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们立足市情，按照区域经济定位，坚持以经营城市为手段，努力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加快丘区城镇化进程的新路子，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城镇化水平现已达到36.55％，年均增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型城镇化工作汇报【五篇】【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新型城镇化工作汇报范文第1篇
一、已开展的主要工作
近年来，我们立足市情，按照区域经济定位，坚持以经营城市为手段，努力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以城带乡、城乡融合、加快丘区城镇化进程的新路子，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城镇化水平现已达到36.55％，年均增长1.5个百分点，市城区人口达到43万人，建成区面积达到40.6平方公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额超过30亿元。区、新区、区、小区、区、风景区等六大片区建设全面推进，组团式、分散型大城市格局已具雏形。、、等县城建设全面推进，新城初具规模，、、、等一大批乡镇建设迅速发展，全市已基本形成以市城区中心城市为龙头，二级城镇为重点，三级城镇为支撑的城镇网络体系。我们在推进城镇化方面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
（一）统筹城乡规划，城镇发展体系初步形成
一是加强了规划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组成的规划委员会，坚持重大规划提交规委会集体研究审定。
二是加大了规划编制力度。近年来，市城区年均投入1000万元进行城市规划编制。目前，市城区总体规划已经完成修编，全市城镇体系规划已经进行调整。各区县也十分重视村镇建设的规划编制工作，县乡二级政府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规划的编制，全市65个镇和38个乡都完成了规划编制工作，此外还完成了45个重点村庄的建设规划编制工作。
（二）建立多元化投融资体制，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大步推进
城市建设资金不足，是我市城镇建设的最大障碍。为了突破资金瓶颈，近年来，我们以经营城市为主要手段，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努力破解城市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的难题，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积极探索在丘区不发达地市建设城市的新路子，建立健全了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通过土地的招拍挂出让，市政设施的有偿使用，国有股权的出让，城市固定资产的盘活，无形资产有形化等多种途径，近年来，实现经营城市收入30多亿元。
二是加大了市政公用行业的改革步伐。供水、供气等市政公用企业全部实现了改制，市政施工、环卫清扫、全部实行了市场化作业，出租车经营权和新增公交线路临时停车站点的经营权、广场公园经营管理权都面向社会进行了公开竞标，基本建立起了市政公用行业的特许经营制度。
三是大力推进市政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努力完善城市功能。通过经营城市建成了一大批城市基础设施，完成了凯旋路、渠河路等70余条城市道路改造，新建了滨江路、涪江三桥等14大路桥工程，形成了“八纵十横”的城市路网，新建了市体育馆、市图书馆、市博物馆等“三馆”，船山文化广场、犀牛绿化广场等“七场”，裕丰游园、街市花园等“八园”，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等“两厂”，涪江防洪堤、联盟河防洪堤等“两堤”，整治了开善河、明月河等“两河”。尤其是中心商业区和滨江路的建设，突出了地方文化特色，注重经济适用性，受到了国家和省、市领导及社会各界群众的好评。
（三）坚持“五创”联动，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发扬“万众一心、开拓奋斗、攻坚破难、勇创一流”的五创精神，以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省级文明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为目标，扎实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1、着力实施“五大工程”，重点改善人居环境
（1）全面拆除城市裙房卡口、农村危旧房屋。按照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模式，全面拆除市城区历史遗留下来的25处1214户共11．25万平方米裙房卡口。在农村拆除危旧房屋1086户，按照新农村建设标准修建新房，改善了农户居住条件。
（2）全面升级改造农贸市场。对市城区24个农贸市场全部实施升级改造，切实规范市场经营行为，畅通市场进出口道路，使农贸市场发生了根本变化。
（3）全面治理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按照政府组织、部门配合、群众参与的模式，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全面开展了49处城中村及城乡结合部治理。通过治理，拆除改造破旧房屋31万平方米，外墙粉饰美化房屋2.5万平方米，整治道路21.5万平方米，安装路灯695盏，整治改造旱厕830座，增添垃圾桶2300个，修建垃圾库24座，增加绿化面积5.5万平方米，使城市近郊数万人过上了干净、整洁、舒适的城市生活。
（4）全面推进“四化”工程建设。一是采取“拆墙透绿、拆房建绿、新街必绿、造湖增绿、全民兴绿”等措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景观绿化和城乡绿化活动，实施了广德寺、灵泉寺和中心商业区等重点绿化工程建设，全面提高城市绿化水平。，二是高档次实施城市亮化。精心打造灯光点，集中构建灯光群，全新营造灯光带，形成了以道路亮化为主体、楼宇亮化为特色、光彩工程为点缀的亮化体系。三是实施“净化”工程。新建了河东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二厂，扩建了城南污水处理厂，建成了医疗废物处理中心、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配套完善了公厕、垃圾桶、果皮箱等环卫设施，全面推行商品混凝土，取消现场搅拌，大力实施扬尘治理。四是狠抓城市风貌美化。大力实施城市畅通工程，全方位、高标准改造市区主次干道26条，将城区所有主要道路由原来的水泥路面改为橡胶沥青路面，全方位改造了168条背街小巷，整治排水系统123处。加强户外广告和临街建筑物、防护栏的规范管理，清理城市“牛皮癣”，拆除陈旧、破损、不规范的广告牌匾。
（5）大力实施农村居住环境改造。以实施“两池六改”（沼气池、垃圾污水处理池、改房、改院、改水、改厕、改厨、改圈）为重点，按市30套标准图集，已在全市9个乡镇、40个村的示范带上集中规划新建了一批农民新居，实施农房风貌改造15916户，新建、硬化入户道路1368户。
