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信贷会计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一、中外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的主要差异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防范，在长期的商业化经营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信贷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对贷款原则、贷款程序、贷款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银行信贷会计工作总结【五篇】（全文）,供大家参考。
银行信贷会计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
一、中外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的主要差异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防范，在长期的商业化经营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信贷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对贷款原则、贷款程序、贷款审批、贷款风险分析，风险评定、风险控制体系等有规范而严格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信贷风险。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的商业经营体制和信贷管理机制目前尚处在调整和逐步完善之中，诸多方面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水平制衡，国内银行重视垂直管理。
外资银行在信贷组织上通常采用条块结合的矩阵型结构管理体系，信贷业务的组织除了有纵向的总行一分行的专业线管理之外，十分强调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制约，较好地实现了风险控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较佳结合。外资银行通常会设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多个部门共同负责信贷业务的组织管理，如信贷政策制订部门、资产组合风险分析部门、业务管理部门、风险审查部门、不良贷款处理部门以及系统一体化管理部门等等。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业务上相互沟通、协作又相互监督。贷款审批是信贷风险的关键控制点，在这一环节，外资银行多采取由隶属于不同部门的授权人员共同审批的办法，三人或双人审批有效。如某外资银行广州分行，贷款审批由业务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共同负责，每一笔贷款的发放都必须由最少两名授权人员主管――独立思考后签字同意方为有效。分行长主要起协调管理作用，不直接参与贷款的审查与签批。审批流程呈横向运动特征。
国内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组织结构与专业银行时期相比，基本架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仍是与行政体制高度耦合的“金字塔”型的垂直管理机构，表现为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网点之间以及机构内部行长、科长、经办之间的分级管理。与外资银行比，纵向管理链条过长，而横向的分工与制衡关系强调得不够。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各级分行进行了内部结构调整，相继成立了资产保全部和风险审查部门负责处置不良贷款、评估贷款风险，改变了旧体制下信贷部“一统”信贷业务的局面，但信贷政策管理、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管理等职责仍然基本由审贷部门承担，部门的细分化程度不够。贷款审批实行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制度，行长或主管信贷的副行长具有最终决策权。审批流程呈纵向运动特征。
(二)风险防范意识和控制手段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事前防范，国内银行重视事后化解。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早期防范，将防范风险作为整个信贷业务流程的核心，在各个业务环节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金融风险。主要有：1、通过确定目标市场、制定详细的风险资产接受标准来筛选客户。如某外资银行每年会根据信贷政策委员会确定的地区最高额度指标，确立市场目标及风险接受标准，只有符合目标市场条件的客户才能发放贷款。业务管理部门通过行业研究，列出可接纳客户的条件及细节，包括对公司规模、管理者经验、股东资本、杠杆比率等方面的指标限制，信贷人员以此为依据寻找符合条件的客户进入贷款程序。2、通过现代计量方法和借助各种专用软件对客户进行动态评估与分析，并将评级结果广泛运用于信贷管理的各环节。3、建立大客户专管制度。大客户的贷款由总部统一专管，总部每年对其总公司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分公司申请贷款时在总的授信额度内统筹考虑。4、通过动态评占资产组合，尽可能地选择多种彼此互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以便分散风险。5、通过不定期的风险测试，提前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在某外资银行，风险管理部门会定期对贷款组合进行风险测试，通过假设某些宏观(政治/经济)事件发生，测量信贷资产可能遭受的影响。根据测算结果，一些敏感性贷款在五级分类中将被归为“可疑”类，有关客户的信用等级也会相应下调。6、设立独立机构评估风险与绩效。如某外资银行，总部有独立的风险审核小组对各分行信贷组合和信贷管理程序进行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的审核。审核小组通过计算信贷组合的加权平均损失概率，确定信贷组合的风险级数，5级以上为合格。如果不合格，审核部门将及时给予改善建议，要求业务管理部门改进，并在6个月后复查，12―18个月后再次复查，直到确保风险隐患消除。
与外资银行相比，国内银行由于历史包袱较重，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存量风险的化解上，风险的早期防范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国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开展市场细分工作，大多都是在审查借款企业的合规性，包括企业执照的合法性、是否年审、对外投资比例、有无违法经营行为等之后，就与企业建立信贷关系，对行业和企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个案分析，对如何科学搭配、合理运用信贷资产，将资产风险降到最低缺乏全盘考虑。这造成了近几年商业银行无论国有民营、无论规模大小盲目“抢大户”的情况，新增贷款大量涌入交通、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和上市公司，集中于少数贷款大户。贷款投向的高度集中，短期看虽然能增加银行盈利，降低不良贷款，但从长远看，贷款大户的系统性、行业性、政策性风险大，一旦发生贷款损失，对放贷行甚至整个银行业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在风险控制的其他环节，国内银行虽然借鉴外资银行做法，建立了风险评级制度，但信用评级一般只能在新客户申请贷款时和每年年初进行，不能即时反映风险，评级系统的可操作性、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量化分析模型设置的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以及评级结果的普遍运用也与外资银行有一定差距。
(三)人员制约手段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人员激励，国内银行重视人员控制。
外资银行强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业务开展和管理中给予了信贷管理人员充分的自。信贷管理人员通常享有较强的独立性，从总行到分行自成一体，各级分支机构的信贷管理人员由上一级甚至上两级信贷主管直接任命或指派，并对上一级信贷主管负责。在某外资银行，总部每年会对信贷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逐步提高信贷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并根据其工作经验和能力，将其分为若干等级，授予相应信贷审批权限。信贷管理人员的“超然”地位既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有效地避免了贷款的审批与发放过多受到行政干预，又充分调动了信贷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外资银行，道德风险的防范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实行科学评价，动态管理。如某外资银行，贷款审批权限实行一年一定，独立考核部门借助业绩评价系统对信贷管理人员的“表现”打分，上级信贷主管据此决定提高或降低该信贷管理人员的审批权限等级。审批权限的动态调整一方面给信贷管理人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督促其自觉控制资产质量，另一方面便于管理层在短期内能够查明风险、采取对策。二是通过设计科学的激励机制，采用财务激励措施，如股票期权制度、内部持股制度，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信贷人员
自身报酬最大化和人力资本增殖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遏止信贷管理人员因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偏离所有者目标的现象。三是通过设计相互制衡的组织体系，通过权力的分工和制衡实现人员间的时时制约和事先制约，有效制止内部人控制行为。
国内银行强调对员工加强控制。但国内银行内部制衡的组织体系尚未建立，各种财务激励措施尚未落实，贷款审批权也基本上是静态管理、多年难变，对人员的控制主要落实在贷款责任制上。各家银行建立了信贷资产质量第一责任人制度和不良贷款终身追缴制度，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办法和严厉的处罚办法，期望在信息不对称、监督困难的情况下制约信贷人员的放贷行为，加大违规成本。一些要求和规定近乎苛刻，如一些银行规定新增贷款要实现“零不良”；
一些银行规定如果确因员工的过错形成不良，则经办人员将立即被解除合同，有关负责人也要受到相应行政处分。但事实上，由于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再严格、细致的责任制度也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近年来信贷人员违规事件以及内外勾结诈骗银行资金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便是明证。与不断加强的控制力度相对照，人员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贷款审批权基本按行政职务层层下放，基层以及中层信贷管理人员自主决策的空间有限，积极性受到挫伤。另一方面，激励手段和措施仍然单调，基本还是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老一套，主要的财务激励措施――按照绩效考核进行的奖励变成了固定奖金，实质上成为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
(四)财务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资产价值的真实性，国内银行缺乏提取准备的自主性。
对贷款的会计处理和计提呆帐准备金的实践是银行业管理和控制风险的基本要素。外资银行基于资产安全和经营稳健的考虑，十分注重按照审慎会计原则，在贷款的会计处理上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损失，真实反映贷款的实际价值。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在保持信贷资产账面数字不变时，在资产方设立对冲项目――呆账准备金用于备抵贷款资产项目的损失，使其按照实际价值得到反映，在负债方相应核减资本金。外资银行对呆账准备金什么时候提取、提取多少有充分的自，不受财务、税收部门限制，常常会在有计划地预提普通风险准备金的基础上，针对具体贷款风险提取专项呆账准备金，以便在实际风险损失发生时有能力自担风险。如某外资银行除计提1％一般准备外，贷款降为不良后，会根据贷款项目预期损失程度计提相应的专项坏账准备金。
