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1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3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胡德香，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翻译心得体会【五篇】,供大家参考。
翻译心得体会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变译；
伦理；
中国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变译伦理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9BYY11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德香，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研究、翻译批评及文化研究。杨荣广，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伦理学、翻译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围绕“学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题，开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谐为目标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全球化语境下多元复杂的生活世界为背景，就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中“以文化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为基本底色”①的各种关系提供了丰富思考，体现出高度的哲学反思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说到底是对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学化、技术化的病毒研究，也离不开对人的考量，揭开技术面纱，其背后潜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学技术尚且存在伦理价值问题，更何况与人类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的翻译实践。因此，从哲学视角反思翻译当中的伦理问题就显得非常迫切而意义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间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纳与冲突相克共生的话，作为沟通桥梁的翻译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和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伦理”的本意是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学”是研究“行为准则和人与人之间的义务的学说”（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896页）。翻译在本质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语言为介质的人与人关系，各种关系最终体现为译者决策中所需要考虑的面向各个翻译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如何处理翻译中的各种关系，也就成了翻译伦理关注的问题。中国哲学所主张的道德观念、行事准则、为人态度以及教育原则等，对翻译伦理研究颇有启迪。本文结合近年翻译界对伦理和译者行为的研究，拟从变译基本概念出发，运用传统儒道哲学及《论语》《道德经》等关于伦理的经典观点，从跨学科视角探讨变译的伦理基础、价值属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问题。
二、何为变译伦理？
首先，什么是变译？变译由中国学者黄忠廉提出，是“译者根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仿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黄忠廉19）。变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行为一直客观存在，变译理论作为对变译现象的理性思考从其诞生之日起也始终在翻译理论史的長河中时时闪现，并在当下翻译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大背景下进一步深化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变译过程分析，描述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缺乏对变译行为价值合理性的考量，而变译的核心理论，只有究其哲学及精神基础，方可得出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与思想轨迹。有鉴于此，本文将围绕变译的特点，探讨变译伦理的本质属性、规范及内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据，变译的理据除了语言学、翻译学等理论支撑外，还在于其背后的社会伦理或心理基础。要谈变译伦理，需从翻译伦理说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译成汉语是“翻译伦理”，意思是关于何为“好/善”的翻译的观念、信仰和规则。正因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译伦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关于应该如何翻译的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译文应该如何规范的问题”。换言之，对翻译伦理的探讨需要研究翻译活动的一系列思想源泉、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从翻译过程或文本出发，探讨译者所遵循的原则、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译活动的一些标准和规范，并以此为准绳对其他翻译进行评价和判断。比如译文应该忠实于什么？原文及作者？还是译文与读者？抑或委托人？赞助人？当不同文化差异导致冲突的时候，译文应该忠实于谁？等等，类似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关乎译者的意识形态或思想观念。
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对人伦关系的阐述主要围绕的就是人生、人性与人心。《道德经》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自己。同理，翻译能够亘古不变，是因为其目的不是为了译文本身，而是为了原文生命的延续，从这一点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译本质与道家思想殊途同归，即认为翻译是为了让“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作中得到最繁盛的开放”（胡德香70），使原作获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让翻译之生命延续，则取决于人，即译者。《论语》有言：“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给我们观察人的方法，不仅看其行为和表面，还要看其动机与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与心地，将无遁形”（钱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谓道者，即为人心，此处的人心不过是种种记忆思想之集合，是译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学大师梁簌溟认为，“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其基础”（梁簌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7），钱穆也说“一切人文演进，皆由这个心发源。”在钱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则是一种哲学”（朱人求12）人文研究离不开对人心的研究，这个心即是精神。变译伦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译活动参与者，包括译者、出版者、读者、评论者等构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见，翻译伦理也是翻译心理，是探究“翻译行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这一命题，反映的是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翻译伦理子系统的变译伦理，其基础就是变译心理，也就是如何处理变译中的各种关系。
汉语当中对“伦理”一词的理解，与“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几乎等同于道德。《现代汉语词典》“道德”的解释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281页），按中国传统哲学观念，“道德”意为社会中“能以彼此相安共处的一种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认和共信便成为当时当地的礼俗。凡行事合于礼俗，就为其社会所崇奖而称之为道德；
反之，则认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与人生》202）。借用到翻译中来，就是译者按照一定准则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文本进行改变以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或审美要求。变译伦理的核心就在于，变译行为是否合乎社会的礼俗或准则，而社会礼俗准则的关键则在人心。