2、大力开展“三项整治”，切实改变容貌秩序
（1）狠抓城市卫生整治。一是实行三级网格化管理和全天候、全覆盖清扫保洁，提高城区环境卫生质量；
二是开展机关干部月末义务劳动，彻底清理、清运全城卫生死角和暴露垃圾24500吨；
三是整治23处长期堆放暴露垃圾的闲置空地，规划建成绿化小公园、小游园；
四是开展卫生“五小行业”专项整治，积极推行煤改气、液改电工程，强力整治公共场所卫生；
五是开展除“四害”专项活动，“四害”密度低于国家标准。
（2）狠抓城市秩序整治。一是从清理整治违章占道入手，组织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整治，清理游商摊贩、占道经营、跨店经营，规范车辆停放。二是加强城市交通秩序管理，重拳整治“三超”和无证经营，集中开展电动三轮车、白板三轮车非法运营专项整治。
（3）狠抓农村环境整治。重点实施了“六项清理”。认真组织清理农村垃圾、乡镇集镇卫生死角、秸杆、水源污染、农户五乱和乱搭乱建现象，在9个乡镇、40个村的示范带上完成“六项清理”2377户。
通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我市城乡环境明显改善，城乡秩序明显规范，城乡居民素质明显提高。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6%，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62.1%，绿化覆盖率达到38.1%，全市API指数达到96.8%；
全市100个乡镇硬化达标率达到90%，净化达标率达到68%，绿化达标率49%，亮化达标率60%。已成功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省级园林城市、省级环保模范城市、省级卫生城市、省级森林城市等，城市品位明显提升。
（四）强化村镇建设，城乡建设统筹协调发展
我市坚持城乡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以中心城市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部级、省级重点镇、试点镇和农民新村建设。我们采取市县补贴、村镇自筹、农民集资等方式，筹集了近10多亿元资金用于村镇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以公共设施建设为重点，优先发展乡村公路建设，缩小农村和城市的空间距离。近年来，建设镇乡村公路1000余公里，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公路，做到了城市与村镇之间的快速连接。同时我们加强了村镇地下管网、街道改造、绿化、绐排水、环卫、污水处理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村镇功能逐步完善。与此同时，各区县充分利用沿江、靠路、倚山、傍景的优势资源，采取组团式和庭院式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建成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和典型引路效果的试点新村。其中较为典型的有县桅杆村、王爷庙村，船山区的永兴镇旗山村、新桥镇移民新村，区的塘河村、附村等。这些新村的建设由建管所组织设计并免费提供图纸，完全按统一设计图施工，避免了造型零乱和随意更改。房屋修建基本做到了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形成了一村一景，大多新村还做到一街一景，一房一景，为促进城镇化进程起到了带动作用。
（五）推进产业发展，城镇发展的经济基础得到增强
一方面强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村镇提业支撑。以建设全国、全省农产品商品基地为目标，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建立健全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新型农业生产模式，组建加工企业集团。近年来，我市快速发展壮大的高金公司、公司、颐康鸡生态园和麒山种养基地等都是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典型代表。目前，全市有较强带动能力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50多家，其中市级重点龙头企业40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7家，部级重点龙头企业2家。这些企业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的实质性转移，缩小了城乡差别。
另一方面狠抓县区工业集中区发展，带动我市的城镇化进程。工业园区是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实现集中发展和规模效益，发展壮大区域经济的有效形式，是我市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和发展平台。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循环经济要求，突出科学性、前瞻性、战略性和创新性，结合我市经济资源优势、产业基础、环境容量等，重点规划了10个工业园区、20个重点乡镇工业集中区。形成特色突出、布局合理、功能健全、产业（企业）集群发展的工业园区。主要工作：一是把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县域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来抓，立足县域比较优势，研究和制定符合县情的县域工业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相关配套措施，加快发展县域工业经济；
二是根据各县区自身的资源特色和优势，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工业结构；
三是加快发展中小企业，重点支持非公经济、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引导和鼓励各类中小企业在县域和重点乡镇集结发展，提高县域工业聚集水平，形成集聚型园区经济，提高县域工业的产业层次，增强县域工业的竞争力。
（六）用好用活土地政策，城镇化建设用地得到可靠保证
一是积极做好征地报批工作，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土地保障。
二是积极调整用地结构，把保障工业用地放在建设用地的首位。将工业用地的建设用地指标提高到30%以上，明确了对投资强度大的工业项目实行土地价格优惠。
三是坚持“提前动手，长远考虑，利于发展”，抓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完成了市县（区）专项规划及预测工作，完成了修编中有关基础数据调整上报工作。
四是加强农房建设、集体建设用地管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亲民、为民政策，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用地。
五是以“金土地”项目为重点，着力实施土地开发整理工程，增加耕地占补平衡指标。