国内银行对贷款的会计处理主要按照1993年财政部颁布的《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已设立了呆账准备金科目用于抵减资产价值。但呆账准备严格按照财政部确定的计提标准――年末贷款余额的1％提取，损失发生后由财政部门审批核销，存在呆账准备提取水平过低、提取方式单一、提取范围过窄和银行对准备金的提取和核销缺乏自主使用权的问题。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的银行财务管理制度既不利于及时揭示银行贷款风险，也不利于促进管理人员自觉控制风险。首先，银行资产负债表某个时刻的资产存量，是按历史成本计算原则而制定的，不能及时根据贷款的实际形态作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银行资产没有按其实有价值进行核算和反映，存在相应数量的账面“虚拟资产”，贷款风险不能及时在财务报表中得到反映。其次，贷款损失与经营利润不挂钩。商业银行的贷款收益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在贷款发放时确认的，而贷款损失则要到损失实际发生后才予确认，甚至由于财政部门出于税收考虑，损失发生后仍不能或不予确认，其结果必然是高估利润，在客观上会造成基层经营单位的贷款扩张冲动和管理人员“重贷轻查”的倾向。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贷款发生损失很难追究到个人责任，但湾收贷款时若熊收回贷款反而能得到奖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不良贷款的产生。
(五)不良贷款处理策略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转化，国内银行重视清收。
外资银行在贷款发放后，客户经理会主动参与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贷款出现问题后，银行会成立专门小组，帮助借款企业渡过难关。如在某外资银行，贷款发放后，基于同客户建立长期信贷合作关系的理念，客户经理往往渗透到客户整个经营过程，利用银行网络优势，协助客户分析研究市场容量、市场份额、竞争对手等详细情况，并针对客户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详细的咨询指导意见。如果客户出现还款困难，也会尽量帮助其搞好经营，争取实现双赢目标。
国内银行普遍存在“重贷轻管”的问题，贷款发放后的后续管理没跟上，往往要等出现问题之后才被动研究对策。企业经营困难暴露后，往往急于抽出贷款，手段单一，主要靠处置抵押物或司法诉讼，容易雪上加霜，将企业置于死地。
二、外资银行信贷管理对我们的启示
综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成熟性上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了中外资银行在竞争能力、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上的距离。因此，借鉴国外银行先进做法，改革现有信贷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一)借鉴外资银行日趋成熟的信贷管理经验，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遵循信贷组织机构设置的三大原则，在现有信贷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信贷部门内部横向制约机制的作用。一是遵循相互牵制原则，即信贷组织各部门、各岗位、各权力之间形成一种约束制衡机制；
二是遵循程序定位原则，各部门各岗位、各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和授权批准，相互之间必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能超越职权；
三是遵循系统协调原则，各部门要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动作，理顺关系、增强实力、杜绝内耗。即规模较大的分行可在现有审贷部门、风险审查部门和资产保全部门的基础上，加设信贷资产组合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对全行信贷资产组合、资产多元化、整体信贷资产回收特点进行分析，对全行潜在集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银行监管机构、投资者提供报告，根据既定的整体资产优化策略对各业务部门、区域经营管理的信贷资产状况进行监察。还可设置信贷政策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制订地区性信贷政策、草拟信贷文件，与信贷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同时，应将风险审查部门与信贷业务部门在行政上的管理主线区别开来，以改变当前由于偏重业务扩张而忽视风险控制部门意见，导致风险审查部门事实上无法从组织上来制衡业务部门的弊端。
(二)树立以人为本、激励与约束并重的信贷经营管理思想，从人与制度上筑起防范信贷风险的双重闸门。
信贷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激励和控制，目前我国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强调通过制度加强控制，对人的激励显得不足。过份以责任制来制约信贷管理人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责任人为了避免出现贷款损失从而避免处罚，往往对有问题贷款在到期前进行不应有的展期或给予新贷款以收回旧贷款的本息，反而隐藏了风险；
为了将个人责任变为集体责任，往往将所有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推给审贷委员会研究决定，降低了工作效率。现时的问题应是强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信贷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陆。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打破目前信贷审批权限按行政职务大小层层下放的旧框框，实行审批放贷和行政完全脱钩。可按实际
能力和以往业绩给予信贷管理人员相应审批权限，并每年进行一次审定，视情况决定提升或降级，创造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工作环境。第二，把实际工作中过多的负激励转为正激励。加强正面引导和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发挥员工的能动性，满足他们受到社会尊重的心理需要。第三，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化的报酬原则，调大绩效工资比重，破除行政级别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客户经理等级薪酬制度。
(三)客观评价银行信贷风险，改变信贷营销观念，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
我国银行业在信贷管理中往往陷入两个极端：一是灵活性过强。对上市公司、垄断性企业等客户群体，在信贷管理中放松条件，不顾企业负债总规模和偿债能力，为企业多头开户、盲目授信，甚至于违反国家账户管理、现金管理等有关制度，依赖垒大户带来的短期效益。二是过于教条。在商业银行贷款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仍然绝对主体，但在信贷管理中，过份强调形式上的风险防范，一味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手续，不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品种，消极逃避承担适当信贷风险的责任。灵活性过强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性，过于教条则制约正常发展。银行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不可能消除信贷风险，只能通过制度的完善适度规避信贷风险，对风险的过度约束必然制约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重新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观念，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营效益水平。
银行信贷会计工作总结范文第2篇
一、中外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的主要差异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防范，在长期的商业化经营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信贷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对贷款原则、贷款程序、贷款审批、贷款风险分析，风险评定、风险控制体系等有规范而严格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信贷风险。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的商业经营体制和信贷管理机制目前尚处在调整和逐步完善之中，诸多方面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水平制衡，国内银行重视垂直管理。
外资银行在信贷组织上通常采用条块结合的矩阵型结构管理体系，信贷业务的组织除了有纵向的总行一分行的专业线管理之外，十分强调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制约，较好地实现了风险控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较佳结合。外资银行通常会设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多个部门共同负责信贷业务的组织管理，如信贷政策制订部门、资产组合风险分析部门、业务管理部门、风险审查部门、不良贷款处理部门以及系统一体化管理部门等等。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业务上相互沟通、协作又相互监督。贷款审批是信贷风险的关键控制点，在这一环节，外资银行多采取由隶属于不同部门的授权人员共同审批的办法，三人或双人审批有效。如某外资银行广州分行，贷款审批由业务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共同负责，每一笔贷款的发放都必须由最少两名授权人员主管——独立思考后签字同意方为有效。分行长主要起协调管理作用，不直接参与贷款的审查与签批。审批流程呈横向运动特征。
国内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组织结构与专业银行时期相比，基本架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仍是与行政体制高度耦合的“金字塔”型的垂直管理机构，表现为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网点之间以及机构内部行长、科长、经办之间的分级管理。与外资银行比，纵向管理链条过长，而横向的分工与制衡关系强调得不够。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各级分行进行了内部结构调整，相继成立了资产保全部和风险审查部门负责处置不良贷款、评估贷款风险，改变了旧体制下信贷部“一统”信贷业务的局面，但信贷政策管理、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管理等职责仍然基本由审贷部门承担，部门的细分化程度不够。贷款审批实行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制度，行长或主管信贷的副行长具有最终决策权。审批流程呈纵向运动特征。
(二)风险防范意识和控制手段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事前防范，国内银行重视事后化解。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早期防范，将防范风险作为整个信贷业务流程的核心，在各个业务环节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金融风险。主要有：1、通过确定目标市场、制定详细的风险资产接受标准来筛选客户。如某外资银行每年会根据信贷政策委员会确定的地区最高额度指标，确立市场目标及风险接受标准，只有符合目标市场条件的客户才能发放贷款。业务管理部门通过行业研究，列出可接纳客户的条件及细节，包括对公司规模、管理者经验、股东资本、杠杆比率等方面的指标限制，信贷人员以此为依据寻找符合条件的客户进入贷款程序。2、通过现代计量方法和借助各种专用软件对客户进行动态评估与分析，并将评级结果广泛运用于信贷管理的各环节。3、建立大客户专管制度。大客户的贷款由总部统一专管，总部每年对其总公司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分公司申请贷款时在总的授信额度内统筹考虑。4、通过动态评占资产组合，尽可能地选择多种彼此互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以便分散风险。5、通过不定期的风险测试，提前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在某外资银行，风险管理部门会定期对贷款组合进行风险测试，通过假设某些宏观(政治/经济)事件发生，测量信贷资产可能遭受的影响。根据测算结果，一些敏感性贷款在五级分类中将被归为“可疑”类，有关客户的信用等级也会相应下调。6、设立独立机构评估风险与绩效。如某外资银行，总部有独立的风险审核小组对各分行信贷组合和信贷管理程序进行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的审核。审核小组通过计算信贷组合的加权平均损失概率，确定信贷组合的风险级数，5级以上为合格。如果不合格，审核部门将及时给予改善建议，要求业务管理部门改进，并在6个月后复查，12—18个月后再次复查，直到确保风险隐患消除。
