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性质的观点，主要有“集体医疗保障制度说”和“集体福利事业说”。姚力等认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般是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共同集资办医疗的集体医疗保障制度。“集体医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赤脚医生工作计划【五篇】,供大家参考。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1篇
关键词：计划经济时期；
农村合作医疗；
性质；
作用；
集体福利事业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12-0052-03
引言
学界对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性质的观点，主要有“集体医疗保障制度说”和“集体福利事业说”。姚力等认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般是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共同集资办医疗的集体医疗保障制度。“集体医疗保障制度说”揭示了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医疗服务供给制度、公共卫生制度合三为一的特征。[1] [2]许三春等认为合作医疗是指社员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制度，是社员群众的集体福利事业。[3]“集体福利事业说”则把农村合作医疗与医疗保险区分开来。
笔者认为，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农村依托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共同集资建立的具有合作性质的基层卫生组织，属于集体福利事业。
一、以集体福利事业方式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和地方病广泛流行，尤其是寄生虫病、血吸虫病、鼠疫、结核病、麻风病、天花等疾病，严重地威胁着广大农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全国80%的地区有地方病，受威胁人群达4亿多。人口死亡率高达20‰，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期望寿命不到35岁。广大农民迫切需要医疗卫生服务。
相对于农民的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当时的卫生资源却严重不足。1949年我国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只有50.5万人，卫生技术人员在人口中的密度仅为0.029%；
医院2000所，病床80，000张，人均0.15张，其中农村地区仅有20，133张。广大农村地区医疗设备严重缺乏，药品供应奇缺。[4] 新中国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国家不得不采取以农补工的策略，通过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来筹集工业发展资金，农民对医疗服务的支付能力被压缩到极限，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
以后，面对疾病流行和农村医疗资源缺乏情况，如何保护农民仅存的健康资本？中国农民创造了依附于互助合作社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50年前后，东北各省为了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提倡采用群众集资和合作的方法，建立基层卫生组织。农业合作社成立之后，由农业合作社建立“保健站”。保健站、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是一条藤上结的三个瓜。一条藤是农业合作社，即农村集体经济。没有一条藤，长不出三个瓜。三个瓜实际是一回事，一个是机构，一个是人，一个是制度。[5]
因此观之，农村合作医疗是依托大队或公社这一农业经济组织而建立的农民集体福利事业，它与农民极低的收入水平和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相适应。
二、“集体福利事业说”能更好地解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发展历程
1953年山西高平县米山乡三家私人药铺和十个民间医生自愿组合，创办了高平县首个联合诊所。1955年5月1日，全国第一个农村医疗保健站——米山乡联合保健站正式成立。保健站资金来源渠道包括由农民交纳的“保健费”、从农业社提取的15%—20%的公益金、医疗业务收入（主要是药费）。每个农民每年缴纳5角钱保健费，其中从社员工分中代扣3角，集体另外补助2角。
[6]保健站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农业合作社，政府财政没有任何投入，也表明保健站和合作医疗属于集体福利事业。
不同地区、不同大队或公社的经济状况不同，农民的出资额不同，医药费的报销范围、报销比例也因此不同；
相对富裕大队的筹资标准高于贫穷大队，如有的大队每人每年缴纳1元，有的则是交1个鸡蛋，有的规定社员看病除交挂号费外，其它费用由合作医疗负担，有的规定社员只交药品费，免除检查费、出诊费、手术费等，有的规定转到外地的医药费用由公社医院承担。由于地区、公社或大队的经济实力不同，决定了农民的缴费数额和保障程度也不同，说明合作医疗属于集体福利事业。
很多地方农村合作医疗以保障日常性疾病为主，即所谓的保小不保大，且保医不保药，是一种保障程度很低的福利型合作医疗。