翻译之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因何而变与如何变通则取决于译者的心理。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思想也不谋而合。切斯特曼强调伦理问题即是译者的责任心问题，认为译者的忠诚既不是针对原语文化，也不是译入语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决定接受翻译项目，或承诺出版某种译作，译者就应该保证实现跨文化关系中稳定的互利互惠关系（Chesterman167-168）。简言之，译者伦理是对整个翻译职业而言，忠诚的是某种超越文本的精神层面的东西。译者所付出的努力与翻译结果产生的价值是成正比的，而译作的价值除去直接的经济收益，最终就是其对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对双方利益以及为增进社会幸福做出的贡献。
从这个角度说，判断译者翻译行为是否合乎伦理的标准不在于是否忠实于文本，而在于译者的翻译行为是否能够增进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整体利益。
三、中国哲学视角之变译伦理内涵
国学大师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朴（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国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国语言也是用心的语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鸿铭6-14）。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
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冯友兰3-5）。《论语》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奠定了儒家为人行事的基本准则，即注重仁德，讲究忠信。
一切行为皆离不开人的心理活动。梁簌溟指出人类社会的心理学基础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与人类生命是统一的，“要从生活来看生命，来说生命，而离开人的种种活动表现又无生活可言；
这些活动表现于外的，总不过一则是偏动的本能，二则是偏静的理智罢了”（梁簌溟《人心与人生》13）。该见解用于解释翻译中的变译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当的，变译伦理也在人心。翻译取决于译者心，翻译伦理就是对译者的心理研究，译者的心，不过是种种关于翻译的记忆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动的本能，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自然会做出调整变动，然而，偏静的理智又告诉人们必须遵循原文，忠实于作者，这一动一静之间的拉锯，构成了译文的面貌。很难说哪个译者或译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实于作者，即便主观上愿意如此，在客观实践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种现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译实践中可谓数见不鲜。严复首推的信达雅，其中心点是对原文的忠实。然而，他自己的翻译却是“不忠实”的，这一点他本人也承认“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且告诫读者不要向他学习，“勿以是书为口实也”（严复136）。此处无意分析严复作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和动机及其翻译的好坏，只欲说明译者心理与行为上的矛盾。类似的译者不计其数。林纾虽然宣称自己的翻譯之讹，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错在助手，而实际他是“明知故犯”，“手痒难熬”，随意发挥之处不胜枚举。像他那样“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的人在各国翻译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钱钟书87）。这些现象与中国哲学的理想人格“内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国哲学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们在日常行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会和人伦道德；
但心灵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冯友兰6-8）。落到翻译上，就是对忠实心向往之，而行动上的变译则属社会需要和人伦道德作用的结果。
根据儒道哲学对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论点，可以得出对变译伦理的认识：首先，变译伦理是一种哲学理念与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传统中国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说明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物极必反，事物不会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翻译当中的转化与改变是客观规律，也是道的作用。不仅译者面对原文时要变，成品之后的译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需要改变，这也是为什么每隔数年就需修订或重译的原因。“变以致用”是变译伦理的价值诉求。众所周知，翻译中的绝对忠实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完全做到。同时，也不存在绝对脱离原文的流畅译文。正因有了各种变通，才使林纾那样的翻译“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译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钱钟书89）。傅雷的译作几乎全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因为“十八世纪人士的谈话，与现代的中国话往往格调不合，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要把原作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绝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见，变者，译之所倚也。
其次，变译伦理是一套关于译者之心的哲学理念与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准则、规范等的学说，而非具体针对某些作品、某个译者，甚至某一类型的翻译。译者之心是超越个体、本质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东西，因为种种的记忆思想，都需依赖或运用语言文字而完成。语言文字不是某社团和个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个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会人群里所公认且共用的那套语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会人群里的种种记忆和思想。无论是博学的译者还是初级译者，都具备一定关于翻译的种种集体记忆和思想，从而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心理，而这些共通共有的东西就构成了我们开展翻译、审视译文、评价译者等一系列活动的价值基础。中国译者的心理本质上包涵儒道各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代翻译家的实践和认识中得到印证。正是这些深深植根于译者之心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记忆构成了译者之心并引导着译者的选择和决策。
第三，变译伦理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围绕翻译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问题的探讨。因此，变译伦理既是认知，也是行为。纵观中西翻译史上对忠实通顺、直译意译、准确性可接受性的争论，都可以归结到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形神问题。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强调宇宙的阴阳平衡，万物周而复始，老庄哲学中涉及形神关系的论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语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淮南子·原道训》中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
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都表示了以神为主，以形为辅，神贵于形的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联系②。翻译史上无论是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善译”，还是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及至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说，都体现出中国译者意识和行为上对传统文化崇尚的美、和谐、神韵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
“韵者，美之极”（罗新璋11）。这些论述中的“神韵”体现了传统哲学的“以神为主”，大多翻译实践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时能够将原文之艺术变成译文当中的艺术。
四、哲学审美视角之变译伦理外延