与外资银行相比，国内银行由于历史包袱较重，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存量风险的化解上，风险的早期防范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国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开展市场细分工作，大多都是在审查借款企业的合规性，包括企业执照的合法性、是否年审、对外投资比例、有无违法经营行为等之后，就与企业建立信贷关系，对行业和企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个案分析，对如何科学搭配、合理运用信贷资产，将资产风险降到最低缺乏全盘考虑。这造成了近几年商业银行无论国有民营、无论规模大小盲目“抢大户”的情况，新增贷款大量涌入交通、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和上市公司，集中于少数贷款大户。贷款投向的高度集中，短期看虽然能增加银行盈利，降低不良贷款，但从长远看，贷款大户的系统性、行业性、政策性风险大，一旦发生贷款损失，对放贷行甚至整个银行业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在风险控制的其他环节，国内银行虽然借鉴外资银行做法，建立了风险评级制度，但信用评级一般只能在新客户申请贷款时和每年年初进行，不能即时反映风险，评级系统的可操作性、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量化分析模型设置的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以及评级结果的普遍运用也与外资银行有一定差距。
(三)人员制约手段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人员激励，国内银行重视人员控制。
外资银行强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业务开展和管理中给予了信贷管理人员充分的自。信贷管理人员通常享有较强的独立性，从总行到分行自成一体，各级分支机构的信贷管理人员由上一级甚至上两级信贷主管直接任命或指派，并对上一级信贷主管负责。在某外资银行，总部每年会对信贷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逐步提高信贷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并根据其工作经验和能力，将其分为若干等级，授予相应信贷审批权限。信贷管理人员的“超然”地位既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有效地避免了贷款的审批与发放过多受到行政干预，又充分调动了信贷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外资银行，道德风险的防范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实行科学评价，动态管理。如某外资银行，贷款审批权限实行一年一定，独立考核部门借助业绩评价系统对信贷管理人员的“表现”打分，上级信贷主管据此决定提高或降低该信贷管理人员的审批权限等级。审批权限的动态调整一方面给信贷管理人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督促其自觉控制资产质量，另一方面便于管理层在短期内能够查明风险、采取对策。二是通过设计科学的激励机制，采用财务激励措施，如股票期权制度、内部持股制度，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信贷人员自身报酬最大化和人力资本增殖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遏止信贷管理人员因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偏离所有者目标的现象。三是通过设计相互制衡的组织体系，通过权力的分工和制衡实现人员间的时时制约和事先制约，有效制止内部人控制行为。
国内银行强调对员工加强控制。但国内银行内部制衡的组织体系尚未建立，各种财务激励措施尚未落实，贷款审批权也基本上是静态管理、多年难变，对人员的控制主要落实在贷款责任制上。各家银行建立了信贷资产质量第一责任人制度和不良贷款终身追缴制度，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办法和严厉的处罚办法，期望在信息不对称、监督困难的情况下制约信贷人员的放贷行为，加大违规成本。一些要求和规定近乎苛刻，如一些银行规定新增贷款要实现“零不良”；
一些银行规定如果确因员工的过错形成不良，则经办人员将立即被解除合同，有关负责人也要受到相应行政处分。但事实上，由于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再严格、细致的责任制度也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近年来信贷人员违规事件以及内外勾结诈骗银行资金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便是明证。与不断加强的控制力度相对照，人员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贷款审批权基本按行政职务层层下放，基层以及中层信贷管理人员自主决策的空间有限，积极性受到挫伤。另一方面，激励手段和措施仍然单调，基本还是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老一套，主要的财务激励措施——按照绩效考核进行的奖励变成了固定奖金，实质上成为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
(四)财务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资产价值的真实性，国内银行缺乏提取准备的自主性。
对贷款的会计处理和计提呆帐准备金的实践是银行业管理和控制风险的基本要素。外资银行基于资产安全和经营稳健的考虑，十分注重按照审慎会计原则，在贷款的会计处理上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损失，真实反映贷款的实际价值。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在保持信贷资产账面数字不变时，在资产方设立对冲项目——呆账准备金用于备抵贷款资产项目的损失，使其按照实际价值得到反映，在负债方相应核减资本金。外资银行对呆账准备金什么时候提取、提取多少有充分的自，不受财务、税收部门限制，常常会在有计划地预提普通风险准备金的基础上，针对具体贷款风险提取专项呆账准备金，以便在实际风险损失发生时有能力自担风险。如某外资银行除计提1％一般准备外，贷款降为不良后，会根据贷款项目预期损失程度计提相应的专项坏账准备金。
国内银行对贷款的会计处理主要按照1993年财政部颁布的《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已设立了呆账准备金科目用于抵减资产价值。但呆账准备严格按照财政部确定的计提标准——年末贷款余额的1％提取，损失发生后由财政部门审批核销，存在呆账准备提取水平过低、提取方式单一、提取范围过窄和银行对准备金的提取和核销缺乏自主使用权的问题。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的银行财务管理制度既不利于及时揭示银行贷款风险，也不利于促进管理人员自觉控制风险。首先，银行资产负债表某个时刻的资产存量，是按历史成本计算原则而制定的，不能及时根据贷款的实际形态作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银行资产没有按其实有价值进行核算和反映，存在相应数量的账面“虚拟资产”，贷款风险不能及时在财务报表中得到反映。其次，贷款损失与经营利润不挂钩。商业银行的贷款收益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在贷款发放时确认的，而贷款损失则要到损失实际发生后才予确认，甚至由于财政部门出于税收考虑，损失发生后仍不能或不予确认，其结果必然是高估利润，在客观上会造成基层经营单位的贷款扩张冲动和管理人员“重贷轻查”的倾向。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贷款发生损失很难追究到个人责任，但湾收贷款时若熊收回贷款反而?艿玫浇崩庖苍谝欢ǔ潭壬献萑萘瞬涣即畹牟?/P>
(五)不良贷款处理策略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转化，国内银行重视清收。
外资银行在贷款发放后，客户经理会主动参与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贷款出现问题后，银行会成立专门小组，帮助借款企业渡过难关。如在某外资银行，贷款发放后，基于同客户建立长期信贷合作关系的理念，客户经理往往渗透到客户整个经营过程，利用银行网络优势，协助客户分析研究市场容量、市场份额、竞争对手等详细情况，并针对客户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详细的咨询指导意见。如果客户出现还款困难，也会尽量帮助其搞好经营，争取实现双赢目标。
国内银行普遍存在“重贷轻管”的问题，贷款发放后的后续管理没跟上，往往要等出现问题之后才被动研究对策。企业经营困难暴露后，往往急于抽出贷款，手段单一，主要靠处置抵押物或司法诉讼，容易雪上加霜，将企业置于死地。
二、外资银行信贷管理对我们的启示
综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成熟性上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了中外资银行在竞争能力、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上的距离。因此，借鉴国外银行先进做法，改革现有信贷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一)借鉴外资银行日趋成熟的信贷管理经验，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遵循信贷组织机构设置的三大原则，在现有信贷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信贷部门内部横向制约机制的作用。一是遵循相互牵制原则，即信贷组织各部门、各岗位、各权力之间形成一种约束制衡机制；
二是遵循程序定位原则，各部门各岗位、各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和授权批准，相互之间必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能超越职权；
三是遵循系统协调原则，各部门要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动作，理顺关系、增强实力、杜绝内耗。即规模较大的分行可在现有审贷部门、风险审查部门和资产保全部门的基础上，加设信贷资产组合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对全行信贷资产组合、资产多元化、整体信贷资产回收特点进行分析，对全行潜在集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银行监管机构、投资者提供报告，根据既定的整体资产优化策略对各业务部门、区域经营管理的信贷资产状况进行监察。还可设置信贷政策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制订地区性信贷政策、草拟信贷文件，与信贷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同时，应将风险审查部门与信贷业务部门在行政上的管理主线区别开来，以改变当前由于偏重业务扩张而忽视风险控制部门意见，导致风险审查部门事实上无法从组织上来制衡业务部门的弊端。
(二)树立以人为本、激励与约束并重的信贷经营管理思想，从人与制度上筑起防范信贷风险的双重闸门。
信贷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激励和控制，目前我国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强调通过制度加强控制，对人的激励显得不足。过份以责任制来制约信贷管理人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责任人为了避免出现贷款损失从而避免处罚，往往对有问题贷款在到期前进行不应有的展期或给予新贷款以收回旧贷款的本息，反而隐藏了风险；
