形成系列,有图书馆学系列、情报学系列、文献学系列、图书情报自动化系列等。其次,教材编写层次分明,教材品种配套齐备。既编写了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教材,也出版了电大、自学考试用的系列教材。大部分课程编出了教科书、教学指导书、教学参考书及教学大纲等配套品种。第三,教材形式多种多样,不仅有教育部的选编教材,也有非选编教材;有翻译国外的教材,还有声像教材。总而言之,随着教材数量的增加,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如《图书馆学基础》、《目录学概论》、《中文工具书使用法》、《科技文献检索》等被评为1988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
2.2理论研究成果显著。据笔者统计,民国时期我国正式发表的图书馆方面的文章约有一千篇左右,其中有关图书馆学教育的文章约10篇左右,且多在30年表。建国后,从1950~1959年间全国共发表图书馆学教育文章24篇,内容虽涉及教学法、教材与课程设置诸方面,但学术水平含量不高,多为工作总结和体会,同时还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浓厚的政治色彩,如批判图书馆学教育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教学内容要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等。及至前,图书馆学教育理论研究仍以工作总结为主,并无质量上的提高。时期,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基本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其原因不言而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仅1978~1979年一年间就8篇,数量虽不算多,但内容涉及比较广泛,其中有四篇是介绍国外图书馆学教育的,可看出已不再是建国初期十七年的那种经验总结式或机构简介式的文章,而是在方式方法上开始着眼从理论上探讨或引进国内外图书馆学教育理论,并注意介绍一些对于国内图书馆界来说还很陌生的国外图书馆情报学教育的情况。进入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如1980年一年发表的论文就高达30篇,相当于1950~1977年27年间所总数的80%,内容方面也更加全面。80年代的论文不仅数量增多,质量也有了大幅提高。如桑健的“国内外图书馆学教育述评”;黄宗高、张琪玉合写的“图书馆教育的回顾与展望”;李纪有的“国内图书馆学教育简论”等文章均为最高水准的学术性论文,从理论的高度并结合实际对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进行总结与反思,回顾与展望,无疑对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理论探讨与工作实践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启示和提高作用。应该说,八、九十年代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研究从总体上看处于蓬勃发展的良好状况,但不足之处也较为显见,主要是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上,而对于教学法、教材、课程设置等微观方面重视不够。其原因是:①宏观研究群体包括了教学人员和广大馆员,而微观研究则需要有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才能进行,前者人数远远超过后者。②对教学质量重视不够,热衷于表面上泛泛地、粗线条地谈论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却没有真正从实践出发。③专业教师素质偏低,有较强能力从事教学研究的教师人数太少。3网络环境下发生的深刻变化
进入90年代,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热潮中,图书馆学教育的生存发展空间亦随之发生变化。1994年以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互联网并实现了国际联网和国内互联,如中国科技网已实现了百所联网;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已覆盖了31个省市;中国金桥信息网已在24个省市建成了70多个站点;中国教育科研网到1997年9月已有我国大陆70个城市270多个接入网络。大势所趋之下,以往传统的文献信息机构——图书馆、情报所、档案馆等部门,均以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实现其信息化来替代以手工为主的服务方式。在这种新的电子信息网络与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环境之下,图书馆的作用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即继续完成保存文化、传播知识的使命;提供网络利用的场所和网络利用的指导与培训;担当信息转接中心,为网络文献编目标引;自建数据库,信息重组和电子出版;设计信息系统;参与网络协议、标准的制定。为此,进入90年代中后期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界已认识到:必须根据这些变化,把图书馆作用的新变化补充进教材,把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列入课程体系。
420年图书馆学教育历程的启示与思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我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期,计算机、多媒体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人才竞争机制的形成,是这一时期社会的两大特点。应该说,图书馆学教育顺应历史潮流在这二十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给人们留下诸多经验、教训、启示与思考。例如,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是不是单凭增加计算机、多媒体与网络技术课程和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并将其列入核心课程,就算是在教育改革中取得成功?它如何在人才市场中占有相应的份额?它凭什么在专业教育中立足并给予受教育者什么样的信息结构?对此:学术界比较趋向一致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4.1注重学科建设,促进学术水平与教育质量的同步提高。学科建设集中反映了图书馆学教育的水平和层次,其成效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的成果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唯此才能谈得上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学教育行列,而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必须抓好学位点建设。学位点既是学科建设的产物,又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搞好学位授权点的建设,可获得一举两得的效果,即培养高水平人才和产出高水平成果。高水平的学位点能承担重大的科研课题,研究生正是在科学前沿探索和在参加科研课题的活动中得到培养和增长才干的。因而搞好学位授权点的工作和学科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至90年代末,我国图书馆学已有3个博士学位点和1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布局基本合理。因而图书馆学教育不应当追求外延和规模的扩大、也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争取上博士点和硕士点方面,而应当将教育思路从根本上转到注重学科建设、重视提高质量、走内涵发展的轨道上来。
4.2加强专业核心课程的建设。90年代末,学术界在图书馆学教育方面形成一个普遍共识是,专业教育应当顺应时代潮流——以现代信息技术为重点、管理知识为衬托、广博的科学文化与语言工具为基础、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图书馆业务知识为核心、专科领域图书馆为发展方向,从而努力办出其专业上的特色。专业教育核心课程可视为培养专业人才必备的核心学科层次的知识智能,即所谓培养人才必备的信息结构。核心课程是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立足之本,也即专业教育学科定位的根本所在,它们构成专业主修课的主干课程,应是其他专业教育无法开设的课程。在经国家教委(教育部)批准确立的12门核心课程中,其内容应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社会需求的发展而发展。比如,《图书馆学概论》应添加进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图书馆的内容;《目录学》可考虑写进网络信息的目录控制内容;《文献编目》则应淡化手工操作内容,强化计算机编目原理、方法和技术内容;设置连续出版物和机读文档编目为课程重点,并增加网络信息编目内容,突出“规范档”、元数据的原理编制及使用方法等等。