（七）改革户籍制度，农村人口进城条件得到放宽
一是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符合进入城镇的，放宽了本人、直系亲属户口迁移的条件；
二是与市人事局共同行文，对引进人才放宽迁入条件，凡是我市大学毕业生可优先入户后择业；
三是对农民进入城镇购买房屋的，放宽了迁入条件；
四是农村居民投靠居住在城镇直系亲属的，放宽迁移条件；
五是对城市建设、拆迁农民纳入城市户口管理。市城区基本实现户口的一元化管理。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乡镇规划滞后。目前，规划工作在县市已普遍得到重视，但一些乡镇规划意识还较为薄弱，对规划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不按规划实施，甚至把规划看成一种束缚。加之乡镇财力薄弱，是吃饭财政，大多无力对规划进行修编调整。很多乡镇的规划不能满足建设发展需要，一些乡镇是边建设边修改规划，规划建设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和前瞻性。
二是建设资金不足。由于乡镇建设进程加快，旧城改造任务较重的乡镇资金显得极为不足，乡镇基础设施建设与乡镇发展明显不相符。
三是管理力量削弱。由于近年来各乡镇精简机构，部分乡镇无专门的建管人员。按上级要求，现乡镇规划建设工作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逐步增多，人员的减少使得村镇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更为困难。
四是乡镇干部规划建设管理水平较低。目前，有相当部分的乡镇干部欠缺规划建设管理科学知识，管理水平有待提高，规划建设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较大。
五是乡镇建设水平不高。一些乡镇的道路、绿化、供水、排水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绝大多数乡镇建设都缺乏自身的特色。
六是城镇产业支撑不足。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不够协调，没有足够的产业容纳不断增加的城镇人口。
三、下步我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目标及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缩小与全省、全国的差距。到2010年，全市城镇人口要争取达到151万人，城镇化水平达到39.2%，年均增长1.5个百分点。市城区人口由43万人增加到50万人以上，建成区面积达到51平方公里，要进入大城市行列。要初步形成中等城市规模，、、作为小城市，要充分发挥其县域经济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以涪江和过境路为轴线，大力发展沿江、沿路经济带，对一些辐射带动作用较强城镇进行重点建设发展，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
二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的承载能力。继续走经营城市的路子，多渠道筹措城市建设资金，加大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逐步完善城镇道路、给排水、垃圾处理、公共交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能源通讯等城镇功能。市城区要尽快完成滨江路南北段、观音湖生态湿地公园、西山风景带、河东五彩缤纷路、联盟河沿线景观设施、金家沟工业物流港等建设，改造城市排污道，实现雨污分流，扩建垃圾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提高城市排污治污能力。
三是努力打造城镇特色，提高城镇的竞争能力。进一步深化“五创”联动，在成功创建省级园林城市、省级环保模范城市、国家优秀旅游城市的基础上，积极创建国级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省级文明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和中国人居环境奖。从绿化、净化、亮化、美化、彩化入手，实施城市风貌改造和“城中村”整治，消灭“裙房卡口”；
实施生态园林建设，提高城市品位；
继续实施广德、灵泉风景区建设，着力打造“观音故里”，提高城市文化内涵。
新型城镇化工作汇报范文第2篇
一、课题任务及责任分工
1、发展外向型经济对策研究调研目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已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和企业界关注的热门话题，正深刻地影响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作为地处内陆的如何加快推动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凸显国家赋予向西开放的重要战略平台定位，争取在向西开放中有更大的作为和新的突破，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调研重点：深入了解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大机遇和现实条件，研究如何吸引外部资本和先进技术引进来的战略，利用出口贸易带动经济发展走出去，提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点产业、优化方向、现实路径和降低发展外向型经济风险的对策选择，实现高水平引进来和大踏步走出去。牵头人：杨志武牵头部门：省商务厅参加部门：省政府研究室、省发改委、省工信委、省住建厅、省政府金融办新区牵头人：孙筱伟新区牵头部门：综合保税区筹委会新区参加部门：党政办、经发局、建设局、招商一局、招商二局、金融办
2、产业园区建设发展思路及对策研究调研目的：促进六大产业园区建设，进一步增强园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产业引导力。充分发挥区位及产业基础优势，大力推进石化等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调研重点：学习借鉴先进地区产业园区管理模式、项目运作模式、基础配套和产业发展重点，提出产业园区建设的思路、对策和措施。牵头人：赵春牵头部门：省发改委参加部门：省政府研究室、省工信委、省教育厅、省卫生厅、省体育局新区牵头人：张爱胜新区牵头部门：经发局新区参加部门：党政办、教科文局、卫生局、各产业园区指挥部办公室
3、生态安全体系建设和环境综合治理思路及对策研究调研目的：了解生态安全体系建设与林地管护长效机制的建立情况，摸清新区生态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构建新区生态安全屏障，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和对策。调研重点：新区生态安全体系建设、新区生态产业体系建设、新区环境综合治理体系建设、新区林地资源保护。牵头人：石卫东牵头部门：省林业厅参加部门：省政府研究室、省发改委、省环保厅、省科技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农牧厅新区牵头人：郭庭天新区牵头部门：农林水务局新区参加部门：党政办、经发局、建设局、环保局、教科文局