《道德经》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强调心灵保持虚和静的至极笃定状态，不受外界影响，日常行为中需遵循相对恒定的伦理与准则。由此而产生的中国哲学传统有虚实相生的特点，即冯友兰所说的“为学、为道”的区别，前者指“增加积极的知识”，是“实”的一面；
后者指“提高心灵的境界”，是“虚”的一面，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冯友兰5）。这为变译伦理奠定了认知纲领。从哲学层面来看，“变译”更多属于“为道”范畴，其意义不单是为实践做参照。同样，变译伦理命题的提出不能说仅仅是为翻译实践做评判标准，也不能以此为批评的具体依据，而是为更好地理解变译乃至翻译本质，进一步剖析译者行为事实和行为目的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视角拓展本土翻译研究的理论价值。
变译伦理对于译者和翻译过程而言，取决于译者心；
对译作阅读的读者和评论者而言，则在于读者心、论者心。人们经常会把翻译伦理与价值、好坏等概念相联系。符合一定伦理规范的被认为是好的、成功的翻译，反之则被认为是不成功甚至是坏的翻译。例如，我们在评价译作时，会冠以“某时代译者普遍拥有的价值观念”，“某原语或目的语文化所持有的观念”等说辞，翻译是一系列行为，这一系列行为可以通过其翻译策略来进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准则规范控制的，准则规范又是从特定人群喜欢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准则规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蕴含着价值的取舍。
《文心雕龙》所言“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就是指文章需变通，才能流传。翻译的功能既是传播，也离不开具体操作上的变通。历代翻译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们善用变译之手段，达到翻译目的的。严复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但若仅用他提出的信来审视他的翻译实践，不考虑时间、语境及各种关系，对翻译妄加批评，总体上是有失公允的。“严复所关注的并不是翻译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经由翻译输入的思想怎样可以对中国读者产生作用”（王宏志94）。严复虽“非正法”的变译是“更宏观的翻译手段”，是“特定条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黄忠廉64），可见，读者、社会现实等效用方面，包含经济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实践的原则取向。需从变译结果看伦理，从伦理推断翻译过程。从虚实相生来看，译者心理伦理为虚，译文效果为实，需抓大放小，必须是伦理评判加实际译文评判，不可偏废。一味的伦理关照或译文评价，都不足以反映译文的全貌。也正因为此，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伦理原则和诗学原则共同作为翻译批评的原则。“虚实相生”也是我国古典美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经过理论家的阐述与发展，逐渐形成了“神韵”“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说中国哲学强调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体与融合；
而西方则更注重物我两分的关系。诺德及功能学派将翻译的忠实fidelity改为忠诚loyalty，其实就是将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前者强调对原文的忠实，后者注重翻译目的或功能的达成。切斯特曼区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两种，都包含着伦理价值的取舍，评价翻译，是看完成任务的好坏？是否达到委托人的目的？实现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的功能作用？这些判断都过于具体，变译伦理总体上关注是否弘扬了一定时期一定人群认可的价值观念。
对翻译伦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论，一蹴而就，需从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对翻译原文的选择也是有价值取舍的，二十世纪以前的翻译材料多是外国传教士选择的关于宗教题材的作品或小说，不是因为其文学价值被译介，而是为其教化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需要，加上个人趣味、意识形态的改变以及越来越多的接触机会，更多西方的文学作品被逐步翻译成汉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伦理应该注重境遇性。“好”与“不好”是相对的，对翻译伦理的考察也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翻译观念、对象文本、翻译目的等作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伦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进而也就为变译伦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间。
变译伦理的客观存在并不导致随意篡改原文、译无标准可循的结果。无论理解存在多少的差异，无论读者怎样发挥主动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义内核的，译者必须首先培养对原文的欣赏能力、再现能力，然后才学习节译、重写、改写等技巧，再学习解构方法，挑战权威，颠覆原文。倘若译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义，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译，若是有意为之，那不如自己原创；
若硬要用创造性叛逆为自己辩解，则难免被人识破而被诟病，这一点应该是翻译人的价值共识。当然，某些译者的创造性改写或有意识误译则另当别论。
其实，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也想努力逐步摆脱过分强调个体与竞争特性，而更趋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认为理想的社会活动是“在合作基础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机体”（Bodde72-73）。这是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中国思想体系后得出的结论，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二十世纪后半叶至今的翻译研究转变，更多学者转向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领域，认为翻译“既是政治和诗学问题，也是美学与伦理问题”（Bassnet19-20）；
另有人指出，翻译伦理涉及到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其重点在于对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复杂的个体，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Pym6-7）。可见，无论翻译研究作何转向，对相关文本、社会背景、译者行为及心理的研究将会得到日益突出的关注，从而为变译伦理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注脚。
五、结语
翻译心得体会范文第2篇
［关键词］目的论；
广告；
广告翻译
经济全球化深深影响着翻译界。随着国际化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加,广告翻译也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传播媒体越来越多样化,如报纸、广播、电视、国际互联网等,而他们的生存都要依靠广告。翻译者发现自己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跨文化交际。
一、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目的论
什么样的译文才是好译文?大部分人都认为译文应该准确清楚地表达原文的意思。确实,传统上许多语言学家都认为译文应该从文体以及其他语言学特征上与原文相同。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了一种热潮,人们认为应该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应,即看读者是否能获得和原文一样的心理反应。
Nida认为功能对等就是要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是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应。对等不能只局限在文字本身,他把判断对等与否的大权交给了读者的心理反应［1］。在Nida看来,翻译就是要在目的语中以最自然的方式重现原文中的信息,首先是重现意义,然后是风格。最好的译文读起来应该不像译文。要让原文和译文对等就必须使译文自然,使译文在译文读者心中的反应和原文在原文读者心中的反应相似。