为了将个人责任变为集体责任，往往将所有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推给审贷委员会研究决定，降低了工作效率。现时的问题应是强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信贷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陆。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打破目前信贷审批权限按行政职务大小层层下放的旧框框，实行审批放贷和行政完全脱钩。可按实际能力和以往业绩给予信贷管理人员相应审批权限，并每年进行一次审定，视情况决定提升或降级，创造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工作环境。第二，把实际工作中过多的负激励转为正激励。加强正面引导和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发挥员工的能动性，满足他们受到社会尊重的心理需要。第三，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化的报酬原则，调大绩效工资比重，破除行政级别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客户经理等级薪酬制度。
(三)客观评价银行信贷风险，改变信贷营销观念，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
我国银行业在信贷管理中往往陷入两个极端：一是灵活性过强。对上市公司、垄断性企业等客户群体，在信贷管理中放松条件，不顾企业负债总规模和偿债能力，为企业多头开户、盲目授信，甚至于违反国家账户管理、现金管理等有关制度，依赖垒大户带来的短期效益。二是过于教条。在商业银行贷款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仍然绝对主体，但在信贷管理中，过份强调形式上的风险防范，一味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手续，不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品种，消极逃避承担适当信贷风险的责任。灵活性过强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性，过于教条则制约正常发展。银行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不可能消除信贷风险，只能通过制度的完善适度规避信贷风险，对风险的过度约束必然制约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重新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观念，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营效益水平。
银行信贷会计工作总结范文第3篇
一、中外银行信贷管理制度的主要差异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防范，在长期的商业化经营中，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科学、规范的信贷管理体制和内部控制制度，对贷款原则、贷款程序、贷款审批、贷款风险分析，风险评定、风险控制体系等有规范而严格的要求，从而有效地控制了信贷风险。相比之下，国内银行的商业经营体制和信贷管理机制目前尚处在调整和逐步完善之中，诸多方面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结构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水平制衡，国内银行重视垂直管理。
外资银行在信贷组织上通常采用条块结合的矩阵型结构管理体系，信贷业务的组织除了有纵向的总行一分行的专业线管理之外，十分强调横向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制约，较好地实现了风险控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较佳结合。外资银行通常会设置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多个部门共同负责信贷业务的组织管理，如信贷政策制订部门、资产组合风险分析部门、业务管理部门、风险审查部门、不良贷款处理部门以及系统一体化管理部门等等。各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在业务上相互沟通、协作又相互监督。贷款审批是信贷风险的关键控制点，在这一环节，外资银行多采取由隶属于不同部门的授权人员共同审批的办法，三人或双人审批有效。如某外资银行广州分行，贷款审批由业务管理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共同负责，每一笔贷款的发放都必须由最少两名授权人员主管――独立思考后签字同意方为有效。分行长主要起协调管理作用，不直接参与贷款的审查与签批。审批流程呈横向运动特征。
国内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组织结构与专业银行时期相比，基本架构没有实质性的变动，仍是与行政体制高度耦合的“金字塔”型的垂直管理机构，表现为管理责任关系和信息的汇报渠道均为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网点之间以及机构内部行长、科长、经办之间的分级管理。与外资银行比，纵向管理链条过长，而横向的分工与制衡关系强调得不够。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各级分行进行了内部结构调整，相继成立了资产保全部和风险审查部门负责处置不良贷款、评估贷款风险，改变了旧体制下信贷部“一统”信贷业务的局面，但信贷政策管理、信贷资产组合风险管理等职责仍然基本由审贷部门承担，部门的细分化程度不够。贷款审批实行逐级上报、层层审批制度，行长或主管信贷的副行长具有最终决策权。审批流程呈纵向运动特征。
(二)风险防范意识和控制手段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事前防范，国内银行重视事后化解。
外资银行十分注重信贷风险的早期防范，将防范风险作为整个信贷业务流程的核心，在各个业务环节采取了多种措施防范金融风险。主要有：1、通过确定目标市场、制定详细的风险资产接受标准来筛选客户。如某外资银行每年会根据信贷政策委员会确定的地区最高额度指标，确立市场目标及风险接受标准，只有符合目标市场条件的客户才能发放贷款。业务管理部门通过行业研究，列出可接纳客户的条件及细节，包括对公司规模、管理者经验、股东资本、杠杆比率等方面的指标限制，信贷人员以此为依据寻找符合条件的客户进入贷款程序。2、通过现代计量方法和借助各种专用软件对客户进行动态评估与分析，并将评级结果广泛运用于信贷管理的各环节。3、建立大客户专管制度。大客户的贷款由总部统一专管，总部每年对其总公司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分公司申请贷款时在总的授信额度内统筹考虑。4、通过动态评占资产组合，尽可能地选择多种彼此互不相关或者负相关的资产进行搭配，以便分散风险。5、通过不定期的风险测试，提前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在某外资银行，风险管理部门会定期对贷款组合进行风险测试，通过假设某些宏观(政治/经济)事件发生，测量信贷资产可能遭受的影响。根据测算结果，一些敏感性贷款在五级分类中将被归为“可疑”类，有关客户的信用等级也会相应下调。6、设立独立机构评估风险与绩效。如果不合格，审核部门将及时给予改善建议，要求业务管理部门改进，并在6个月后复查，12―18个月后再次复查，直到确保风险隐患消除。
与外资银行相比，国内银行由于历史包袱较重，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存量风险的化解上，风险的早期防范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我国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开展市场细分工作，大多都是在审查借款企业的合规性，包括企业执照的合法性、是否年审、对外投资比例、有无违法经营行为等之后，就与企业建立信贷关系，对行业和企业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和个案分析，对如何科学搭配、合理运用信贷资产，将资产风险降到最低缺乏全盘考虑。这造成了近几年商业银行无论国有民营、无论规模大小盲目“抢大户”的情况，新增贷款大量涌入交通、电信、电力等垄断行业和上市公司，集中于少数贷款大户。贷款投向的高度集中，短期看虽然能增加银行盈利，降低不良贷款，但从长远看，贷款大户的系统性、行业性、政策性风险大，一旦发生贷款损失，对放贷行甚至整个银行业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在风险控制的其他环节，国内银行虽然借鉴外资银行做法，建立了风险评级制度，但信用评级一般只能在新客户申请贷款时和每年年初进行，不能即时反映风险，评级系统的可操作性、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量化分析模型设置的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以及评级结果的普遍运用也与外资银行有一定差距。
(三)人员制约手段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人员激励，国内银行重视人员控制。
外资银行强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业务开展和管理中给予了信贷管理人员充分的自。信贷管理人员通常享有较强的独立性，从总行到分行自成一体，各级分支机构的信贷管理人员由上一级甚至上两级信贷主管直接任命或指派，并对上一级信贷主管负责。在某外资银行，总部每年会对信贷人员进行专门培训，逐步提高信贷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水平，并根据其工作经验和能力，将其分为若干等级，授予相应信贷审批权限。信贷管理人员的“超然”地位既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独立思考空间，有效地避免了贷款的审批与发放过多受到行政干预，又充分调动了信贷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在外资银行，道德风险的防范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实行科学评价，动态管理。如某外资银行，贷款审批权限实行一年一定，独立考核部门借助业绩评价系统对信贷管理人员的“表现”打分，上级信贷主管据此决定提高或降低该信贷管理人员的审批权限等级。审批权限的动态调整一方面给信贷管理人员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督促其自觉控制资产质量，另一方面便于管理层在短期内能够查明风险、采取对策。二是通过设计科学的激励机制，采用财务激励措施，如股票期权制度、内部持股制度，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信贷人员自身报酬最大化和人力资本增殖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遏止信贷管理人员因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而偏离所有者目标的现象。三是通过设计相互制衡的组织体系，通过权力的分工和制衡实现人员间的时时制约和事先制约，有效制止内部人控制行为。
国内银行强调对员工加强控制。但国内银行内部制衡的组织体系尚未建立，各种财务激励措施尚未落实，贷款审批权也基本上是静态管理、多年难变，对人员的控制主要落实在贷款责任制上。各家银行建立了信贷资产质量第一责任人制度和不良贷款终身追缴制度，制定了详细的考核办法和严厉的处罚办法，期望在信息不对称、监督困难的情况下制约信贷人员的放贷行为，加大违规成本。一些要求和规定近乎苛刻，如一些银行规定新增贷款要实现“零不良”；
一些银行规定如果确因员工的过错形成不良，则经办人员将立即被解除合同，有关负责人也要受到相应行政处分。但事实上，由于存在信息严重不对称和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的问题，再严格、细致的责任制度也无法防范道德风险，近年来信贷人员违规事件以及内外勾结诈骗银行资金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便是明证。与不断加强的控制力度相对照，人员的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贷款审批权基本按行政职务层层下放，基层以及中层信贷管理人员自主决策的空间有限，积极性受到挫伤。另一方面，激励手段和措施仍然单调，基本还是传统计划体制下的老一套，主要的财务激励措施――按照绩效考核进行的奖励变成了固定奖金，实质上成为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
(四)财务管理制度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资产价值的真实性，国内银行缺乏提取准备的自主性。
对贷款的会计处理和计提呆帐准备金的实践是银行业管理和控制风险的基本要素。外资银行基于资产安全和经营稳健的考虑，十分注重按照审慎会计原则，在贷款的会计处理上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损失，真实反映贷款的实际价值。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在保持信贷资产账面数字不变时，在资产方设立对冲项目――呆账准备金用于备抵贷款资产项目的损失，使其按照实际价值得到反映，在负债方相应核减资本金。外资银行对呆账准备金什么时候提取、提取多少有充分的自，不受财务、税收部门限制，常常会在有计划地预提普通风险准备金的基础上，针对具体贷款风险提取专项呆账准备金，以便在实际风险损失发生时有能力自担风险。如某外资银行除计提1％一般准备外，贷款降为不良后，会根据贷款项目预期损失程度计提相应的专项坏账准备金。