4、市场体系建设思路及对策研究调研目的：进一步加快新区市场体系建设，尽快制定新区中长期市场体系建设规划，编制并完善商业网点规划，有效促进新区商贸服务业发展，使商品流通效率大为提高，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调研重点：商品交易市场，生产生活资料一级批发市场，电子商务市场，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技术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商贸运作方式及体系等。牵头人：杨志武牵头部门：省商务厅参加部门：省政府研究室、省发改委、省人社厅、省政府金融办新区牵头人：马骁新区牵头部门：招商一局新区参加部门：党政办、经发局、金融办、社保局、各产业园区指挥部办公室
5、城镇化建设思路及对策研究调研目的：进一步理清城镇化的现状、工作思路、建设时序、典型特色等问题，对于加快新区城镇化进程，促进新区人口集聚,推动新区产业发展，打造全省城镇化发展先行试验区，为全省城镇化工作探索和积累经验。调研重点：研究如何以城镇化为核心，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保障，打造全省新型城镇化的试验区；
研究如何围绕核心城区和三个乡镇，根据不同的发展时序和规划布局，走具有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研究如何解决被征地农民、外来务工人员的住房、社保、就业、上学等问题，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牵头人：杨咏中牵头部门：省住建厅参加部门：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政府金融办新区牵头人：任银光新区牵头部门：建设局新区参加部门：党政办、组织部、经发局、公安局、社保局、金融办、三个乡镇
二、具体步骤和时间安排
第一阶段：调研准备（4月底）结合省委各调研组确定的重点内容，由党政办牵头做好推进建设调研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
第二阶段：形成主张（5月15日）在省市调研组到来之前，新区各牵头部门要提前形成自己的、符合新区发展实际的思路主张及具体建议意见，争取纳入省上的调研成果之中。文字材料于5月15日之前报党政办，党政办汇总整理后，报市委、市政府审核，送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研究室把关。
第三阶段：配合服务（5月-8月）1、新区党政办牵头做好协调服务工作，落实省委调研组来调研具体安排，新区各牵头部门做好各调研组的具体对接服务。2、新区各牵头部门做好材料上报和实地考察配合工作，将推进建设调研工作的具体建议向各调研组进行汇报。3、省委调研工作结束后，新区各牵头部门在全面分析情况、研究问题、提出建议和听取省委调研组意见的基础上，做好调研工作的回顾总结。
三、工作要求
1、新区党政办负责与省委办公厅沟通衔接，配合省市有关部门做好调研活动的总体协调、组织领导等工作，党政办副主任张瑞刚同志为总负责人。
2、新区各牵头部门负责与省上各牵头部门沟通衔接，组织协调各参加部门，配合省上做好调研工作；
各参加部门要积极配合，抽调熟悉调研方面政策和业务的同志参加。各牵头部门和参加部门要选派指定调研联络员一名，名单于5月10日前报新区党政办政研处。
新型城镇化工作汇报范文第3篇
官方的各级报告通常会催生一批新词，比如“新四化”。2012年11月，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被普遍称为“新四化”。
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都由西方舶来，唯有城镇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是真正的中国制造――从应用已久的城市化（Urbanization）改造而来。
许多人并没有在意这一变化，认为不过是翻译的误差。但官方的报告向来字斟句酌，而现代汉语的外来词，无论是意译还是借音，一旦被接受很少改变。
实际上，城市化与城镇化的背后，是观念的变迁，也是政策制定与实施标准的重要转变。
何来一字之差
城镇化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是在1982年12月的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学术讨论会。在此之前，城市化一直是汉译的主流。
会上，多数代表认为“城市化”、“城镇化”都译自外语，可以通用，但最终使用了“城镇化”――因其更确切，更符合中国国情。什么是国情？
1978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的方针。1980年，国务院文件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针。”
总之，就是当时的中央更偏好小城镇发展。这是“城镇化”一词出现的关键背景。虽然学术上向来对优先发展大城市或者小城镇有争议，但政治的基调更为关键。
随后，1984年1月的《城市规划条例》确认了方向：优先发展小城镇。这是中国第一次以行政法规形式确认的城市发展方针。
但现实的结果往往与规划相悖，而词汇的使用也和实际需求有关，这让城镇化、城市化提法不断反复。1985年，中共中央对“七五”的建议中，仍然使用了“城市化”一词。
1990年初，对大城市的抑制达到顶峰，同年生效的《城市规划法》明文写道：“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促进生产力和人口的合理布局”，中小城市的发展也受到限制。
1998年，城镇化进入了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城镇化”第一次进入最高级别的文件，对于字斟句酌的制定者来说，此举无疑是重要的肯定。
但是，中国大城市的发展速度极快，农业人口不断流出，民工潮等现象让政策制定者开始反思。
2001年3月，“十五”纲要转变了说法：“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
此时的重点，由抑制中心城市变为强调“城市群”，此后，大城市的带动作用被重视，区域中心城市等提法逐渐走红。
如果仍然按照政策的影响，此时的城镇化应淡出现实语境，但为何城镇化的热度不降反升？曾进入到高层词汇确实让“城镇化”保留了有力惯性，但更加注重城市发展首先影响的肯定不是词汇，而是政策评定的标准。
实际操作的诸多困难，让“城镇化”有了新的作用。
“统计学之谜”
衡量城市化发展，需要一个准确的标尺，但这一点恰恰是城市化概念所不能提供的。
城市形态具有无标度性（scaling invariance），就是说，无法提供客观的特征尺度。操作上，无论是卫星传感、人口测量，都很难精准的区分城、乡分界，更关键的是概念上，城、乡特性的划定，极大地决定着测量结果。
因此，“城市”通常是一个主观性很强的标准，各国有很大差别。以欧美为例，他们将城市区分为三个核心概念：城区（City Proper）、城市化地区（Urbanized Area）、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其定义建立在严格的人口学统计之上。
中国的城镇化评价也主要以人口统计。但相比之下，城市边界标准的模糊，让精确度打了折扣。
不过，即使中国至今没有统一、规范的城市边界的定义，也没有城市规模的门槛，城镇化率评定一直没有中断。2000年后，城镇化率被纳入到地方政绩考核，诸多官员将目光对准了城镇化数据。