4.3努力提高师资水平,这是确保图书馆学教育质量的根源。正如我国科学界老前辈钱伟长先生所说:“大学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帮助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在他毕业后,不需要老师也能独立获得知识。有了这样的能力,将来干什么,他就能学什么,才有可能避免知识老化问题。”具体而言,一个图书馆学教育专业的教师,如果他不能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改革教学技能方法,不注意运用案例教学法、问题教学法、研究性学习与教学法等改革传统教学方法,把创造学原理方法融入课程教学之中,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话,学生是不能从他那里得到帮助的。因此,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素质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培养质量。据统计,在二十年来图书馆学教育领域的核心作者中,发表文章超过三篇的仅有16位作者,他们共发表73篇论文,占图书馆学教育387篇论文的18.86%。若按文献分布定律来分析,核心作者的成果应占该领域成果总和的50%,这说明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再从这16位作者的本职工作来分析,其中从事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工作的约占79%,这说明他们不仅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实践者,也是理论研究者和学科带头人,而且集中在北大、武大、华中师大等图书情报教学单位。另外,从整体上看,虽有近三百人的理论研究队伍,但研究的范围不够全面,特别是在教材建设、课程设置及如何适应社会需求方面不够广泛深入,这也是影响图书馆学教育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
参考文献:
1李嘉琳.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理论与实践述评.图书馆,1992(5)
2彭斐章.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回眸与思考.图书情报知识,1999(4)
国情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思想政治 理论科学化 途径
一、服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进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
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始终面临着科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双重选择。在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史上，出现过把思想理论教育过分意识形态化的现象，也发生过把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逐渐被弱化和淡化的状况，特别是在“”中，由于过于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替代性、过度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性、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使得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几乎集中了全社会的注意力和资源，忽视了其他领域的发展和作用，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大革命和政治的巨烈冲击，并没有树立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绝对权威，相反，意识形态领域所导致的混乱，使一些人失去了热忱。思想理论教育作为担负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和教化的特殊使命，这就决定了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要服务和服从于意识形态的要求，要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论证和辩护。第一，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与意识形态化是载体和内容的关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思想理论教育的内容，思想理论教育是灌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和途径，思想理论教育传播和灌输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不是别的意识形态；
反过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理论教育这一途径来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思想理论教育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思想理论教育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离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的教育就不是思想理论教育；
同样，脱离思想理论教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将大为减少，其效果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意识形态化和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党的思想理论教育是传播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指导思想，成为个体政治社会化的指导思想。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主要有三重任务：一是传播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二是对非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和分析并进行必要的斗争和扬弃；
三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发展创新。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作用在于宣传和传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建设提供实践和操作层面的途径和方法，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完善和稳定奠定基础。
二、注重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彰显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
所谓“人性化”，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或“人文关怀”。党的十报告体现出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的要求。因此，正确处理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与人性化的关系实际是指在思想理论教育过程中要处理好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第一，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是以人性化为基础的。从一定意义上，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就是实现思想理论教育的标准化和精确化，它体现的是一种物性特征和数量特征。科学化往往是与规范化、程式化、标准化和精确化等相关的，要求形成尽可能规范的思想理论教育实际操作体系和思想理论教育研究学术规范体系。第二，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科学化与人性化突出地体现在清晰和模糊的关系上。首先，清晰和模糊是相对的，并没有绝对的清晰和准确。这表现在党的思想理论教育上，清晰指的是理论的科学性必须是清晰的、明确的和不含糊的，而以什么样的方式使受教育者接受这些理论是可以是模糊的，只要方法正确，目的明确，达到良好教育效果的办法都是可以采取的。其次，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难以完全数量化和精确化的。最后，要给人性留出空间和余地，保留某种隐秘性，给人的思想感情的变动留出可能性。因此，科学与人文角度不同，致使方向也不同，但它们应该相互配合，在某一点上达到平衡。第三，在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达到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科学化与人性化的统一。人性化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思想理论教育主要是做人的工作，坚持以人为本是题中应有之义。
国情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内容 方法 实效性