国内银行对贷款的会计处理主要按照1993年财政部颁布的《金融保险企业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执行，已设立了呆账准备金科目用于抵减资产价值。但呆账准备严格按照财政部确定的计提标准――年末贷款余额的1％提取，损失发生后由财政部门审批核销，存在呆账准备提取水平过低、提取方式单一、提取范围过窄和银行对准备金的提取和核销缺乏自主使用权的问题。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的银行财务管理制度既不利于及时揭示银行贷款风险，也不利于促进管理人员自觉控制风险。首先，银行资产负债表某个时刻的资产存量，是按历史成本计算原则而制定的，不能及时根据贷款的实际形态作出调整，这就意味着银行资产没有按其实有价值进行核算和反映，存在相应数量的账面“虚拟资产”，贷款风险不能及时在财务报表中得到反映。其次，贷款损失与经营利润不挂钩。商业银行的贷款收益是按照权责发生制，在贷款发放时确认的，而贷款损失则要到损失实际发生后才予确认，甚至由于财政部门出于税收考虑，损失发生后仍不能或不予确认，其结果必然是高估利润，在客观上会造成基层经营单位的贷款扩张冲动和管理人员“重贷轻查”的倾向。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贷款发生损失很难追究到个人责任，但湾收贷款时若熊收回贷款反而能得到奖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不良贷款的产生。
(五)不良贷款处理策略上的差异――外资银行重视转化，国内银行重视清收。
外资银行在贷款发放后，客户经理会主动参与借款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帮助解决具体问题。贷款出现问题后，银行会成立专门小组，帮助借款企业渡过难关。如在某外资银行，贷款发放后，基于同客户建立长期信贷合作关系的理念，客户经理往往渗透到客户整个经营过程，利用银行网络优势，协助客户分析研究市场容量、市场份额、竞争对手等详细情况，并针对客户经营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详细的咨询指导意见。如果客户出现还款困难，也会尽量帮助其搞好经营，争取实现双赢目标。
国内银行普遍存在“重贷轻管”的问题，贷款发放后的后续管理没跟上，往往要等出现问题之后才被动研究对策。企业经营困难暴露后，往往急于抽出贷款，手段单一，主要靠处置抵押物或司法诉讼，容易雪上加霜，将企业置于死地。
二、外资银行信贷管理对我们的启示
综上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和成熟性上与外资银行有较大差距。这种差距直接导致了中外资银行在竞争能力、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水平上的距离。因此，借鉴国外银行先进做法，改革现有信贷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一)借鉴外资银行日趋成熟的信贷管理经验，按照权力制衡的基本原则，建立健全信贷组织管理体制。
遵循信贷组织机构设置的三大原则，在现有信贷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信贷部门内部横向制约机制的作用。一是遵循相互牵制原则，即信贷组织各部门、各岗位、各权力之间形成一种约束制衡机制；
二是遵循程序定位原则，各部门各岗位、各人员要有明确的分工和授权批准，相互之间必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不能超越职权；
三是遵循系统协调原则，各部门要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动作，理顺关系、增强实力、杜绝内耗。即规模较大的分行可在现有审贷部门、风险审查部门和资产保全部门的基础上，加设信贷资产组合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对全行信贷资产组合、资产多元化、整体信贷资产回收特点进行分析，对全行潜在集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银行董事会、高级管理层、银行监管机构、投资者提供报告，根据既定的整体资产优化策略对各业务部门、区域经营管理的信贷资产状况进行监察。还可设置信贷政策管理部门，专门负责制订地区性信贷政策、草拟信贷文件，与信贷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同时，应将风险审查部门与信贷业务部门在行政上的管理主线区别开来，以改变当前由于偏重业务扩张而忽视风险控制部门意见，导致风险审查部门事实上无法从组织上来制衡业务部门的弊端。
(二)树立以人为本、激励与约束并重的信贷经营管理思想，从人与制度上筑起防范信贷风险的双重闸门。
信贷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激励和控制，目前我国银行的信贷管理制度强调通过制度加强控制，对人的激励显得不足。过份以责任制来制约信贷管理人员，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责任人为了避免出现贷款损失从而避免处罚，往往对有问题贷款在到期前进行不应有的展期或给予新贷款以收回旧贷款的本息，反而隐藏了风险；
为了将个人责任变为集体责任，往往将所有贷款，无论金额大小都推给审贷委员会研究决定，降低了工作效率。现时的问题应是强化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信贷管理人员的主观能动陆。可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打破目前信贷审批权限按行政职务大小层层下放的旧框框，实行审批放贷和行政完全脱钩。可按实际能力和以往业绩给予信贷管理人员相应审批权限，并每年进行一次审定，视情况决定提升或降级，创造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工作环境。第二，把实际工作中过多的负激励转为正激励。加强正面引导和管理的同时，充分尊重和发挥员工的能动性，满足他们受到社会尊重的心理需要。第三，改革现行工资分配制度。坚持市场化的报酬原则，调大绩效工资比重，破除行政级别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客户经理等级薪酬制度。
(三)客观评价银行信贷风险，改变信贷营销观念，正确处理好风险管理与提高效率的关系。
我国银行业在信贷管理中往往陷入两个极端：一是灵活性过强。对上市公司、垄断性企业等客户群体，在信贷管理中放松条件，不顾企业负债总规模和偿债能力，为企业多头开户、盲目授信，甚至于违反国家账户管理、现金管理等有关制度，依赖垒大户带来的短期效益。二是过于教条。在商业银行贷款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仍然绝对主体，但在信贷管理中，过份强调形式上的风险防范，一味要求提供抵押担保手续，不能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品种，消极逃避承担适当信贷风险的责任。灵活性过强实际上是没有原则性，过于教条则制约正常发展。银行本质上就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不可能消除信贷风险，只能通过制度的完善适度规避信贷风险，对风险的过度约束必然制约商业银行的正常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重新树立正确的信贷风险观念，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前提下，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营效益水平。
银行信贷会计工作总结范文第4篇
我国银行业外部监管环境的变化
央行提出社会融资总量概念并修订M2口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发生变化。鉴于商业银行表外贷款和非金融机构融资规模成为重要的融资来源，长期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2011年初人民银行在其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这一指标纳入了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企业债券发行、非金融企业股票发行、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及其他金融创新等多种融资形式。目前中国的货币存量已经非常庞大，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主要以数量工具为主，而非价格工具，这和发达国家更多依赖基准利率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形成鲜明对比，于是数量化的调控必然要求调控对象的精确化。从历史来看，央行往往在固定时间新增人民币贷款数据，并根据数据情况适时实施调控。但近年来金融总量快速扩张，银行体系外的直接融资比例增速很快，其他信托贷款等各种形式的融资规模上升，新增人民币贷款指标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因而，为了精确定位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强化货币政策效果，需要引入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补充指标。
在我国当前的金融结构中，间接融资仍占主导地位，银行信贷在整个社会融资总量中仍占据较大比重，调控银行信贷仍是央行重要的政策目标。从过往做法来看，央行主要将货币供应量指标M2作为货币调控目标。但在直接融资快速发展，第三方支付已经成为市场上重要兴起的支付形式的背景下，修订并扩充M2指标就成为央行面临的现实选择。根据央行设计的具体方案，扩充后的M2在现行现金、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计算口径之外，还将增加了一些口径。例如其他金融性公司在存款性公司的存款、住房公积金存款、委托存款，以及实体经济部门持有的银行理财、外汇存款、地方政府存款等。近年来，中国金融创新呈加速之势，很多金融产品实质是银行存款的一种替代，例如处于繁荣中的银行理财产品和货币市场基金等。这些存款替代工具的出现，导致传统的M2统计口径已经不能真实反映货币流动性的创造。事实上，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一直对金融市场的关注程度不高，但近年间国内金融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经济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居民的金融资产迅速增加以及企业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占比迅速扩大，导致传统统计口径造成了对货币供应量的低估。这客观上要求央行革新广义货币供应量M2指标，监测并反映这些金融创新的内容，以便增加货币政策的针对性。社会融资总量概念和M2的扩充统计，将使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发生相应的变化，而作为政策调控的关联方，商业银行必须关注这些变化对自身的影响。
央行取消贷款规模转而采用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工具，银行信贷管理和调控方式发生转变。2010年，我国通货膨胀率高企，全年CPI达到了3.3%，超过了政府此前预设的目标值。尤其是下半年CPI节节走高，并呈难以控制的势头，并迫使政府将2011年CPI的控制目标提升为4%。在控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政府当前工作首要任务的背景下，为了从货币政策角度有效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冲动，消除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从2011年开始，人民银行一改以往在年初匡定各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做法，转为采用动态差别准备金率进行信贷管理和调控。鉴于历史上每年年初银行业信贷投放的冲动较为明显，银行对于信贷规模管理往往能够变通执行，在央行的信贷规模管制并不十分有效的背景下，动态差别准备金工具很大程度上是一项转变银行信贷管理，有效体现监管当局流动性控制机制的常规工具。
根据人民银行的计算方法，
动态差别准备金率=银行稳健性调整参数×(按照宏观稳健审慎要求测算的资本充足率―银行实际的资本充足率)