Vermeer的目的性理论(skopostheories)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目的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费米尔(VemeerHansJ)于1978年在《普通翻译理论框架》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德国的功能翻译派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代表人物是卡塔琳娜莱斯(KatharinaReiss）,费米尔(HansJ.Vermeer)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Nord）。诺德进一步完善了目的论。诺德给翻译下的定义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化。翻译使由于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障碍而无法进行的交际行为得以顺利进行。”［2］诺德以译文的目的为准则，为译文的改译和增删提供了标准。根据目的论，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即一切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Theendjustifiesthemeans)(Nord,2001)。诺德将翻译的目的分为三种: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目的(如传递信息)以及使用特定的翻译策略或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使用直译以体现源语的语言结构)。通常情况下,“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那么目的从何而来呢?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initiator)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但当发起者因专业知识不足或其他原因对译文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目的［3］。目的性原则要求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翻译理论所强调的原文和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要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即应以实现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4］。
功能派创造性地提出的目的性原则,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修正了传统的“忠实”标准,扩展了可译性范围,并增加了翻译策略,要求翻译活动必须依据翻译目的,以文本目的为翻译过程的第一准则使得翻译更贴近实际，对广告翻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广告翻译的目的性和特征
目的论认为,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决定翻译的方法。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PeterNewmark,1981）在他的《翻译方法》（ApproachestoTranslation）一书中,根据文本不同的内容、文体和功能,把文本分成三种类型:信息文本、表达文本、呼唤性文本。广告被列入呼唤性文本［5］。不同类别的文体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因而对翻译的要求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各有不同。要做好广告翻译,首先要弄清广告文本的目的和功能。
著名的美国市场营销协会(AmericanMarketingAssociationAMA)给广告下了这样的定义:Advertisingisthenonpersonalcommunicationofinformationusuallypaidforandusuallypersuasiveinnatureaboutproducts,servicesorideasbyidentifiedsponsorsthroughthevariousmedia.(广告是由特定的广告主通常以付费的方式,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对产品、劳务或观念等信息的非人员介绍及推广)。另外有种说法是“广告是个人或组织通过有偿取得的媒介,向一定的社会群体宣传其商品、服务或观念,并劝说他们购买或采取相应行为的活动”。据此可知,广告作为一种竞争性的商业行为,其目的是争取消费者,因而必然是以消费者为中心,投消费者之所好,供消费者之所需,以打动他们的心弦,促成其购买活动。这是商业广告的唯一目的,也是商业广告翻译的唯一目的。
一般来说,广告须遵循KISS原则,即“Keepitshortandsweet”。广告应力求简洁,一方面为商家节约投资,另一方面利于消费者的接受。不同文化的消费者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广告文体风格也会因地域和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在翻译广告时,译者要特别注意去了解目的语文化的广告规范,使译文风格符合译语读者的品味。也就是说,广告翻译要遵循译入语的广告语体风格,要尊重译语文化,注重译文读者的反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广告翻译实现它的预期功能,有效地把产品介绍给译入语消费者,并促其购买产品。
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运用
三、目的论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
目的性法则决定了译者在广告翻译中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译文语体、读者反映和译语文化。广告翻译方法的选择要由具体语篇的目的或功能来决定。也就是说,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
（一）广告翻译要符合译语广告文体的语言风格
由于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的不同,中西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审美习惯。中国美学强调中和之美、含蓄之美，重主观印象。这种美学标准表现出注重平衡、协调、融和的审美特征。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讲求音韵和谐,形式对称，用词空泛含蓄，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西方哲学强调分析型抽象理性思维，重理性，重形式，强调主客体分明。这种审美观表现在语言形式上就形成了用词平实明快，句式结构严谨，修辞重简洁的特点。这种思维审美心理上的差别表现在广告语言上就是英语广告常使用一些简单朴实的词句，体现为一种简洁明快的美；
而汉语广告常常辞藻华丽，成语迭用，体现出一种华丽的美［6］。如：
崂山，林木苍翠,繁花似锦，到处生机盎然，春天绿芽红花，夏天浓荫蔽日，秋天遍谷金黄，冬天玉树琼花。其中更不乏古树名木。景区内，古树名木有近300株，50%以上为国家一类保护植物，著名的有银杏、桧柏等。
这则介绍崂山的汉语广告采用了中国人喜爱的四言八句式，形式对称、辞藻华美,读起来音韵和谐，迎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很容易获得预期的效果。但译成英语时，就需要考虑社交语境的审美心理，删去无意义的信息，再现原文的内涵意义，突出信息传递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因此可译如下：
LaoshanScenicAreaisthicklycoveredwithtreesofmanyspecies,whichaddcreditforitsscenery.Amongthemover300areconsideredrareandprecious,halfofwhichareunderStatetop-levelprotection.Themostfamousspeciesincludegingkoandcypress.
又如我们通常会碰到这样的广告：“XX已获得国际和国内大奖”、“省优部优”等等,这主要与中国人较相信权威有关,但在提倡“个性”的西方国家,人们可能更注重个人的品位,不大在意官方的评论,这样的广告对西方人来说是晦涩难懂。我们更多地应该以实验数据、客观事实来说话，以符合西方文化观念和习用语言结构模式，达到刺激购买欲望的目的。
(二)广告翻译应注重译文读者的感受
目的性法则决定了广告翻译应注重译文读者的感受,迎合消费者心理。由于宣传对象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背景,为了投其所好、避其所忌,同一条广告的翻译,针对不同的宣传对象会有不同的版本。为了达到商业目的,译者甚至可以不顾原文而再造一条广告。
例如Whisper卫生巾汉语音译为“护舒宝”。“Whisper”的英文意思是耳语、密谈,其意富含女性用品的形象性和女性味。而翻译为中文时,则传达给中国女性消费者该产品的功能和优良品质。宝洁公司的洗发用品Head&Shoulder汉译为“海飞丝”也是一个佳例。如果仅根据原文直译为头和肩或像台湾翻译为“海伦仙杜丝”,消费者听到或读到都茫然不知所谓。而译为“海飞丝”,词义的高雅文体和语用特征很容易就使人们联想起洗发类产品。电视广告配以青春少女飘逸柔顺的秀发随风飞扬的画面,在消费者中自然会激发强烈的购买欲望。又如举世闻名的“CocaCola”的中文译名“可口可乐”。Coca乃南美产的药用植物,Cola则为非洲产的硬壳果树木。这两个词除了表示两种植物的名称，似无其他的含义。它的中译不仅双声(可、口)叠韵(可、乐以国语为准)顺口，还可口,还可乐,符合中国的消费者的传统观念，也就是凡事图喜庆，可以说这种译名对此汽水在中国的风行有着巨大的影响。
（三）广告翻译应尊重译语文化
从目的论上看，翻译要求由目的语文化决定，原文只是起提供信息的作用，译者只有综合考虑了广告的翻译要求才能在翻译中更好实现广告目的，最有效的翻译不一定是忠实地再现原文。因此在广告翻译中,必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忠实而忽略翻译目的,忽略目的文化环境而导致的翻译失败。一种出口干电池的商标叫“白象”,英译成“WhiteElephant”。象在中国是吉祥的象征，可是awhiteelephant在英语中意为“沉重的负担”（aburdensomepossession）或“无用而累赘的东西”（useless）。这样的翻译显然是失败的。再如,“鸳鸯枕”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夫妻恩爱,但如果译成“MandarinDucksPillowcase”,其语用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难以实现广告翻译的目的,不妨将其译为“LovebirdsPillowacse”更符合西方消费者的审美心理,并促成其购买行动的实现。又如：
在四川西部，有一美妙去处,它背依岷山主峰雪宝顶，树木苍翠，花香袭人，鸟声婉转，流水潺潺，它就是松潘县的黄龙。
OneofSichuan""""sfinestspotsisHuanglong,whichliesinSongpanjustbeneathXuebao,themainpeakoftheMinshanMoutain.Ithaslushgreenforestsfilledwithfragrantflowers,bubblingstreamsandsingingbirds.