如果只有市、县人口被纳为“城市化”评定，那么增加城市化率的难度会非常大，但是，“城镇化”统计如果包含了乡、镇，那么工作开展的顺利程度便快速提高。这也是2000年后“合乡并镇”运动广泛开展的原因。
中国的官方统计中，如果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村改居”，大量的居民即可立即实现城镇化。同时，居住期限超过6个月的群体都属于城镇人口。这让可以做工作的地方十分丰富。
十后，“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各地加快城镇化速度。到2017年，广西力争由2012年的43.53%提高到53%，湖北省要由53.5%提高到58%，城镇化率较低的河南省雄心壮志，许诺每年增加1.8百分点，由42.4%增加到52%以上。
上个月，发改委、中编办等11部委印发的《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提及“建立行政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镇级市也呼之欲出。
如此的规划，底气自然不同寻常。而数据本身也值得商榷。中国政府提供的城市人口统计数据常常出人意料、前后矛盾，海外学者专门起了一个称呼：“统计学之谜（enigma）”。
模糊统计让中国提前进入城市时代。2012年1月，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城镇人口达6.9亿，城镇化率已到51.27%。
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意味着城镇化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不过，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晋升之道
中文的改造往往反作用于英文，如long time no see，niubility，buzheteng等。
城镇化很多时候被译为urbanization（城市化），但也有学者发挥创新，译为townization，只不过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英文学术中，townization一般都由中国学者使用，或者在描述中国现象时，当作知识点介绍。
但在中国学术中，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势头正相反：知网中，以城镇化为主题的文献3万8千余篇，略高于城市化的3万7千余篇。
2009年以前，以城镇化为主题的文献数量均未超过于城市化，从2010年开始，城镇化主题第一次反超，三年后，以城镇化为主题的文献发生了井喷般的增长，一举抵消前三年的劣势。2013年，正是“新四化”提出后的第一年。
如果计算出城镇化与城市化文献之差，再与两者中较小者相比，得出相差的倍数，就会发现一个具有周期性的规律――每10年就有一次明显的“城镇化”逆袭。
1983年、1993年、2003年、2013年，皆与各级党政领导的执政周期相吻合。
政治的话语一旦形成，就难以被轻易打破。而对政治术语的把握，既是官员们的晋升必备之道，也是幕僚们的安身立命之本。这些年份密集的人事变动，给知识界提供了十年一次的兜售理论与观点的机会。曾被高层认可的城镇化是一个相当安全的选择。
政绩带来的统计压力，也更需要理论支持。
新型城镇化工作汇报范文第4篇
微言大义先从说新闻开始。2月23日，新华社报道xx就两个问题做出的重要指示：一是人口老龄化，习总指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完善重大政策制度，及时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一是城镇化，习总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一定要站在新起点、取得新进展。
要更加注重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推进相关配套改革，鼓励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大胆创新，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xx作出批示称，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及发展动能所在。
根据习总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xx总理的重要批示，张高丽副总理在国务院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电视电话会议上进一步做出指示。
张高丽副总理的指示有几个要点：一是要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二是要加快城镇棚户区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新型城市建设，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三是要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四是要好“地”、“钱”、“房” 三个方面的改革，完善土地利用机制，创新投融资机制，完善城镇住房制度。
注意了........这里有几点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城镇化似乎重新以一种重要的姿态浮出水面。2019、2019，甚至2019年的工作重点都不是城镇化，而是四大领域的排雷(融资平台、影子银行、产能过剩、房产泡沫)，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出对于城镇化要有“历史的耐心”;第二，本次城镇化会议的规格明显偏高，耐人寻味。
习书记、xx总理有重要指示和批示在先，习总甚至从人口老龄化的角度对城镇化的意义做出了铺垫。
第三，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功能和内需启动功能再次进入政策视野。关于城镇化，从过去强调人的城镇化，强调青山绿水和乡愁，变为同时强调内需动力和发展动能，强调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市建设，对新农村建设的辐射带动作用，以及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延伸。
种种迹象表明，政策的思路有微妙变化，需求驱动也开始进入政策视野。房地产刺激政策是一个开始，新型城镇化再启动是一个继续，但都不是结束。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就在几天前，即2月19日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小川说，供给侧和需求侧应该互相配合。这一提法，应该是和中央目前的核心指导思想一致的。所以，2月初出台的钢铁、煤炭去产能指导意见，去产能目标严重低于前期市场预期，基本是温柔一刀。
所以，1月的信贷和社融那么高，在上半个月意识到偏高的问题后下半个月并没有收。所以，年后xx总理的讲话，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要针对当前主要经济指标各自负责，“该你分管的领域，哪些大指标出现了问题，出的政策落实怎么样，都要负责任!“ 所以所以......