这一式子反映出央行还是将资本充足率作为衡量银行信贷行为的主要参考因素，并通过对稳健性参数的调整，区分针对各类银行的具体监管行为。具体而言，银行稳健性调整参数主要考虑银行的稳定性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稳定性状况主要用流动性、杠杆率、拨备率等指标和年度审计结论，以及信用评级变动、内控水平和支付情况及案件等因素进行衡量。至于信贷政策执行情况则用银行的信贷投放领域，“三农”及中小企业方面的信贷投放等进行衡量。在计算公式中，按照宏观稳健审慎要求测算的资本充足率为8%的法定最低资产充足率、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和逆周期资本缓冲三者之和。而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和逆周期资本缓冲，正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变革中“巴塞尔协议Ⅲ”引入的监管指标。根据央行的设计，确定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将考虑一系列因素，如银行资产规模、金融市场关联程度、交易对手种类及交易量、市场份额、客户群体影响程度以及替代性(提供支付、清算、托管等服务)。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涉及到系统性重要银行的确定，目前主要为工农中建交，其他银行是否列入这一范围则以交行为分界参照系确定。而对于逆周期资本缓冲，计算公式为：
逆周期资本缓冲=银行对整体信贷顺周期的贡献度×[银行贷款增速-(GDP目标增速+CPI目标增速)]
其中银行对整体信贷顺周期的贡献度，参考全部贷款/GDP的比率偏离长期趋势值的程度和银行对整体信贷偏离度的贡献两个指标。动态差别存款准备金的提出，体现出央行希冀借助这一指标将资本充足率监管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起到抑制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和波动，回收过多流动性的目的。虽然这一指标一度被认为过于复杂，操作也不够方便，但央行运用其作为新的信贷管理与调控手段的意图并没有因此改变，商业银行势必需要关注这个指标所带来的各方面影响。
银监会启动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工具，银行业面临新的监管框架。我国的信贷调控一般由央行制定规模计划，再由各银行执行，而很多年份商业银行均突破了这一指标，调控效果存在差异。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通过政策信号来调节预期，效果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足以立竿见影地遏制商业银行投放冲动，这也是央行开始创新调控工具的原因。而鉴于银监会在逆周期资本监管和微观风险监管方面有更多的指标和手段，可以在特殊时期有效调节商业银行的投放节奏和行为，更能直接控制效果。如2009年银监会在银行信贷投放大潮中实施了一系列逆周期监管手段，对于银行业在快速扩张中守住风险底线，防范系统性风险，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保障信贷均衡投放的同时，也有助于商业银行防范风险和稳健经营。在这一背景下，2010年银监会首次被赋予了信贷投放的调控职能。根据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趋势，以及“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的现实，银监会自2010年底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型监管工具，主要涉及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拨备率、流动性四个监管工具。与以往相比，除了资本充足率之外，其他三个指标均是首次引入，属于新的监管指标。如对于拨备，目前国内普遍使用拨备覆盖率来衡量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比例，多数大型银行计提比例已经超过150%。在此基础上，此次又引入动态拨备率指标。这一指标定义分为拨备/信贷余额，初步的监管指标设定为2.5%，并对各类银行达标指定了期限。另外，此次引入的杠杆率指标定义为银行的一级资本除以表内外总资产。其中表内资产按名义金额确定，表外资产则通过换算纳入表内计算。而更为细化的是，对于非衍生品表外资产按照100%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转入表内，对于金融衍生品交易采用现期风险暴露法计算风险暴露。至于流动性指标，则用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衡量，这一指标主要用于维护银行的流动性不至于因为“黑天鹅”事件受到影响。可以预计，银行业采取新的监管指标体系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约束将更为具体，对业务方面的影响也将较以往更为明显。
金融监管新格局下银行业的策略应对
资本充足问题将成为银行业发展的重要依托资源，这将促进银行业经营更多地考虑资本约束和资本管理。在新的金融监管格局下，资本是商业银行最重要资源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如央行在货币政策工具方面的一大创新，就是在差别准备金率方面引入资本充足率等监管指标，甚至将其作为重要考量指标，银行若要避免被执行差别准备金，要么减少贷款投放，要么只能提高资本充足水平或稳健程度。两相比较取其轻，银行要赢利就难以减少信贷投放，那么资本充足率就成为重要的业务保障。通过此举，央行完美地将资本充足率监管与货币政策相结合起来。可以预期，差别准备金率将成为今后央行制度化和常规化的政策工具。同时，银监会的四项新型监管工具也首先强调资本充足率，这使得对于资本的消耗考虑将成为银行业务发展的重要关注因素，今后银行资本约束和资本管理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从国际层面来看，2010年末的“巴塞尔协议Ⅲ”的主要内容，一是增加了由普通股和利润留存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指标，要求不得低于4.5%，并将一级资本充足率从现行的4%上调至6%，而资本充足率保持8%不变。二是为平滑经济周期和信贷周期带来的银行资本波动，引入资本缓冲运行机制，包括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的资本留存资本缓冲，以及与信贷过渡增长挂钩的逆周期资本缓冲。
目前可以看出，随着国内各项监管工具的逐步落实，商业银行的资本要求逐步增加是一个趋势，银行的资本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资源。短期看，由于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整体资本实力较强，流动性充足。如2010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12.2%，比年初上升0.8个百分点；
加权平均核心资本充足率为10.1%，比年初上升0.9个百分点。截至2010年末，281家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过8%，符合“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表面看起来形势似乎比较乐观。但我们也应看到，目前国内经济增长对银行信贷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轻，银行对公业务仍占据业务份额的绝大部分，导致银行的资本消耗仍很大。我国目前属于“巴塞尔协议Ⅱ”与“巴塞尔协议Ⅲ”同步实施的时期，今后一段时期也正值我国银行业发展面临严重不确定时期，银行发展中面临的资本约束问题可能越来越突出，必须特别关注银行业的资本约束和资本管理问题。如果银行的资本管理工作赶不上，此前信贷扩张的势头将就此打住，银行的高速赢利势头势必受到抑制。
银行业目前强调发展中间业务的战略受到挑战，现有发展思维和业务结构可能发生改变。银监会的动态拨备率和杠杆率两个指标的计算对象均以银行的全部资产余额为基础，这可能会影响银行的中间业务发展战略。如，不同于现行的不良资产拨备覆盖率，即将启用的动态拨备率指标以银行全部信贷余额的2.5%计提。另外，杠杆率指标的计算基础也明确为银行的表内外资产，表外资产也需要按照一定系数折算到表内。这两个指标的引入可能会引发银行对于发展思维和业务模式的重新思考。例如，现在各家银行强调对公业务和对私业务协调发展，纷纷大力发展零售业务，目的既是提高中间收入占比、改善收入结构，也是寄希望于通过发展零售业务降低资本消耗、缓解资本压力。但如按照动态拨备的监管要求，对公和对私业务均一视同仁，银行发展零售业务的一些优势将不可避免的丧失。另外，由于银行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入，表外资产变得越来越复杂，表外业务已经成为银行一项重要的中间业务。而杠杆率指标在防止银行从事大量表外产品交易引发的风险，特别是复杂衍生品投资所带来风险的同时，也可能降低银行从事表外业务的积极性，并进而导致各银行中间业务战略的改变。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引入的新监管工具，保持了国际监管中强调前瞻性和长期稳定性的特征，但这也会造成银行的放贷行为受到一定干扰。新的监管框架在加强银行风险控制，指导银行科学合理进行信贷投放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将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冲动，尤其是对于贷款效益相对低下的中小企业和涉农服务，未来银行可能会表现得比较谨慎。再加上中国银行业股东分红结构和未来再融资的情况也将会被新的监管指标所改变。这些将最终反映为银行发展思维和业务结构上的变化。
金融监管纳入宏观调控体系成为一种趋势之后，银行业现有风险管理的要求将增强。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范围内的一些会议，例如G20峰会、IMF和巴塞尔委员会等，除了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问题，这些会议的议题开始关注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监管，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管政策、实现更为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等内容，监管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将监管政策提升至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样重要的高度，并将其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一部分，已经逐渐成为趋势，我国目前也正在顺应这一趋势。银监会的四大监管新工具和央行的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也在遵循这一理念，商业银行必须适应这一变化。如央行在社会融资总量统计口径中，引入了企业债和股票发行两项重要的证券资产来源，这预示着未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可能出现转变。即从控制通胀或经济增长的单一实体经济目标转移兼顾实体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上来，重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虚拟经济的调控则离不开金融资产价格，尽管目前我国的金融调控还未将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独立调控目标，但央行已将资产价格作为辅助监测指标纳入了货币政策操作的视野，这将影响银行风险管理的视角。而在银监会的监管取向中，四大监管工具的出台也正是在对房地产信贷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进行风险控制的背景下出台。
银行信贷会计工作总结范文第5篇
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小微企业是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的核心。对于占金融业资产总量90%以上的银行业而言，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方面是增加总量，提高支持实体经济的绝对数额；
另一方面是调整结构，优化支持实体经济的结构比例。在结构调整方面，做好贷款的行业分布， 保障贷款行业分布既能够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导向要求，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演进的趋势和规律，又能够突出自身的优势和特长，提高市场竞争力，这是每家商业银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回顾及现状
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的一个典型特征是行业分布不均，在某些行业的贷款占比较高，而另一些行业的贷款占比较低，且差距较大。这一状况在商业银行改革以前存在，商业银行改革后仍然存在。就近年的情况看，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匀的问题依然存在。
（一）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历史回顾
1994年以前，在国家专业银行改革为国有商业银行之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情况较为突出。