翻译这段旅游广告时，译者注意到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没有把黄龙译成“YellowDragon”，而是根据译文的文化语境译为“Huanglong”。在多元化的世界里，因各民族制度、信仰、道德观和价值观千差万别，人们往往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联想、看法和理解。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全部文化。语言禁忌反映了风俗的不同。文化差异影响着广告译文预期目的的实现。因此,一个成功的广告翻译需要译者巧妙处理广告所要传达的信息及不同国家间的语言文化差异。译者不能仅仅局限于原文,还必须注意原广告中的文化意义,甚至还要根据受众国的情况表现和丰富原文中没有的文化内涵,使广告中的民族和传统文化更好地表达出来,从而达到宣传产品,促进销售的目的。广告翻译中文化意义的有效转换不仅能产生经济效益,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结语
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活动,应以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为首要原则,即遵循译文的目的性原则。广告是一种功能性很强的实用文体,广告翻译也应遵循译文的目的性原则,使广告功能在译语文化中顺利再现。为此,广告翻译应从译文语体、读者反应以及译语文化三个方面着手,采取各种灵活的译法,最终确保译文功能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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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心得体会范文第3篇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影视翻译;体现
ヒ胝呤前岩恢钟镅曰蛱逑狄氤闪硪恢钟镅曰蛱逑档娜,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文化艺术建构的重要参与者。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翻译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译者主体性逐渐得到体现和发展。影视业的发展已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影视业得到了空前长足的发展。影视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我国进入了WTO之后,全球的一体化发展使得影视传播逐渐突破了国界,我国的电影、电视业和其他国家电影和电视业得到进一步交流和融合,使得影视翻译显得更为重要。一部影片翻译的优劣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在非本土语言国家的发行拷贝量和观众满意度,进而影响其经济效益和影片影响力。因此,影视翻译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根据近来影视翻译理论研究取得的成果,结合近几年影视翻译实例,本文对译者主体性在影视翻译中的体现作一积极的探讨。
ヒ弧⒁胝咧魈逍
ヒ胝咴诜译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翻译的主体,这已为翻译界所公认。但是,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和因素的影响,译者主体性在我国很长一个历史时期被忽视,译者主体性体现得不明显,尤其是“”的十年特殊历史时期,出现了译者主体性甚至被扭曲的现象。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我国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文化交流的不断增强,翻译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译者主体性逐渐得到体现和发展。
ゲ槊鹘(2003,15-24)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这个论述表达得比较全面规范,为大多翻译界人士所认可。一般来说,翻译主体译者的主体性本质表现为三个特征:一为能动性,二为受动性,三为为我性。影视翻译作为翻译大家庭中的重要的一员,同样具有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三种本质表现特征。正是由于译者主体性在影视翻译中得到体现和发展,才让世界各国观众,突破不同语言的障碍,互相得到沟通和交流,当你坐在中国的影院欣赏中文版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时,或者坐在美国的影院欣赏英文版中国大片《卧虎藏龙》时,你会发自内心地为译者创作出五彩斑斓的影视世界而折服。
ザ、译者主体性在影视翻译过程中的具体体现
(一)译者能动性在影视翻译中的体现
ビ笆右稻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经过几代译者的努力和实践,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影视中外文字对比直译的局限,译者已将影视翻译视为融入自己的主观审美意向的一种艺术创造。在影视翻译中,需要译者的视域和原文本的视域不断融合,二者相互理解和融合。为了达到这种融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以自身的知识结构为基础,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走出自身视域的限制,努力拓展新视域。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凸显,使翻译后的影视作品不显得生硬、苍白无力,使作品有血有肉、更具感染力。
ト:弗兰克•达拉邦特执导的美国影片《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有下面的对白:
Fear can hold you prisoner.Hope can set you free.A strong man can save himself.A great man can save another.
ブ币氤芍形氖:“你害怕可以容纳囚犯。希望你可以自由设定。一个强有力的人能拯救自己。一个伟大的人能挽救另一个。”影片中,译者是这样翻译的:“懦怯囚禁人的灵魂,希望可以感受自由。强者自救,圣者渡人。”译者融入自己的主观审美意向,将“害怕”译作“懦怯”, 将“一个强有力的人能拯救自己。一个伟大的人能挽救另一个。”译作“强者自救,圣者渡人。”这样的翻译,让观众更容易接受和喜爱。
タ梢运,一部影视作品,由于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体现得好,使翻译后的影视比原作有一定的突破,并有所超越,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带给观众赏心悦目的视听享受。
(二)译者受动性在影视翻译中的体现
ビ捎谑芾史、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任何国家,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都会受到一定的权力和话语的限制,西方国家虽然号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但是也不例外。也就是说,没有绝对行为自由和话语自由。译者的翻译行为必然受到他所处国家、社会、民众、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限制。
ト:罗伯特•富斯特 (Robert Fuest) 执导的奥斯卡经典英国电影《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中,依莎贝拉和埃得加有这样一段对话:
Isabella:Its a brothers duty,dear Edgar,to introduce his sister to some other type than fops and paoe young poets.
Edgar:Oh,you want a dragon?
Isabella:Yes,I do,with a fiery mustache.