减法弱于预期，加法超预期，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政策从“壮士断腕”主攻供给侧，开始转变为供给侧和需求侧兼顾。
为什么会有这种微妙变化? 我们再次提出我们的一个猜测，年初汇率的波动让政策重点有所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剧烈波动让政策层意识到，如果关于中国经济和人民币资产的预期发生变化，则外汇占款流出和资产泡沫风险会让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改革设计也会被打乱。所以，政策必须先稳定经济增长预期，才能继而维护本币资产的稳定性以及改革前提。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2019年“去出口化”、2019年“去地产化”所带来的趋势下行，出口和地产投资触顶之后，再度周期性启动的空间有限，需求没有引擎可以承接。
因此，无论如何去做供给侧优化和改革，为现实的需求回落找一个缓冲垫还是政策的一个难以绕开的选择，还是要有需求，否则，汇率风险会让整个局面更为复杂。
关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还记得克强总理在年后讲话中的一段：猪年一开年，全球经济、特别是各国股市急剧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挑战和新的不确定因素，.......一旦经济真的出现滑出合理区间的苗头，该出手时中央会果断出手。
新型城镇化工作汇报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常态 就业风险 影响因素
一、引言
目前，我国已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指出：“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可见在此背景下，合理控制就业风险、稳定并扩大就业对我国平稳度过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言都显得至关重要。
多年以来，就业风险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内容，众多学者对就业风险进行了丰富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结论。要想在新常态背景下更好的控制就业风险，就应当对可能影响就业风险的因素有更好的把握，也需要对就业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现有就业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梳理及分析，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思路性的借鉴。
二、研究思路
在经济领域，风险代表了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一种不确定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风险表现为收益或代价的不确定性，伴随着风险可能带来损失，同时也可能获利，狭义的风险则主要表现为损失的不确定性，没有从中获利的可能性，本研究的风险主要指狭义的风险。
就业一直都是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一环（凯恩斯，1936），而就业风险一直都被认为是可能对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变量。就业风险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唐海燕，2008；
黄波，王楚明，2010）：微观层面就业风险是指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就业意愿的劳动者未能使其个人能力与工作岗位进行理想的结合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失的可能性；
宏观层面的就业风险主要指国家或地区整体就业形势的不确定性给宏观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本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近年来宏观层面就业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综述，并将 就业风险分为经济增长、城市化、汇率、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及进出口贸易等前因变量，对现有研究中这些前因变量对就业风险影响的研究分别进行综述。
三、按影响因素分类的就业风险研究综述
（一）经济增长对就业风险影响的研究
通过不同方法得出的大多数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效应是逐渐下降。通过就业弹性测算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带动的就业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两者同时增长的情况（邹薇，2003；
气蔡防、都阳、高文书，2004）。还有研究表明与美国相比中国不存在动态的奥肯定律，产出与失业之间没有稳定的关系（张五六，2012），尽管我国二、三产业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存在一致性，但是就业效应还是下降的（姜魏，2005）。基于面板数据的分省份动态奥肯模型测算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负相关（魏瑾瑞，2012）。基于我国二元经济体质构建的奥肯定律结论显示，虽然我国经济增长率对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影响十分明显，但城镇失业率的变化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在统计上不显著。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得出不同结论。有研究认为就业增长的数量效应小于其质量效应，经济增长所带来总劳动工时的增加可以实现实际就业量的增长（袭玉泉、袁志刚，2002）。还有研究认为从长期看来中国并不存在经济增长率高而就业增长率低的情况（邓志旺，蔡晓帆，2002）。如果从短期来考虑产值变化对就业影响的研究表明，如果考虑到产值变化对就业的滞后影响，那么二、三产业的长期的就业弹性实际上并不低（丁守海，2009）。还有研究发现，由于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行为，使得国有企业吸纳就业份额在稳定我国就业市场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孙文凯，2014）。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这也使得大学生、二代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对于就业有了更高的期望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就业难”现象，产生了局部就业风险（赵素琴，2013；
朱明骥，王晓妍，2014；
苏毅清，林东坚，王志刚，2014）。
（二）城市化对就业风险的影响
总体而言，大多数研究普遍认为城市化水平对于扩大社会就业总量和城市就业是有利的（杨宜勇，2000；
刘伟德，2001；
王红梅，2009；
曾令华，江群，黄泽先，2007）。通过城镇化与就业弹性系数的相关性分析表明，1979―1989年的相关系数仅为0.094，1991―2003年迅速上升到了0.796，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初期我国政策重点是解放农村生产力，而90年代后改革重点开始向城市转移造成的（杨宜勇，顾严，魏恒，2000）。
技术上更深一步的定量研究中，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城市化是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就业增长不是城镇化水平的格兰杰原因（汪泓，崔开昌，2012），同时城镇化还是第一、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格兰杰原因（刘爱英，姚丽芬，2011；
谭岚，2014），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城镇化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会对就业增长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但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种推动作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汪泓，崔开昌，2012），同时还发现，第一产业就业的下降速度随着城镇化率的上升而不断上升，第二产业就业的上升速度在城市化率上升的前中期会不断上升，后期会逐渐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口向城镇集聚会造成产业结构调整（谭岚，2014）。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城镇化的发展可以促进城镇就业水平，带动第二、第三产业发展（黄明，耿中元，2012；
黄颖，2014）。
（三）汇率对就业风险的影响
较为经典的研究均表明汇率变动或多或少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该方面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汇率变动对整体就业趋势影响的研究，二是研究汇率变动对就业结构影响的研究。
第一类研究的主流观点是认为汇率与就业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鄂永健，丁剑平，2005；
沙文兵，2009；
刘刚，胡立，2012；
毛日N，2013），通过普通回归或协整方程的分析结果表明，实际汇率贬值对就业会产生促进作用，实际汇率的波动将会通过企业对其升贬值的预期、实际汇率与企业进口和来自国内的投入的关联等渠道对就业水平产生影响（范言慧，宋旺，2005；