[7]其实，农民的疾病风险，主要来自急、危、重症等大病。大病发生的概率低，而一旦发生则医药费用巨大。要分散大病风险，需要跨越公社或大队这一集体组织的地理藩篱，建立足够大的风险池。要分散大病风险，还需要农民具有风险意识，信守保险合约。显然，这些在当时难以做到。集体组织有限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合作医疗的保障内容。
从纵向看，公社、大队、自然村三级集体组织经济力量强弱不同，应对大病报销的能力也不同，决定了农村合作医疗的统筹层次。如为了解决队办合作医疗经济力量相对薄弱、难以承受大病报销的问题，1975—1981年，河北省深泽县普遍实行了社队联办和社办合作医疗制度。公社卫生院成立合作医疗总站，大病由总站报销，小病由大队卫生室报销。
[2]集体的规模，决定了集体办福利事业的能力。
计划经济时期，公社、大队、村集体经济力量薄弱，福利型合作医疗制度难以抵御村干部的特权和农民的道德风险，必然演绎“公地悲剧”现象。由于合作医疗属于集体福利事业，村干部在医疗服务时理所当然地享有特权，出现“群众交钱，干部吃药”和“农民吃草药，干部吃好药”现象；
由于是几乎免费的服务提供方式，使有些农民小病大养，无病取药。许多地方合作医疗呈现春建秋散，或“一紧二松三四重来”的局面。不同集体组织的合作医疗，运行效果不同。
计划经济不同时期集体经济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水平。全国大队办合作医疗的比重，1958年为10%，1960年为32%，1962年上升到46%，1968年为26%，1977年为85%，1985年降到了5%，1989年进一步降至4.8%。和三年自然灾害，致使国民经济衰退，严重削弱了农村集体经济，许多农民面临生存危机，无力缴纳个人部分的费用，农村合作医疗遭受大面积挫折，滑入低谷。“”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迅速普及。在当时，是否搞合作医疗，不仅是关乎农民健康的问题，更是执行“革命路线”的问题。1979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逐步瓦解，动摇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组织基础，农村合作医疗逐渐解体。
三、“集体福利事业说”能更好地解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解体和重建失败
、集体经济、计划经济体制是孕育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环境。1978年，我国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体，同时伴随着财政体制改革，乡卫生院陆续下放到乡政府管理，进一步减少了农村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集体经济被家庭经济取代，农村合作医疗纷纷解体。1985年，全国村（行政村）办合作医疗的比重仅为5%。90年代初期，全国仅存的合作医疗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和苏南地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伴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瓦解而解体的事实也证明农村合作医疗是集体举办的福利事业。
20世纪90年代，由于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农民陷入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为此，党和政府试图重建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994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卫生部、农业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全国7省14县开展“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和调研工作。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但全国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1996年为行政村的10%，1997年为23.57%，1998年为20%左右。尽管略有上升，但丝毫改变不了农村合作医疗重建失败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尽管集体经济解体，但集体的剩余索取权转移到农民个人手中。即使政府不出资，农村合作医疗筹资也没有很大困难。但为什么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建依然以失败告终？说明农民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需求不足。公社时期，农民个人缴费是由生产队代扣代缴，个人缺乏加入或退出合作医疗的自由选择权，可见农村集体组织是否拥有分配权，是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必要条件。这一方面说明农村合作医疗是一种集体福利事业，另一方面也表明这种集体福利事业存在效率问题。