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典型体现。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理论联系实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因此，对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方法进行比较，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朝鲜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而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道令人瞩目的风景线。
一、中国、朝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比较
1.朝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
朝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以金日成主体思想为核心的理论教育。
第一，金日成主体思想教育的原则。朝鲜劳动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主体思想，确立了一切工作必须彻底贯彻主体、贯彻群众路线和贯彻“先军政治”思想的三项基本原则。
第二，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与全社会的主体思想化教育。朝鲜劳动党十分重视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主体思想教育。
第三，金日成主体思想与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是金日成主体思想教育的主渠道。
2.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容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固然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朝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的途径和方法
1.朝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的途径和方法
朝鲜共产党在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中，探索出来了一系列具有朝鲜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说服教育。通过摆事实道理来影响学生的思想意识，使他们自觉地接受先进思想，形成坚定的信念，克服他们在思想意识中存在的不足。
榜样教育。利用正面的榜样进行感化，是朝鲜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之一。
课堂教育。主要是指通过政治课和其他各种教学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
2.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践的途径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主要的功能是进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以此来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讲授、辅导、自学、讨论等方式为主，通过理论“灌输”，使对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要让教育对象参加社会实践，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中国和朝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相似性
中国和朝鲜相同的思想路线、执政的政党和社会政治制度，决定了它们在政治上的相似性多于差异性。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结合本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两国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都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在教育内容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群众，特别重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的高校不但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而且已经上升为一级学科，极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的水平。朝鲜也把主体思想列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内容，实现全社会的主体思想化。
第三，在教育方法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途径和手段多样化。不搞“一刀切”，提倡发挥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四、中国和朝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独特性
两国虽然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阶段都不同，都从本国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
第一，在教育环境上，国际方面，中国坚定地走对外开放道路，取得的重大发展被其他国家所称道和借鉴，国际地位日升。朝鲜面临经济制裁，核问题成为朝鲜与西方国家交流的阻碍。国内方面，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良好的成果，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问题和矛盾比较突出。朝鲜实行“有限度的对外开放”政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对稳定。
第二，在教育重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着眼全局，重视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运用开放的思想方式分析批判国际问题;朝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重点在阶级教育和热爱领袖教育上，有个人崇拜的成分。培养朝鲜劳动党忠诚的接班人，是其教育的主要目的。
第三，教育手段上，两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不同，在利用科学技术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途径上有较大差别。
五、中国和朝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的启示
文化相对论认为，用一种文化的长处和另一种文化的短处相比较，没有任何意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形态，任何一种理论教育的存在都有理由。在对它们的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两国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来实施理论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启示了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需要与时俱进，紧扣社会发展实际，才能取得实效。
第二，善于利用发达的现代科技，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途径，了解群众的心理和需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真正进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心里，提高教育的效果。
第三，解决群众实际问题是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核心环节。朝鲜的社会主义道路能够坚持下来，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问题。如教育、卫生、医疗等日常生活方面最基本的内容都实行免费，虽然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很高，但在社会公平方面值得称道。这启示我们，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使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能表达自己的需要，即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也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效果。
参考文献
[1]赵海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7.