ド衔目梢哉庋翻译成中文:
ヒ郎贝拉:这是一个做哥哥的责任,埃得加哥哥,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那些花花公子或者弱不禁风的文人吧。
グ5眉:哦,你该不是想嫁一个龙骑兵吧?
ヒ郎贝拉:是的,还长着火红的大胡子。
ト绻这样翻译,中国观众听了会产生疑惑,因为在东方文化中,“龙”有强大、 高贵之意。埃得加怎么把“龙骑兵”和“花花公子或者弱不禁风的年轻诗人”等明显带有贬义色彩人物相提并论呢?其实,在西方语言中,“龙”代表着邪恶、野蛮,“dragon” 的确是带有贬义色彩的,因此,如果翻译成“龙骑兵”,中国观众会以为是“皇家骑兵”之意。但这个对话中,显然前后矛盾。所以,译者根据中国的文化、风俗习惯译为:
グ5眉:哦,你该不是想嫁给一个野蛮人吧?
ァdragon”由原本意“龙骑兵”译为“野蛮人”,就是译者的受动性在影视翻译中的体现。类似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ニ以,在影视翻译中,译者的受动性在影视翻译中必然有所体现。
(三)译者为我性在影视翻译中的体现
ッ拦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译学专著《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一书中,把翻译活动分为四个步骤: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信赖就是译者不能完全脱离原文背道而驰,要基本“理解”原文和原作者,在理解原文基础上,把自己的主观因素“侵入”原文,只有“侵入”了才能做到“吸收”,“吸收”毕竟不全面或有所偏误,于是“吸收”后需要进行“补偿”。最终,译者用现在的语言把已经理解了的“自己的东西”表述出来。
ト:罗伯特•斯蒂文森执导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简•爱》(Jane Eyre)中罗切斯特和简•爱的一段对话:
Rochester: So come out at last.You shut yourself in your room and grieve alone.Not one word of reproach.Nothing.Is that to be my punishment? I didnt mean to wound you like this.Do you believe that? I wouldnt hurt you not for the world.What was I to do? Confess everything I might as well have lost my life.
Jane Eyre:You have lost me,Edward.And Ive lost you.
ヒ胝呤钦庋翻译的:
ヂ耷兴固:总算出来了。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个人伤心。一句责难的话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这就是对我的惩罚?我不是有心要这样伤你,你相信吗?我无论如何也不会伤害你,我怎么办?都对你说了我就会失去你,那我还不如去死。
ゼ•爱:你已经失去我了,爱德华。我也失去了你。
ピ谟笆臃译中,译者的翻译行为是以其翻译目的为指导的。为了达到各种翻译目的,译者会调动他各种能力、采用不同策略,对原文本进行取舍、修改和补充,甚至为了自身的目的,对原文本某些语言做全部的改变。译者为我性在翻译中的“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的程度,正是译者为我性在影视翻译中的体现。
ヒ陨纤述的译者主体性的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的三方面。不是对立的、矛盾的和相互割离的,偏重、贬抑或夸大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对主体性的片面理解。只有这三个方面的辩证结合,才能实现译者主体性本身的内在要求。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译作的完善和完美,得到我国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ト、结 语
ビ⒐学者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在《翻译、改写和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一书序言中指出:“翻译就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其意图如何,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理论” 。影视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能完全以某种中立客观的方式呈现原文,而是会发挥其主体性,以实现其翻译目的。主体性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
プ苤,译者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才使影视的魅力和神韵得以展现、丰富和发展。译者的创造性工作,使影视焕发出更加迷人的魅力,让世界各国观众,突破不同语言的障碍,互相得到沟通和交流,享受五彩斑斓的影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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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心得体会范文第4篇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大学英语 翻译教学 翻译教学生态系统
一、引言
翻译在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的题型设置由单句翻译改为段落翻译，比重由5%增至15%，内容更涵盖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这一调整，进一步凸显了翻译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给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增加了难度。
立足于自然生态与翻译生态类似性的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主张以生态学的整体观考察翻译教学系统，挖掘系统内部的关联内涵，对传统的翻译理念提出新的认识（宋志平，2012）。本文尝试以生态翻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翻译教学系统各成分之间的关联内涵，探索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新的路径。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概述
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理性的视角研究各种翻译问题的范式。该范式借助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性，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以东方生态智慧为支点，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主张以生态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生态整体（胡庚申，2013）。
1.生态整体性和“适应/选择”理论
生态翻译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思想，强调对翻译生态系统进行整体综合研究。翻译生态系统是容纳所有与翻译活动相关的，涉及语言、文化、交际等许多方面的系统。系统各组成成分之间相互作用，才使得系统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种整体综合的思想强调对翻译生态系统和各内部成分的整体性研究。
生态翻译学理论借用达尔文的“适应/选择”学说的原理，提出探讨具体翻译问题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并对翻译的本质、过程和方法等一系列翻译现象进行新的解释。“适应/选择”理论对翻译过程的描述如图1（胡庚申，2013：87）所示。
在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下，翻译活动被理解成由译者主导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循环的过程。
2.生态理性
在生态理性特征的宏观指导下，生态翻译学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和关联性思维，强调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依赖，主张用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实现翻译生态的整体协调。翻译生态系统有三个突出的理性特征：注重整体/关联、讲求动态/平衡和倡导多样/统一。
首先，翻译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系统内部各组成成分相互关联，各相关利益者互动，任何一组成成分的变动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动。其次，翻译生态系统内部具有自我调节进而实现系统平衡稳定的能力。翻译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是通过翻译活动主体与外部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实现的。最后，多样/统一注重同时关注各种事物的共性和个性。
3.“事后追惩”（post-event penalty）
“事后追惩”是生态翻译学视域下对翻译活动的评价体系的要求。它不是事先对译者提出“说教”、“警告”，而是强调在翻译活动的每一阶段由译者做适应性的选择，译事之后由翻译生态环境所遵照的“汰弱留强”法则对译者和译出不同形式的裁汰。
三、生态翻译模式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现状
一直以来，翻译都是大学英语教学的薄弱环节，教学普遍存在重听说轻笔头的现象。即便《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提出要增强学生的翻译能力，2006年起也将翻译题纳入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但是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译”的技能始终处于边缘化的状态。接下来笔者尝试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分析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现状。