四、“集体福利事业说”能更好地解释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有限作用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以较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改善人民健康水平的效果。198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4.7‰，人均期望寿命1982年升至67.9岁。许多学者将之归因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诚然，农村合作医疗作为一种费用分摊制度，有一定的促进人群健康的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集体福利事业，有其内生性缺陷如特权和道德风险。故理论上，作为集体福利事业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作用是有限的。除非寻找到更为关键的因素，笔者认为，那就是依靠集体力量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制度和低廉的医疗服务供给制度。倘若医疗服务昂贵，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分摊费用作用必然微乎其微。
赤脚医生（人员）、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健站（机构）一起，成功地解决了中国农村的缺医少药问题，被称为我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其中赤脚医生和农村保健站属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制度，起着基础和核心作用。合作医疗属于医疗保障制度，其可持续性依赖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制度高效率运行。当时，在农业合作社的领导下，赤脚医生（人员）、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保健站（机构）实行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实现了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服务供给制度一体化，解决了医疗服务供方的过度医疗问题。保健站实行看病、制药、卖药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坚持“三土”上马、“四自”创业。“三土”指土医、土药、土方，“四自”指自种药、自采药、自制药、自用药。医疗卫生机构积极、主动地寻求低成本的医疗资源和治疗方案，有效地降低了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赤脚医生制度与农村集体组织和经济息息相关。赤脚医生的选拔方式是从大队、生产队挑选政治思想好、热心为群众服务的好苗子，经公社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批准后进行培训。赤脚医生实行队来队去，亦农亦医。从赤脚医生的工作内容看，包括农村居民常见病的治疗和预防工作，如健康教育、卫生防疫、环境卫生、急救、公共卫生运动；
从赤脚医生工作方式看，实行挂签报病、巡回医疗、医生分片负责管理；
从报酬支付方式看，赤脚医生采用工分制而不是工资制的报酬支付方式，直接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分配，与一般劳动力报酬相当。到1975年底，全国已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有赤脚医生1，559，214人，生产队的卫生员3，282，481人，接生员615，184人。[8] 赤脚医生制度进一步降低了医疗卫生服务成本。它落实了公共卫生工作，做到了因病施治，杜绝了过度医疗的行为。
为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提出在全国开展群众国卫生运动，“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农村公社、大队、生产队等各级集体组织，广泛动员群众，整治环境卫生，初步改变了农民不卫生的生产和生活行为，有效控制了部分传染病，降低了疾病发生率。农村公共卫生工作，成效斐然。可以说，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农村依靠集体力量建立起来的公共卫生机构和低廉的医疗服务供给制度有效地克服了农村合作医疗这一集体福利事业的天然缺陷，曾取得耀眼的农村卫生工作成就。
参考文献：
[1]姚力.新时期农村合作医疗改革述论[J].当代中国史研
究，2009，（3）.
[2]王胜，刘英琴.集体化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评析——以
河北省深泽县为个案[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3）.
[3]许三春.当代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起源探论[J].中国
农业大学学报，2013，（3）.
[4]丁少群.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其可持续发展研
究[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6.
[5]张自宽.关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的回顾性研究
[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4，（6）.
[6]曹普.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J].中共党史资
料，2006，（3）.
[7]伍世安.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历史、问题与改进[J].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麻风病；
线索调查；
历史资料
[中图分类号] R18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5-0515（2012）-01-273-01