鄂永健，丁剑平，2005），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也表明，中国就业与实际汇率显著负相关（王孝成，于津平，2010），通过GMM法对面板回归模型进行的参数估计结果同样表明，假定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会造成工业行业净就业水平下降（毛日N，2013）。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汇率与就业在一定情况下会存在正相关关系（宿伟建，2010），如果人民币在适度范围内升值，同时部门间的资源流动壁垒减少，将会对就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丁剑平、王璐，2006）。
第二类研究中大部分将就业结构从贸易和非贸易两部门角度进行考察，也有按产业或地区结构划分而展开研究的，前者多以制造业行业为主要研究对象，后者则侧重于就业人口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布状态。按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方式划分的研究结果表明，贸易部门就业受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要大于非贸易部门（王刚贞，张卓成，2013）。汇率对制造业就业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汇率升值会导致制造业就业水平下降，同时进口投入水平上升或出口份额下降会部分抵消汇率升值对就业增长的不利影响（徐伟呈，范爱军，2014）。还有研究表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汇率弹性大于资本密集型企业，低生产率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的汇率弹性差距不明显，低生产率企业略高；
由于国有企业就业决策会受行政编制影响，因此国有企业的汇率弹性要低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戴觅，徐建炜，施炳展，2013）。
（四）产业结构对就业风险的影响
有一部分学者认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产生资本对就业的排挤效应。早期有研究认为，工业化技术路线会使得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进而使得劳动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则持续下降（胡鞍钢，1998；
吴敬琏，2005），而边际报酬递减将可能导致过多的资本深化延缓经济增长（张军，2005）。同时资本深化和重工业化不仅导致了能源紧张和环境恶化，还会不断弱化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詹浩勇，2010）。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可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进而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并促进就业。其中有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我国提高就业水平提高产生了重要推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区域，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迅速转移（王云平，2003）。还有研究揭示了虽然我国进入门槛较低的轻工业较易出现生产过剩，但创新能力强、比较优势显著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仍可以带来更多的就业（武力，温锐，2006）。事实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很强的辐射效应，能够带动第三产业等相关产业发展，进而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我国而言有较强的吸纳就业能力（毛丰付，2012）。
（五）技术进步对就业风险的影响
从现有研究看来，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即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一方面，技术进步造成很多传统企业不断被淘汰，也带来了更多的失业（刘志铭、郭惠武，2007）。有研究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技术进步挤出富余的劳动力促成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国有工业企业大量下岗（周天勇，2006），生产率上升会抑制就业（鄂永健，2006）；
技术进步会造成就业的减少（姚战琪、夏杰长，2005）。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又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持该观点的经济学家由此也提出了多种补偿机制。一些研究认为，技术进步对中国的就业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最终影响要看两个方面的比较（毕先萍，2004）。通过对中国制造业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短期内技术进步对就业有破坏作用，但是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对就业是促进作用（陈泽聪，2011）。还有一些实证研究认为，技术进步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国家就业的作用不显著（何平、骞金昌，2007；
吴小松，范金，胡汉辉，2007）。
（六）进出口贸易对就业风险影响
基于经济学原理，出口对国内产品需求的扩大可以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而进口对国内产品需求的减少会减消部分就业机会，但进口也会通过推动技术进步的途径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戴F乐，2013）。中国加入WTO后，进出口相关行业的就业人数越来越多，对此不同角度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基于风险角度，中国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合理及就业人数分布的不均匀导致就业的对外依赖性较强，从而加大了就业风险（朱李平，2011）；
基于进出口差异，进出口贸易对服务业就业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服务进口贸易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更显著（魏君英，张明如，2013）；
基于产业差异角度，工业品进出口贸易对就业的作用都为正效应，出口的就业效应大于进口的就业效应（冯其云，2014）。
对于进出口贸易对就业产生的影响，部分学者持消极观点。进出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呈现负面影响，其中进口贸易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中间品进口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而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唐东波，2011）。具体到服务业而言，服务贸易进出口与第三产业就业的相关性为出口正相关，进口负相关，并且从长期来看，进口的负拉动效应大于出口的正拉动效应（崔猛，2010）。
四、结论
可以说，以上学者的研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将就业风险领域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在之后的研究中，还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加深。
一是应更多的关注国际形势变化对就业风险的影响。当今世界，全球经济还未完全从上一轮金融危机的阴霾中走出、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威胁增多、乌克兰危机以及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等因素都会对就业风险产生新的影响，以后的研究应当对这些因素进行更多的关注。
二是应更多关注困难群体就业风险研究。虽然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众多专家学者普遍判断我国未来整体就业水平仍将保持稳定，但局部性的就业压力不容忽视，在之后的研究中，对于低技能农民工、4050人员、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可以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三是可尝试利用结构方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众多学者通过相关分析、回归、VAR模式，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等很多就业风险的影响进行了测算，这其中很多研究关注了一种或某几种影响因素，在多因素对就业风险的研究中，测算方法以传统的多元回归模型为主。然而，很多就业风险的影响因素不止对就业风险会产生影响，同时他们之间也会相互影响，自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强会影响回归模式结果的准确性，之后的研究应当尝试利用结构方程解决这一技术性问题。