[2]朝鲜革命史.http://www.dprktime.com/gmsh.html.
国情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职业教育”一词在我国首次出现于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的《山西农林学堂添聘普通教习详文》中，文曰：“论教育理论，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本学堂兼授农、林两专门，即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义。”姚文栋在《送农林学生崔潮游学日本文》中又说：“职业教育为东西洋各国所最重，生等出洋后自知之，予不必言也；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需为用，缺一不可。”（陈选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中华职业教育社1933年，35页）可见，某些晚清官员对西方职业教育及其重要地位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和了解。
“职业教育”一词真正被确立并传播则有赖于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贡献。民国初，黄炎培针对实业教育多理论说教、少实践操作的弊病，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其后，他则更多地提倡“职业教育”而非“实业教育”。1915年，他考察美国之后更加坚定了“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经职业教育”的信念。1917年，黄炎培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弃“实业教育”而用“职业教育”，此为学术界名称的转换。而黄炎培同年在《新大陆之教育》一书中对职业教育概念进行阐释，并与实业教育加以区别，并在《职业教育析疑》一文中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认识，则是从学理角度对职业教育的论证。到1922年颁布新学制，正式在国家教育制度中规定用“职业教育”代替“实业教育”，这标志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类型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职业教育学科旋即得以建立与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概述
据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版，555—575页）一书收录1911年至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共计12.4万余种，据编者估算，该书目收书率约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总量的90%，号称是民国图书的最全书目（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46页）。
该书收录了民国时期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各种书目资料共计303本。其中有关职业教育理论著作70本，译著6本，编译著作7本。如表1、表2所示。
可见，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类著作中，约20%的著作是对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翻译和编译。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其他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中，约有10%的著作中设有专章讲述各国职业教育，约一半著作都有介绍或研究外国职业教育的内容，余下一半的著作详查其内容，也多有参考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书目。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充分借鉴了外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其间，上述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提供了参考，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主要职业教育译著例述
《职业教育真义》于1917年出版，是朱元善根据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所著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编译而成。这是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该书以中等教育之农、工、商及家事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范围，涉及到英、法、美、德、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并推及我国国情，从国际视角解读职业教育之于世界各国、之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这本书是继朱景宽的《职业教育论》（1916年出版）之后我国第二本专门论述职业教育理论的著作，但从体系性、完整性来说，可以说其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开篇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作用不可言喻。
1923年，邹恩润（即邹韬奋）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出版，此书依据1920年出版的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论（Introduc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并参以其他名家的著作，并斟酌中国国情编撰而成。邹恩润在编译赘语中说，此书内容多取材于先进国关于职业教育之名著，虽间采吾国社会状况，有所论列；
然吾国职业教育尚在萌芽时代，可资参考资料甚少；
且统计之学向非吾国所注重，关于统计之参考资料，尤属不易搜集。故书中关于统计之叙述，几全偏于美国社会状况，良非得已；
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在善读是书者（邹恩润编译：《职业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赘语1页）。可知此书主要基于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况完成，全书十章，分述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指导、职业预备、科学的索究法等。此书较《职业教育真义》一书，内容更加丰富和详尽。这本书的确着力于介绍国外特别是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精华，目的在于令国人“善用是书”，以开创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新局面。