为了解赤壁市麻风病患者防治及管理状况，根据《湖北省麻风病防治规划(2006-2010年)》的要求，2009年6月，对赤壁市麻风病人开展了线索调查，并开展了中期评估工作，现将调查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根据赤壁市麻风病历史资料记载的患者，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乡镇卫生院、村医、民政部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开展线索追踪调查。
2 结果 共发现麻风病历史累计38例(MB17例,PB21例)，从1938年到1985年47年间，出现麻风病例有22年(见表1)，病例呈簇集状点状分布。
表1 1938年-1985年赤壁市麻风病发病情况
3 讨论 赤壁市于上世纪的1982年起开展了大规模麻风线索调查工作，到1991年共发现麻风病患者38例，通过麻风病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分析，首例麻风病发生于1938年，但最早确诊病例为1955年，最后1例发病于1985年。38例麻风病例中，通过专业门诊发现21例，线索调查发现5例，综合医院发现5例，群众报病，家检发现7例，发病率最高的年份，是1958年2.25/十万，由于赤壁没有麻风病防治专业机构，对发现病人由市卫生局派专人送往武汉、洪湖、嘉鱼等医疗定点专业机构医治，主要以氨苯砜治疗为主，结合中药等。1982年后由市卫生防疫站兼管此项工作，治疗工作改为住院与在家治疗相结合办法，同时也做好院外病人服药监测和管理工作，每年对治疗病人开展随访及家属检查工作。病人住院期间的生活开支、医药费用，由民政、卫生部门解决，为病人排忧解难，保证了病人的治愈率和病人监测管理工作的开展。
1987年8月经湖北省、咸宁地区联合检查组临床检查确定当时尚存10例现症病人，MB5例，PB5例，1988年元月按MDT、MB、PB方案开展治疗，接受治疗率100%。规则服药率：按MDT、MB、PB服药要求，正规服药率100%(1989年9月经省医科院皮肤研究所检查,10例均达到临床痊愈标准)。历史总治愈率，除去愈前死亡4例，治愈率为100%。
为进一步搞好麻风病人后期监测工作，1989年在省、地业务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历史麻风病人系统的流行病调查工作，健全建制了三表(病历表、流行病学调查表、畸残情况表)，使麻风病资料管理做到规范化，为麻风病人提供微机科学化管理。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3篇
在建国初期，假如你没有参加初级农业合作社，你得自费找村里的私人医生看病，花费不小。不过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农业合作化在全国的普及以及制度的建立，看病也成为了“集体化”的一部分，公社普遍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将原先的私人医生“收编”，同时培养一大批“赤脚医生”组成基层卫生组织，而公社福利基金和社员自筹则是两大资金来源。这时，你大约只需缴出每年收入的0.5％到2％，就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
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有不少好处：第一，你不需要长途跋涉到县城去治疗一些小病。第二，村社的公共卫生、疾病预防工作得到改善。第三，这是至今令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好处――那时看病基本不花钱。
假如你生活在城市
假如你生活在城市，那就有福了。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企业工作的人，可以享受劳保医疗制度，包括疾病、养老、生育、伤残、死亡。你不需要出一分钱，费用完全由企业包办。不过，这还要分情况来看，假如你是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作，则完全享受到免费服务；
假如你是在城镇集体企业，那就只能“参照执行”；
假如你不是任何企业职工，而是某个企业职工的亲戚，也可以享受劳保医疗制度，不过福利减半执行。
当然，最有福的还是政府公务人员、残疾军人、科研人员、学生，其医疗经费由各级财政在预算内安排，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都可以用公共医疗费用支出。有统计表明，在公费医疗保障制度建立之初，能享受到这项福利，只占全国人口的2％
60、70年代：“看病难”一样存在假如你生活在农村
假如你生的不是感冒咳嗽之类的小病，那就麻烦了。因为社队缺乏技术设备，“放下锄头拿起针头”的赤脚医生可能对你的病无能为力。因此，你不得不到县城医院里去接受治疗，又因为你是农民，无法享受当时城里人的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所以，你还得支付挂号费用和部分医疗费用。然而，这部分医疗费用就会给公社的资金造成巨大压力。因此，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往往对这种送县冶疗的病人名额进行限制。同时，公社里的赤脚医生往往担任把关人的角色，由他们来决定病人是否需要进一步治疗。不难想象，可能被别人剥夺看病的权利，感觉并不好受。
另一方面，在60年代以前，中国医疗资源也是向城市倾斜的。新兴的医疗设备、新培养的医务人员、卫生部的资金，都主要流向城市，这必然造成加剧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低水准。直到1965年，批评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之后，医疗人员和设备大规模下乡运动才开始展开，但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准仍然极为有限。
假如你生活在城市