表1反映了某国有商业银行1986～1992年贷款行业分布情况， 具有如下特点：（1）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情况十分明显。银行用于农业领域的贷款占比较低， 工业领域的贷款占比较高，尤其是重工业领域贷款占比最高，在重工业的细分行业中贷款分布也不均， 电力和能源行业占比较高，而加工制造类工业占比较低。（2）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情况持续存在，在部分行业中的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从该国有商业银行的数据看，8年中该行的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善， 反而呈逐步加大的态势。
银行商业化改革启动之后，虽然银行业经历了多种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第一至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先后提出要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步伐，必须把银行办成现代金融企业，以及加快建设现代银行制度等，但是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情况仍然存在。从表2可以发现，在1999～2006年间我国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中呈以下趋势：（1）工业、其他短期贷款占比较高，农业贷款占比较低。（2）尽管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情况持续存在，但不同行业贷款占比的差距有逐渐缩小的态势。工业、建筑业行业贷款占比稳中有降，商业贷款占比持续较大幅度下降，农业贷款占比持续稳步上升， 不同行业贷款占比的差距逐渐缩小。
（二）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现状
就目前的情况看，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状况依然存在。表3显示了17家上市商业银行贷款的行业分布 ① ， 其中第二产业中传统制造业贷款占比较高，而农业和新兴产业贷款占比较低。2007～2011年贷款占比较高的行业包括：制造业，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这5个行业合计占贷款总额比例的平均值是85.55%。
贷款占比较低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建筑业，这5个行业合计占贷款总额比例的平均值是4.7%。
从行业贷款占比来看， 行业贷款占比最高的制造业是最低的农林牧渔业的近500倍。
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在各家上市商业银行中都有突出表现，而且各家商业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呈高度一致的态势。在17家上市商业银行中，9家商业银行其他服务业贷款占比最高，8家商业银行制造业贷款占比最高。各家商业银行贷款占比较高的行业集中分布在其他服务业，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没有一家商业银行在农林牧渔业，采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的行业贷款占比可以排到前五位。
二、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成因
（一）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
银行业作为宏观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发展过程中自然会受到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也正是如此，宏观调整政策是银行业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成因之一。
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导致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途径包括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直接决定商业银行贷款行业投向， 以及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间接引导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业投向。
首先， 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直接决定商业银行贷款行业投向，造成贷款行业分布不均。改革开放前，我国为了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 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独家垄断并按照国家意愿来配置信贷资金的模式。
[1]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国家继续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计划信贷制度。从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行使央行的职能，国家专业银行进入企业化改革阶段，三家政策性银行陆续组建，股份制银行纷纷创建，城市及农村金融体系不断充实，但是银行与财政相互补充，共同为经济发展提供推动力的情况依然存在，直接导致贷款行业分布不均。
其次，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商业银行贷款行业投向，造成贷款行业分布不均。1998年，政府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一系列改革，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计划管理的模式，信贷计划由指令性计划变为指导性计划。
[1] 然而，宏观调控政策在间接调节商业银行贷款行业的投向方面作用重大。如国家的区域经济振兴规划、行业发展战略、淘汰落后产能的制度规定等，都直接影响商业银行在不同行业贷款的风险和收益，商业银行出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导向和自己利益的考虑，会相应调整贷款的行业投向，从而引发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再如，监管机构也要求商业银行要根据国家宏观调控的要求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在贷款行业的管理方面，不断改进信贷投向管理技术和手段，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产业政策相一致等，也会引发贷款行业分布不均。
（二）行业发展特征的影响
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与行业发展特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行业发展对于要素需求的差异，行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风险收益不同等，都造成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
首先，行业的要素密集程度不同，对于资金的需求存在差异，造成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以要素密集度作为分类标准，行业可以分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金密集型行业主要分布在基础工业和重工业领域，如钢铁业、一般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化工、重型机械工业、电力工业、房地产业等。上述行业的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多为基础工业和重加工业，可用于抵押的不动产较多，自然容易得到商业银行的贷款支持。劳动密集型行业、 资源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劳动力、资源、技术的依赖性较大，而对资金的需求相对较小，其从商业银行融资的需求较少，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对这类行业的贷款占比较低。再者，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较高，子行业较多，也容易导致贷款资金占比较高。
其次，行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风险收益不同，导致其获得贷款的能力不同，进而引发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处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行业， 其风险与收益水平也不一样。
[2] 按照一般的分类，可将行业生命周期分为幼稚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同一行业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风险收益呈现不同的特点， 幼稚期收益较低甚至为负，风险较大；
成长期收益增长迅速，风险也随之增长；
成熟期收益趋于稳定，风险相对较小；
衰退期收益开始下降，风险再度凸显。行业生命周期与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之间存在累计因果循环关系，发展较好或处于成熟期的行业贷款存量较大，在获取商业银行信贷支持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 从而易于获得信贷支持， 进一步导致该行业易于获得商业银行贷款， 最终形成贷款存量的增加。
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按照行业生命周期来看，其处于成长期，因为在这个阶段风险较大，获得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相对较难， 行业贷款占比较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较小也是佐证。
（三）银行逐利性的影响
商业银行作为经济主体之一， 其经营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为此，商业银行会制定相应的信贷业务发展战略并研发相应的产品， 以实现其经营目标。
在市场的配置机制和商业银行逐利动机的影响下， 商业银行的贷款资源逐渐从低收益行业流向高收益行业，造成贷款行业分布不均。
首先， 商业银行的贷款策略导致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在国内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商业银行收入主要来源于信贷业务。
如2012年上半年，17家上市银行的平均非利息收入占比仅为16.15%，其中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为13.72%， [3]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利息收入均超过其营业收入的70%，这直接决定了商业银行在业务发展中会特别重视信贷业务。在银行同业激烈的竞争下，为实现盈利目标，部分商业银行率先提出贷款集中投向大行业， [4] 其他银行在策略制定时迅速效仿， [5] 最终导致各家商业银行的贷款策略基本趋同，贷款较为集中地投向部分行业。同时，目前我国各行业发展不平衡，部分行业贷款收益率较高且不良贷款率较低， 商业银行作为理性的经济行为个体，发放贷款的目的是逐利，因此只有能为商业银行带来较高收益的行业才能获取更多贷款，而不能带来足够收益的行业较少或者无法获得贷款，结果同样会导致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在某些行业。
[6]
其次，商业银行为实现盈利目标而研发相应的贷款产品，造成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商业银行提高经营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是，降低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或降低风险事件的损失。为此，商业银行在贷款时除了评估借款人的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外，还会积极寻求抵质押担保作为第二还款来源，并将抵质押物视为最主要的信用风险缓释技术，以期通过抵质押物降低或转移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及损失程度。不动产因为价值较大不宜变动而受到商业银行的青睐，因此，商业银行研发的信贷产品往往有不动产抵押。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不动产抵押贷款的占比为79.97%，其中房产抵押占比为48.96%，土地抵押贷款占比为31.01%。