当时的学者特别关注职业指导的理论介绍与研究。杨鄂联、彭望芬于1925年出版的译作《小学职业陶冶》就是根据美国勒维特和布朗所著的“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一书编译而成，所谓“准以吾国之国情，更参以译者之经验，以成是书”。黄炎培在序言中说，“职业教育之于吾国，其为基至薄，诚欲厚培之，必自推行职业陶冶始”（（美）勒维特·布朗著，杨鄂联、彭望芬编译：《小学职业陶冶》，商务印书馆1925版，2页）。视职业陶冶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内容，更是实行职业教育的“前奏”。邹恩润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将《小学职业陶冶》一书称作职业陶冶的“指南针”。可以说，这本书的确为我国职业陶冶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模板”，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石”。
《工作学校要义》一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纳，他被美国人推称为杜威先锋，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而言有重要作用。他著述颇多，尤以《工作学校要义》一书为最重要。民国时期，“工作学校”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译者刘钧在北京大学演讲“德国的新教育”时将“工作学校”概念引介到我国，始被中国学者强烈关注。刘钧本人也高度评价“工作学校”理念，认为是适合于人类整个生活的学校，而《工作学校要义》这本书则是学校施行这种理念的准绳。他认为工作学校合于我国社会的迫切需要，能补救中国社会人生的一切缺陷，为此他翻译了这本书。此书是20世纪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著作，在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起步之时，我国学者便注意到这本书并加以译介，确实难能可贵。这对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实业教育》则是1926年王长平翻译美国利克的“Industrial Education”一书。原著于1913年发行。译者王长平在序言中说：“于公务余暇，阅美人利克所著实业教育一书，议论多偏重实际，办法不拘牵成例，其最足称者，主张有一种实业，设一种学校，庶几乎学归实用，人无弃材。译之以供于世，果能采其长而补其短，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焉。”（利克著，王长平译：《实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26版，1页）此书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以上所介绍各书，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和编译著作的代表性作品，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另外，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5年陆振邦翻译的德国学者培伦子的《德国工商补习学校》，1929年赵仰夫译述的日本学者山田敏一的《欧美的劳动教育》，1926年金振华翻译麦甘佛的《女子职业训练谈》等，同样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开阔了视野。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影响
学科是在独特领域、项目和平台上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体系和研究学派的建构。职业教育要发展为一门学科，就应当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领域和研究方法。
以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的认识与研究作为例证来审视译介著作的影响。在《职业教育真义》一书中，把职业教育定义为“供后来选择职业之便，增进其职业能率以作育善良之公民者，是为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即以一定之职业顺应个人之必要，多与以直接之生产的机会者，要之适于生活之教育，即本于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by work），而职业教育即实行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for work）也”。（米靖：《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版，20页）很明显，朱氏的定义是采用外国著作对职业教育的解释，认为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能力，便于选择职业，同时培养出好的国家公民的教育。
邹恩润在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中详述职业教育的涵义，他认为当时职业教育之于我国是新产物，是故“惟其为新产物，新旧冲突，常不免各走极端，其意义亦因是模糊不明，莫衷一是。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盖以科举制遗毒，乃愈积重难，谬见牢不可破”（《职业教育研究》，1页）。他通过研究把国外关于职业教育的涵义概述为六种意义：一、视职业教育为狂想；
二、视职业教育为狭义的实用；
三、以生产与消费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
四、以特殊效率与随境适应之区分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
五、以职业教育为实利教育；
六、实用教育与道德理想融合。在分析的基础上，邹恩润将职业教育定义为“职业教育乃准备能操一技之长，从事有益社会之生产事业，藉求适当之生活”。（《职业教育研究》，1—10页）显然也是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定义的。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学者杨鄂联在其1929年出版的著作《职业教育概要》中，首章首页以“职业教育之意义如何解释？”开篇，作者援引邹恩润对职业教育意义所梳理出的六种意义，根据学理，参酌事实，下一定义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之供给及乐趣，同时尽其对于人群之义务，此种教育，名曰职业教育。(《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并指出“据云经过许多专家之研究，为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所通过者，故比较的以此定义为最确当也” (《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即该定义是为我国当时职业教育界所统一认定的。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原理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其对职业教育定义的解释显然对编译著作《职业教育研究》一书有所借鉴。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还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产生了重要作用，使得诸如职业指导、职业陶冶、职业训练、特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学校的课程等方面都为国人所认识和理解。