生活在城市里的你会在1965年之后发现，原来的福利减少了。这一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公费医疗制度应做适当的改革，劳保医疗制度的执行也应做调整。这一指示的背景是，50年代以来政府大包干式的医保制度，由于制度不完善，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如果你享受公费医疗，从此开始你必须自行支付挂号费、原先免费的营养滋补品也更难得到了。如果享受的是劳保医疗，情况还更糟糕一些，因为挂号费、出诊费、营养滋补费都必须自行负担，以前完全免费的治疗费，也必须自己承担一部分，最惨的还是没有享受这两项保障制度的普通民众，那个时候，就有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反映这部分人群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问题。后来，国家连续三次下调药品和医疗服务指导价格，并将这部分人纳入了保障体系。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你来说，自付比例的增加可能微不足道。但更重要的是，你会发现你看得起病，但没法看病。计划体制下的医疗机构缺乏创造力。到了70年代末，多数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已经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比如在70年代末，我国每千人医院病床数为1.94，平均每千人口医生仅为1人，新设备更是紧缺。而恰巧在这个时候。我国的各种慢性病开始大量出现，如心脑血管、恶性肿瘤、精神性疾病等。这大大增加了医疗服务的复杂性。
改革开放后：异化的市场化改革假如你生活在农村
当城市里的人们还在以国企身份为荣时，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已悄然从农村起步。这个时候的你，既能感受到包产到户到来的好处，同时，也会明显地发现免费或廉价的公共医疗服务减少了。瓦解，合作医疗亦渐渐消失。到1989年，有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从1976年的90％减少到4.8％。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乡村医生一下子断了收入来源，纷纷转行，或者承包卫生所。这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公社里的赤脚医生，变成了生意人。你还会发现，原来属于福利的各种疫苗注射，也渐渐开始要付费了。
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公共责任的抽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1990年到1999年，同期每人次平均门诊费和主要费用，却分别由10.9元和473.3元增加到79元和2891元，增长了36.2倍和5.17倍。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理性地去不管那些感冒之类的小病。有调查数据说明，“一般小病不上医院、不吃药”的比例达到75.3％。58.6％的农民认为普遍存在着“由于家庭成员有病在身导致生活困难”现象。
假如你生活在城市
城市里的人们比农村更晚地感受到医疗体制的变化，然而这种冲击仍然是剧烈的。假如你在老国企工作，这种感觉更明显。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单位开始自负盈亏，原先庞大的劳保支出，成了单位领导们需要重点削减的对象。随着企业的破产改制。更多的国有企业员工失业、失去医保。从90年代开始，医保的覆盖率在城市开始大幅下降，1993年是53.73％、1998年是42.09％。
一方面是医疗保障减少，另一方面，看病费用开始越来越贵，看病越来越不方便。
从1985年的“医改元年”开始，政府对公立医院实施“给政策、不给钱”的改革，促使医院自负盈亏。1992年，经历低潮的市场经济改革再次加速，“医疗市场化”同时提速。但真正医疗市场化需要的竞争和保险监督机制却一直缺席，卫生部门也是医院的直接上司，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民营医院迟迟进不了社保，对营利性医院征收高额税收，这都使得社会力量不敢进入医疗行业与之竞争。更重要的是，医疗关系天然具有信息不对称性，西方在保险公司和医院之间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均衡博弈机制，而中国目前没有人来为患者的经济利益守门，这让很多人一进医院，就觉得成了待宰的羔羊。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4篇
让百姓不要乱想做人的高境界,不要乱想高尚的道德,不去绞尽脑汁获取利益,然后就天下太平、万事和谐了。老子此言,和孔夫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异曲同工。
大凡吃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粮的中国人,多数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六二六指示”。该指示把当时的卫生部称作“城市卫生部、城市老爷卫生部”,批评卫生部只为占全国人口15%的城市人服务,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伟人大手一挥,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就此写就了中国当代农村“赤脚医生”时代的新篇章。
今天的思想界学术界人士,不管对当年“六二六指示”的精神有何种阐释,都无法否认“六二六指示”后我国在农村推行赤脚医生制度和合作医疗制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广大农村人口的缺医少药问题。