[7] 这一做法也会导致缺少不动产抵押物的行业难以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而有足够的不动产抵押物的行业就易于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造成贷款的行业分布不均。
三、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负面效应分析
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对于宏观经济、行业发展和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利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综合来看，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特别是部分行业贷款集中度较高存在的弊端更加明显。
（一）不利于宏观经济发展
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会通过两种途径对宏观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一是通过影响其他行业发展，从而间接影响宏观经济发展，二是对商业银行自身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直接影响宏观经济发展。
首先，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影响其他行业发展，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银行信贷资金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按照美国金融学家哥德斯密的“引致增长效应理论”，银行对经济的引致增长效应主要源于将储蓄在各种投资机会中进行有效分配， 提高投资的边际收益率，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8] 然而，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可能导致贷款过于集中的行业资金较为充裕，其他要素与资金要素配置不成比例，信贷资金利用效率低下；
而贷款较少的行业资金极为紧缺， 其他要素不能有效利用发挥其效能。
上述两种情况下行业发展都可能出现问题，从而影响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同时，我国的社会资金大部分是通过商业银行进行分配， 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将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正常运行，不利于国家开展宏观调控调整行业发展，并最终影响经济发展。
其次，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影响银行业自身发展，并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平稳发展。
银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 贷款行业分布不均会直接加大银行业的经营风险，从而影响宏观经济发展。贷款集中投向关联行业时， 相当于商业银行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些行业绑在一起， 银行经营将更易于受到行业经营周期的影响，[9] 一旦集中贷款的行业出现经营失利或市场变化将引发风险积聚，并可能蔓延至其他行业，甚至可能引发系统的风险并导致危机。
[10] 巴塞尔委员会在2005年召开的会议中提到， 从过去25年的银行危机中可以发现， 贷款集中投向相互关联的几个行业是十分危险的。
如美国德克萨斯州在大力发展能源行业时，衍生带动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当地这两个行业的相关性很高且同时获得银行的巨额贷款，但是当其中一个行业衰退期时， 相关联的行业也陷入衰退，导致银行业坏账大范围出现， [4] 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发展。
（二）不利于产业优化升级
从中观的产业层面看， 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也不利于产业的升级。
首先， 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从三大产业结构看，截至2011年底，它们占GDP的比重依次为10.1%、46.8%、43.1%，呈现“二三一”的特征，与发达国家1971年的水平基本相当，进一步优化的潜力较大。同时，目前我国总体上正在由工业化的中级发展阶段向高级发展阶段过渡，工业发展存在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较大， 需要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对不同行业予以合理的支持， 从资金投入方面助推产业结构调整。
然而， 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贷款集中在第二产业和重工业，没有从资金配置方面为稳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促进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会因此而受到不良影响。
其次，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不利于产业的升级。对比表3和表4可以发现，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值高于这些行业贷款金额占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比值。我国要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急需更新制造业的技术和设备，需要大量的资金。从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的情况看，虽然2007～2011年商业银行对制造业投放的贷款占贷款投放总额的比例都在25%以上；
然而，同期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均在30%以上。可见，商业银行贷款并没有有效满足制造业的资金需求。再者，我国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而商业银行贷款资金不足同样不利于加速推进这一进程。
（三）不利于银行自身发展
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对银行业自身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单个商业银行受自身资金规模、经营管理能力的限制，将有限的贷款资金集中投入几个行业， 可以降低管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水平，增加贷款投放的精准度， 并增强贷款监管能力 [11]，进而提高核心竞争力。但即便如此，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对于银行业自身发展的弊端也是极为明显的。
首先，贷款行业分布不均不利于商业银行提高盈利能力和收益水平。其原因在于：（1）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收益水平和风险水平，受行业生命周期的影响，不同行业发展存在高峰错位的态势，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广泛可以充分利用行业的收益和错位发展获取较高的收益；
（2）商业银行在不同行业投放贷款的收益会受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在某一行业投放贷款初期，随着贷款规模的增加，贷款的边际收益会呈现增加的趋势，当行业贷款存量达到一定规模后，贷款的边际收益开始下降，总收益的增长趋势随之趋缓；
[2] （3）任何行业都有可能经历繁荣和衰退的周期，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在个别行业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必然积聚风险，一旦国家产业政策调整或市场行情发生变化，导致这些行业走向衰退，信贷风险就会突显，造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
其次，不同行业的风险与收益是不同的，商业银行贷款行业过于集中易于诱发风险。
一是银行内部贷款行业集中度较高，行业系统风险较大；
二是不同银行贷款行业分布呈高度雷同态势， 加剧了行业竞争，市场竞争压力较大，易于导致恶性竞争风险。
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在我国银行业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如2012年部分上市商业银行的半年报显示，兴业银行、 平安银行制造业新增不良贷款占全部新增不良贷款余额的比例为78%、70%，浦发银行制造业不良贷款占全行不良贷款余额的比例超过50%， 这与银行在制造业贷款占比较高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是如此，国外的部分银行特别注重贷款的分散化发放，从贷款发放规模、 发放行业以及发放对象地理位置三方面加以控制， 并将其作为降低贷款风险的重要途径。如2007年，美国富国银行商业贷款的投放对象呈现高度的行业分散化， 发放贷款额最多的10个行业中， 比例最高的小企业贷款也仅仅占11.4%，其余均低于5%。
[12] 相比之下，我国商业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太高。
四、优化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的建议
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对于宏观经济发展，产业优化升级和银行业自身的发展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正是如此，必须结合商业银行贷款行业分布不均的成因，积极采取措施加以优化调整，从而不断发挥其积极作用并降低负面影响。
（一） 结合国家政策导向， 在对机构自身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行业信贷政策
银行业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其发展中势必受到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但其经营的高风险性决定自身发展不能盲从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在贷款投向方面，需要紧跟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导向，在对本机构的实力和优势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推行差异化的竞争战略，确定重点支持的行业以及不同行业的贷款比例和准入条件，并在业务发展中予以重点支持。同时，根据政府的政策导向，始终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促进产业优化升级。
（二）加强行业分析研究， 在准确判断行业发展前景的基础上确定重点支持行业
从外部环境看，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对不同行业的支持力度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从行业自身看，不同行业贷款的信用风险水平不同，同一行业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风险和收益特征。商业银行在确定贷款的行业投向时，必须做好行业分析工作，准确把握市场供求关系和产业发展变化趋势，全面评估贷款行业投放规模和预期收益水平，[2] 在行业之间合理分配信贷资金。也可以通过行业研究分析，建立市场信息预测体系，在对行业发展前景进行准确研判的基础上，率先进入特定行业，谋求战略的主动。
[13]
（三）不断扩大收入来源， 逐步降低商业银行对于贷款利差收入的依赖程度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结构和信用文化等，决定了利息收入仍然是商业银行利润的主要来源，由此诱导商业银行在贷款业务发展中热衷于向高利润行业进行信贷的集中投放，造成贷款行业分布不均。对此，从长远看，商业银行需要不断扩大收入来源，降低对贷款利差收入的依赖程度，为调整贷款行业投向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从短期看，商业银行内部需要不断加强贷款集中度的管制，完善贷款集中风险计量方法，建立对贷款集中的授信预警线。
[4] 同时，商业银行要注重贷款规模在行业之间的均衡分布，通过上收审批权限和规定利率浮动范围的方式主动调节信贷资金在行业之间的分配，在突出主导行业和优势行业的同时，兼顾行业之间的相对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