生态翻译模式下的翻译教学系统是一个整合一体的生态系统，教师、学生、课程等都是该生态系统中主要的生态因子，各因子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以此实现整个翻译教学系统的和谐统一。但实际教学情况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翻译教学未被重视，翻译教学生态环境不和谐。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这一生态系统中，学生、教师、课程等生态因子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只有各个生态因子正常发挥各自的作用，整个系统才能实现和谐统一。但在目前的教学活动中，学生作为该生态系统的主体部分，在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举足轻重，却对翻译有一定的认识误区，认为英语学好了翻译能力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作为另一个重要生态因子的教师，仅仅重视词汇和语法知识的讲解，轻视学生翻译能力的训练。课程在该教学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合理的课程设置和课时安排，能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主体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所占的权重较低，因此面临教学内容多但课时少的尴尬局面。
第二，教学活动以教师为中心，生态群落主体意识模糊。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群落”指的是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人，以译者为代表（胡庚申，2013：92）。教学活动中的翻译学习者理应属于译者范畴。作为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的主体，部分学生过度依赖教师，忽视自己的主体地位，自身主体意识相对淡薄。目前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仍然是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讲解――学生练习――教师讲评。课堂上学生被动接受教师对翻译技巧的讲授，然后完成翻译练习。他们很少能在教学活动中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更不会思考自己在翻译技巧运用中的问题。久而久之，教师“满堂言”的教学模式便使学生失去对翻译学习的兴趣。
第三，学生翻译综合能力欠缺，多维角度失衡。生态翻译模式下的翻译方法可以概括为“三维”转换，即译者在产生译文时，应努力做到原文和译文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等维度的协调平衡。然而，在学生课堂翻译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译文不能实现“三维”转换，只重视语言维而忽略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译例不胜枚举。学生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字句的理解和翻译上，而不能在语言、文化、交际等方面进行适应性的选择转换。
第四，评价标准单一，关联序链断裂。生态翻译学理论把从“翻译”到“自然界”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认知视野延展的链条称为“关联序链”（the relevance chain），如图2所示。
图2表明翻译与自然界的互联互通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的道理，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和社会之间也是紧密相连的，如图3所示。
该链条清楚地表明了教学生态系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即作为生态主体的学生的翻译作品要得得到社会反馈。反观如今的翻译教学则是闭门造车，学生的翻译作品仅由教师进行讲评，好坏仅凭一家之言。这种单一的评价标准，导致作为生态主体的学生缺乏外界的刺激，更没有竞争可言。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生态翻译模式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存在一些不足，而2013年翻译题型的难度和权重的增加，尤其是翻译内容又涉及中国文化，这无疑需要我们用全新的思路审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四、生态翻译模式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
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各生态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进而实现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存。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学生是独一无二的核心，教师、教学内容和教学环境等其他生态要素都应该服务于这一核心。
第一，创造和谐统一的教学生态环境。生态翻译学认为，各生态子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于翻译学习方面。传统的重听说轻笔头的观念应得到调整，翻译能力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以此创造一个良好的翻译教学环境。在此基础上，教师和学生之间可通过多种途径建立一个和谐的翻译教学生态环境。教师可充分利用云端资源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以此弥补课时少、内容多、时间短的缺陷。此外，各式各样的社交网络能更好地实现认知主体、认知客体及认知工具的生态交互，更好地实现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里翻译主体和翻译生态环境的双向关联互动。
第二，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学生和教师是两个最重要的生态要素，二者应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尽管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为中心”，但笔者认为在教学生态系统中，教师的作用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肯定的一点是，学生处于中心地位，教师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起指导和协助的作用。教师可以和学生平等交流，共同进步，实现教学相长。
生态翻译模式下的师生关系应该是翻g生态环境中各翻译主体间的平等互动。一方面，教师应用整体的眼光看待整个翻译教学活动，进而发挥多重作用。首先，在大学英语有限的翻译教学中融入基本翻译理论、技巧和方法的讲解，提高学生的翻译理论水平。其次，延伸课堂教学空间，加强文化渗入。面对课堂教学中“资源少，内容多，时间短”的情况，教师作为生态翻译教学中的引导者，可以充分发挥网络课堂的作用，将与时俱进的翻译素材上传到网络学习平台，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同时，为应对四级翻译对文化因素的考察，教师应扩充以文化为导向的作品或译论，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从而更好地应对翻译题型的调整。
另一方面，学生不再是课堂活动的配角，而是整个翻译教学活动的主宰者。在教师把控大方向进行指导的同时，学生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各自独立完成翻译实践；
然后通过相互评判，实现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第三，凸显教学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系统内部的关联性。生态翻译学强调整体观，所有的部分都与其他部分及整体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系统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从而使系统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胡庚申，2013：102）。英语各项能力是互联互通、相互促进的，应该用整体的眼光看待英语能力的提升。
目前的翻译教学生态系统中各生态子系统缺乏关联性。教师片面强调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而不注重培养人文素养。最近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翻译题型的调整，不仅测试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还考查学生的综合文化涵养。新题型的考试内容涉及中国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更凸显了文化与语言教学的重要性，这使得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还要强化学生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了解，不仅要凸显教学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还要注重各子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性。此外，学生在进行翻译实践的时候还要关注文本的翻译生态环境，真正实现整个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生态系统的和谐关联。
第四，追求多元化的翻译评估体系。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是生态翻译模式下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关键一步（宋志平，2012）。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为中心，表现为一种整体性和过程性思维，因此翻译教学系统评价体系也相应地强调过程取向和主体取向。评价系统不应该只是教师对翻译作业的讲评，译文的好与坏也不再由教师一人评定。生态翻译模式下的翻译课堂强调“汰弱留强”的法则，尊重学生的评判和选择。通过学习互助小组的形式，成员可以对彼此译文互相评判，保留优秀译文，淘汰劣质译文，评选出“三维”整合角度最高的译文，实现译文的“优胜劣汰”。与此同时，成员之间可以交流翻译技巧，分享翻译实践的心得体会。这种学习互助小组的形式改变了传统的教师作为唯一评价主体的评判模式，可以大大调动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和学习积极性。成员通过互评也能及时收到“社会反馈”，总结教训，提炼经验，从而更好地提升翻译水平。