与医疗资源类似,文献资源服务体系自古至今也一直在为占人口比例较小的城市和乡村知识分子服务。建国后就认识到当时的中国“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因此在50年代“”时,曾经在农村地区建设了大量农村图书室,但终因物质条件太差又过于急于求成,只是昙花一现。
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出台一项项政策促进乡村文化事业的发展,虽然先后有各种各样的如“万里边疆文化长廊计划”“文化下乡”“知识工程”“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等活动项目,强调发展县以下乡镇农村图书馆(室)和文化站,但直到今天,却是只见开花少见结果。其结果是广大农村占总人口90%以上的农民基本上不具有使用图书馆的条件,直到2000年,仍然是“文化发展不平衡,农村文化站、图书馆(室)的设施建设、网点分布、服务能力比较落后,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民文化生活仍较为贫乏”(《文化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加强了对落后地区文化事业建设的投入力度,对发展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文化也有了新的认识。在《文化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和2005年11月7日两办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中都表明国家将加强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在国家政策的促进下,我国基层公共图书馆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如浙江嘉兴的公共图书馆网络已经覆盖到村,让百万农民在家门口也可以利用图书馆的图书资源。
赤脚医生工作计划范文第5篇
因为癌症，178个孩子的“爸爸”、多年来坚持个人资助贫困儿童就学的“好人”从飞住进了医院。
因为患了血癌，北京密云区不老屯镇12岁的男孩穆玩宇已经煎熬了6年。家人为了给他治病已经家徒四壁，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为他筹集到8万元钱。而他做骨髓移植所需要的押金，高达35万元。
癌症带给我们的新闻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除了患者本身承受的折磨、家庭的经济重负之外，人们的思考似乎在这个杀手的冷峻面前停步了。
成长中的杀手
癌症是什么?在中国卫生部最近公布的《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里的定义是：“癌症是以细胞异常增殖及转移为特点的一大类疾病，其发病与有害环境因素、不良生活方式及遗传易感性密切相关。”在医学临床上，癌症一般被称为“恶性肿瘤”。
《纲要》显示，1970年代，中国每年死于癌症的人数大约是70万，而目前中国死于癌症的人数每年大约是140～150万，每年发病的人数是 180～200万。而且这个数据还在持续上升。
中国医学科学院杨功焕教授在刚刚出版的学术研究著作《中国人群死亡及其危险因素流行水平、趋势及分布》(以下简称《分布》)一书披露：在目前我国每死亡5人中就有1人死于癌症；
在 0～64岁人口中，每死亡4人，就有1人死于癌症。
有关部门估算，每年用于癌症病人的医疗费用约800亿元，约占卫生总费用的20％，远高于其他慢性病的医疗花费，这是造成卫生总费用上涨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癌症治疗效果尚不满意，患者的不良康复情况往往波及亲友及家庭，从而对社会稳定及群众情绪造成不良影响。
世界银行曾报道，1990年我国因癌症造成的失能调整生命年损失巨大(人们因病在青壮年死亡会造成若干个“健康生命年”的损失，通过防治疾病等手段进行干预，就会挽回若干个“生命年”，经济学家称之为“失能调整生命年”，用来衡量人们健康的改善和疾病的经济负担)。全国因癌症损失的失能调整生命年为185．1万人／年，高于脑血管病、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他慢性病的影响，以此估算的经济损失高达1432．3亿元。
其实，杀手出招并非一定致命。癌症是名符其实的分子病或基因病，专家们认为，其发生与环境因素及生活方式密切相关，1／3癌症的发生与吸烟有关， 1／3癌症的发生与营养因素有关，其余 1／3则与感染、职业暴露及环境污染等有关。因此，癌症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在预防方面，专家们提出了控制吸烟行动计划、控制乙肝感染的行动计划及“健康生活方式和饮食防病”计划。这些计划的意义远远超出癌症防治本身。
然而，杀手的成长速度却并未因为专家们制定出的抗癌方略而减缓。
杀手的排名和地盘
中国最早有关肿瘤的死亡数据，是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1957年的死因报告中获得的。杨功焕教授在《分布》一书中披露，当时这些城市的恶性肿瘤死亡率为36．9／10万，占总死亡的 5．17％。
1973～1975年，卫生部肿瘤防治办公室组织了我国人口3年死因回顾调查。中国人群的肿瘤死亡构成以胃癌、肝癌、食道癌为主。到了1991年，这个顺序发生了变化，胃癌、肝癌、支气管肺癌这四大杀手造成的死亡占绝大部分。
四大杀手的排名在2000年继续发生变化，支气管肺癌成为第一杀手，肝癌、胃癌、食管癌紧随其后。
《分布》指出，肿瘤死亡一般均为男性高于女性，城市高于农村；
肿瘤死亡主要发生在60岁以上人群，但是肝癌死亡年龄相对年轻，白血病对儿童侵犯较为严重；
支气管肺癌、肝癌和乳腺癌呈上升趋势。
从地理分布看，《分布》指出，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城市的肿瘤死亡率高主要与这些地区的高肺癌、高结肠直肠癌和高白血病死亡率有关；
华东、华南一带除了高肝癌死亡率以外，高鼻咽癌、高肺癌和胃癌死亡率也是重要原因，山西等地主要是高胃癌和高食管癌死亡率。
尴尬的中国抗癌