四是局部上应更多关注促进人力资本合理流动。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其合理的流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效率，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甚至促进就业，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就业岗位的充分利用上，同时人才的集聚效应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进而拉动创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之后可以尝试展开对于人力资本流动对就业风险影响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唐海燕.中国经济运行风险研究报告2008[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
[2]黄波，王楚明.基于排序logit模型的城镇就业风险分析与预测[J].中国软科学，2010（4）
[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4]张车伟，蔡防.就业弹性的变化趋势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2（5）
[5]邹薇.中国经济对奥肯定律的偏离与失业问题研究[J].世界经济，2003（6）
[6]蔡防，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J].经济研究，2004（9）
[7]张五六.动态奥肯定律理论在中美数据中的检验与比较[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
[8]姜巍.奥肯定律与扩大的奥肯定律模型估计――基于中国就业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实证（1978―2003）[J]. 中国商人，2005（6）
[9]魏瑾瑞.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失业与经济增长的再考察[J].中国经济问题，2012（1）
[10]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学动态，2002（10）
[11]邓志旺，蔡晓帆.就业弹性系数急剧下降：事实还是假象[J].人口与经济，2002（10）
[12]丁守海.中国就业弹性究竟有多大？[J].世界经济，2009（5）
[13]孙文凯.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间数量关系的解释[J].经济理论与管理，2014（1）
[14]杨宜勇.城市化创造就业机会与城市就业空间分析[J].管理世界，2000（2）
[15]杨宜勇，顾严，魏恒.我国城市化进程与就业增长相关分析[J].教学与研究，2005（4）
[16]汪泓，崔开昌.中国就业增长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的实证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2（8）
[17]刘爱英，姚丽芬.中国城镇化水平和就业结构关系的协整分析[J].特区经济，2011（2）
[18]谭岚.城市化的就业增长效应比较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3（12）
[19]黄明，耿中元.我国城镇化与城镇就业的实证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12（11）
[20]黄颖.基于面板数据模型下城镇化发展与就业结构的实证分析[D].西南财经大学，2014
[21]李家祥，李.城镇化与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1）
[22]李亦楠，邱红.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研究[J].人口学刊，2014（6）
[23]鄂永健，丁剑平.实际汇率与就业――基于内生劳动力供给的跨期均衡分析[J].财经研究，2006（4）
[24]丁剑平，鄂永健.实际汇率、工资和就业――对中国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2005（11）
[25]沙文兵.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水平与波动性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东部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9（4）
[26]刘刚，胡立.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对我国就业的影响：1994―2010年――基于制造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产业经济研究，2012（3）
[27]宿伟健.人民币升值对山东省制造业就业影响的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2
[28]丁剑平，王璐.汇率升值对就业影响的中日比较[J].现代日本经济，2006（2）
[29]沙文兵.基于VAR模型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就业效应[J].商业研究，2010（2）
[30]王孝成，于津平.中国制造业行业就业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评论，2010（3）
[31]毛日N.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化如何影响工业行业就业？[J].经济研究，2013（3）
[32]戴觅，徐建炜，施炳展.人民币汇率冲击与制造业就业――来自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3（11）
[33]徐伟呈，范爱军.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总体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4（10）
[34]王刚贞，张卓成.人民币汇率对就业的影响路径及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13（2）
[35]胡鞍钢.中国就业状况分析[J].中国就业状况分析，1997（5）
[36]吴敬琏.破解中国就业难题[J].中国经济周刊，2004（1）
[37]张军.中国经济发展：为增长而竞争[J].世界经济文汇，2005（10）
[38]詹浩勇.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与就业的互动关系探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0（3）
[39]王云平.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解决就业问题的选择[J].当代财经，2003（3）
[40]武力，温锐.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轻、重”之辨[J].经济研究，2006（9）
[41]毛丰付，潘加顺.资本深化、产业结构与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J].中国工业经济，2012（10）
[42]刘志铭，郭惠武.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失业：新古典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的新进展[J].财经科学，2007（9）
[43]周天勇.低就业暴露出高增长的尴尬[J]. 中国经济信息，2006（5）
[44]鄂永健.货币政策与就业：一个带有内生劳动力供给的MIU模型[J].世界经济，2006（7）
[45]姚战琪，夏杰长.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效应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5（1）
[46]孙学工.90年代中国的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J].管理世界，1998（3）
[47]毕先萍，李正友.技术进步对就业的综合作用机制及社会福利影响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4（5）：150―155
[48]李正友，毕先萍.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经济评论，2004（2）：21―24
[49]陈泽聪.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基于25个行业的实证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1）
[50]何平，骞金昌.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7（9）
[51]吴小松，范金，胡汉辉.我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基于SDA的分析[J]. 经济科学，2007（2）
[52]戴F乐.进出口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分析[J].中国统计，2013（4）
[53]朱李平.中国对外贸易就业效应――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J].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8）
[54]魏君英，张明如.服务贸易对我国服务业就业的影响[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3（1）
[55]冯其云.贸易开放、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变动的影响[D].南开大学，2014
[56]唐东波.全球化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J].世界经济，2011（9）
[57]崔猛.中国服务进出口贸易对第三产业就业效应――基于1982到2008年的VAR和VEC的计量分析[J].科技创新月刊，20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