以职业指导学为例。职业指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在欧美兴起的。这一时期，美国的职业指导发展最为迅速，紧接着英、法、德、日等国也都相继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掀起职业指导的社会运动。当时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开始对职业指导注意并重视起来。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引进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出版了《职业指导》专刊，介绍国外职业指导情况，探讨我国开展职业指导理论和方法。1923年时任《教育与职业》主编的邹恩润负责职业指导有关研究资料的译著工作，他先后编译出版了《职业指导》、《职业智能训练法》等专著，对职业指导的贡献非常大。
《职业指导》一书指出，职业指导在我国是最新的教育运动，即便在发达国家形成系统的有组织的实行办法也不过10年左右。初闻职业指导认为不过是指导人如何获得职业，不曾想其与实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学校训练、课程编制等都密切相关，切实感到职业指导的重要。邹恩润编译职业指导著作，将其引介给国人，并积极的推行和倡导在我国实行职业指导。该编译著作分3编，介绍职业指导之范围及其效用，欧美职业指导之发达史及其现况，职业指导之机关与方法等，内容系统全面，极大的促进了我国职业指导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除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的论著，还有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4年出版的美国卜龙飞著，王文培译的《青年职业指导》，1937年出版的喻鉴清编译的《各国职业指导》，1935年莫若强编译的《职业指导与职工选择》等，都为我国职业指导提供了借鉴，丰富和完善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也为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上举之例旨在说明译介西方的著作是我国学者和国人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大量实践经验，逐渐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这是一条由翻译、编译到自成体系的道路，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者对职业教育从认识和了解到理解和创新的过程。不难看出，通过职业教育理论的译介和职业教育的实践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的两个源泉，共同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形成的基础。
客观地评价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引介
中国职业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基于对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研究借鉴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学的理论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是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之后由我国从事职业教育的学者翻译或者编译外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著作，进而部分学者就我国的职业教育理论进行专项研究，从而形成中国的职业教育理论。
纵观这一过程，从1916年第一本译介的《职业教育论》到1941年第一本《职业教育学》的出版，在短短的25年间，我国的职业教育学理论完成了从引介到形成初步系统理论的发展过程。显然，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模板”，帮助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迅速的成长起来，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然而，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并非全为益处。借鉴来的职业教育理论适应其所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在我国也有着“水土不服”的现象，由于不恰当的借鉴造成我国职业教育指导理论与实际发展不相符的问题，从而影响甚至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民国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各地实业学校的成效并未如预期设想得那么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所设学科，未能适应地方需要，所取教材，未能确合地方情形”，造成各地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殊于设立实业学校之本旨”（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版，162页）。可见，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不能不说与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的问题大有关系。
邹恩润作为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积极和重要的引介者，也深刻地认识到“各国职业教育皆有其特性，美国有美国之职业教育，英德法有英德法之职业教育，皆参酌本地情形，各适其特殊社会之需要，非徒抄袭成法所能奏功。故实行职业教育者，固宜博考他国之良法美意为借镜，尤宜体察本地之社会状况为基本，庶几因地制宜，不贻削足适履之讥笑” （《职业教育研究》，赘语1页）。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研究应当避免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