面对杀手们交出的“成绩单”，很多公共卫生专家非常怀念赤脚医生的年代。“那是一个对疾病和不健康行为进行全民战争的岁月”，中国医促会中医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北京伟达中医肿瘤医院院长郑伟达对记者说。
众所周知，1960年代，中国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基础上，培训了大批“赤脚医生”，建立了“赤脚医生――乡卫生院――县医院”的三级医疗防御体系，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公共卫生体系能够通过集体合作医疗覆盖到80％到90％的农村人口。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推行中西医结合，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为城乡最贫困的居民提供了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癌症的防治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基本查清了癌症的流行情况并建立了全国范围的防治网，在河南林州、河北磁县等全国癌症高发地区还建立了60个专门的研究防治基地，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和癌魔搏斗，曾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但在1980年代中国选择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以后，一方面是城市的医疗机构被推向市场，另一方面是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而悄然解体。防治癌症的工作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肿瘤医院董志伟等15名专家曾经联合撰文痛陈1980年后中国癌症防治中的困难，董志伟们称：我国癌症防治工作的主要不足是未能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一直存在着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大量卫生资源用于中晚期患者的治疗，消耗大而收效小，资源利用率极低。而用于癌症预防工作的投入却严重不足，从“六五”开始我国设置癌症攻关计划，但这仅是一个研究计划，至“十五”已和其他慢性病的攻关计划合并，投入仅 2000万元。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虽曾制定“全国肿瘤防治规划纲要”(1986年-2000年)，但无经费支持保证其实施。
其次，我国癌症高发区多为农村贫困地区，癌症是当地农民因病致贫及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严重制约着地区社会及经济发展，对此总体上未能采取有效对策，对研究显示的某些有效措施亦未能建立相应的机制转化为规模效益。
曾经的联合撰文者，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肿瘤医院的王国清教授近日对记者说：“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缺钱，如果中央重视，九大癌症的研究至少每种癌症投入2000～3000万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好多年了只投入2000万元，至少医生出差去基地治疗的车费要能够报销……过去我们曾经写了一个报告，国务院批转到卫生部，到了卫生部疾控司以后，答复就是两个字‘没钱’，你说这个怎么做啊?”
2003年以来，中国在农村开始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这项农民只出10到15元，剩下的资金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共同出资20元的计划仅覆盖1．5亿人口，但由于采用事后保险的报销制和保大病的原则，这种设计先天不足的新型合作医疗在一片争议声中悄悄地放缓了脚步。
而从药物防治的角度，也出现很多问题，郑伟达告诉记者，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预防使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此后，几乎所有的医疗机构都注重发展西医了，“也许是利益驱使吧，虽然中医对病人不用动手术没有痛苦，但需要对每一个病人提出不同约解决方案，对医生来说比较复杂，而且利润比较低；
西医相对就简单得多，利润也高得多。”
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尚不能提供癌症发病率及主要癌症的5年生存率，仅能以死亡率作为癌症防治目标的判断依据。
未来30年的新动向
杨功焕教授在《分布》中披露，虽然现代科学还找不出肝癌的真正病因，但发现肝癌的发生主要与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病毒感染、食物中的黄曲霉素污染以及酗酒有关。虽然目前肝癌造成的死亡在冉冉上升，但他认为：“自1992年以来开始人群乙肝疫苗的接种，虽然现在肝癌死亡率还在上升，按照现在推行乙肝免疫接种策略，可推论 20-30年后，人口年龄调整后的肝癌死亡应该呈下降趋势。”
肺癌则和吸烟有很大关系。中国又是一个吸烟率世界最高的国家，杨教授认为，未来30到50年内，中国肺癌造成的死亡将大幅度增加。“肺癌死亡率上升，一般都在烟草流行20～30年后出现。
“中国烟草消费到20世纪 90年代达到高峰，人均烟草消费量增加了4倍，到现在还没有明显下降。由于烟草使用对健康的滞后效应，目前肺癌等与烟草相关疾病的死亡率是20世纪70年代人群烟草消费的后果；
可以肯定，未来30年，肺癌等疾病的死亡率会继续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