五、结语
翻译题型的调整，要求在教学中增强文化渗入，注入更多文化因素，而注重整体性和关联性的生态翻译学刚好能为此提供新的思路。生态翻译学把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视为一个动态的系统，系统内各个生态因子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强调应用整体的眼光统筹整个翻译教学生态系统，发挥每一个生态因子的作用，实现整个系统的和谐统一。同时，在生态翻译模式下，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中心，教师是引导者和参与者，师生是平等互动的主体。应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师生互动，从而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翻译题型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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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 翻译 文化 翻译高潮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翻译是一种“从语义到文体在译入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的过程”。[1]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往往会发现翻译之难往往并不在于句子层面的复杂，而是在于对语言背后的不同文化的理解。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但体现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它也渗透于整个中国的翻译史中。本文就是透过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高潮的分析来探讨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从发展的角度深化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这对我们的翻译活动也有一些启示作用。
一、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
中国翻译历史源远流长，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分别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晚清西学翻译。[2]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高潮
“我国译论的论述一般都从三国说起，有史记载的翻译活动与宗教直接有关。”[3]佛经翻译从东汉恒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至宋趋于势微。佛教的说教迎合了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需要，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和提倡。这次翻译高潮给中国文化带来了重大影响。在此过程中译家辈出，留下了许多精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对后世的翻译事业及翻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
这次翻译高潮的兴起与欧洲一批耶稣传教士联袂来华不可分割。为了叩开远东古老关闭的大门，又不使中国人感到他们侵略扩张的异质，天主教教会决定派遣教士到东方宣传教义。他们在向中国译介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科技文献的同时发展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因此，传教士翻译的西洋科学书籍，在一定程度上也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发展了当时中国的科学领域。
（三）、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翻译高潮
清朝后期，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洋务派认为，了解西方最有效的途径是翻译。翻译的科学技术著作，一方面起到了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在科学研究的起步与进展。初期主要是翻译“船舶、造枪炮”等技术著作。后期以翻译西方哲学人文著作为主，文学翻译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二、从中国翻译史看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史，“人们的认知水平、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翻译这项活动的发展，使人们对于翻译有了正确的认识。”[4]通过中国史上的这三次翻译高潮，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中国的“自我中心”文化传统对翻译的大体方向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自建立之日起，便自认为是中央之国。在这样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佛经翻译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译者通过删减、改写等方式对原语文化进行改造，把佛教的观念转化为中国的思想。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翻译的高潮也深受这种文化中心的影响。传教士们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对中国的文化做足了准备工作。除了学习多年的汉语和中国经典，他们会见皇帝时也是身着儒衣儒冠。他们采用“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的手段传播天主教。而对于晚清的西学翻译中也是如此，文化中心的意识使得归化的手法是当时唯一能接受的选择，这种翻译意识直接决定了译者对不同文化的态度，制约着译者的翻译策略。
除此之外，中国重文轻质的文化传统也对翻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就是指文采，即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
质则是实质，即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文与质的关系就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早期的佛经翻译经历了由“质”到“文”的过程。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大多是以说明性文字为主，所以这段时间没有刻意追求文采的倾向。但是中国的士大夫一直对“文采”情有独钟，晚清还是涌现了大量的古文家，主张用典雅的古文文体翻译。可见重文轻质的文化传统在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因素。
三、从中国翻译史看翻译对文化的影响
翻译是文化发展、文化交往的产物，当然也会促使文化繁荣和变异的要素。从中国翻译史来看，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首先，翻译对语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翻译的本质上来说，它就是在语言层面上的相互转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用译入语不能很好的转换的情况。这时候，语言文字就需要扩充丰富。比如现在用的“许愿”、“施舍”等都是来源于佛经翻译的。通过对西方自然科学文献的翻译同样也有大量词汇产生，比如“三角形”、“锐角”“勾股定理”等专业术语。同时，翻译对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佛经翻译活动将印度的佛教思想引入到中国，佛教思想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方面。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让中国的文化变得更开放。晚清的西洋翻译大大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国人由起初的被动接受到主动向西方寻求发展道路，科学、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四、结论与启示
因此，通过中国翻译史上的这三次翻译高潮可以看出，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对翻译有着一定的影响，从中国文化中的中心意识到重质轻文的文化内涵都对翻译过程有着一定的制约，使归化成为翻译的一种常用方法。同时中国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兼容、同化不同文化形态，不断进化、发展。中国文化的每一次重大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翻译，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了解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使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更加考虑语言背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寻求更多的方法来解决文化不可译的问题，克服不同文化背景的障碍。与此同时通过翻译不同的文化，养成我们对于文化的积极开放的态度，使我们的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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